(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北京 100035)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提出是人类由与自然对抗主动走向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性理念转变，生态文明将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时期。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人类活动行为准则，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改变人的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减少经济社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步建立起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人与自然生态保持着和谐、共生的协调状态。

1 生态文明理论产生背景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利用矿物制造系列工业产品的年代。工业产品使世界经济的分布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财富迅速聚集到了以英国为首的少数几个工业大国手中。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创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为工业化国家营造全球市场，转移利润低端制造业的过程中，无意将追求消费工业品的思潮洒向了全世界，进而从根本上引爆了全球工业化、商品化与城市化的浪潮。这股浪潮在使世界大部分人口脱贫致富的过程中，也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推入了全球性阶段。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实现工业化的过程无一幸免于污染，发达国家依靠转移低端产业才根治了污染，后发展国家已无处可转移，显然，目前全球生态环境不足以支撑当今模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必须以新的视角审视我们的经济社会，建立生态环境新秩序，才能支撑人类的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不足以支撑当今模式的经济社会发展。仅15%人致富，已干扰到了全球生态环境，到目前为止，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而且，发达国家依靠转移低端产业才根治了污染，后发展国家既污染不起也无处可转移；对于我国这样环境处于相对劣势的国家，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的制约已上升为发展的主要矛盾。全球性的工业化发展与工业商品高消费所引发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生物圈状况正在失衡、资源能源消耗剧增、人为痕量毒害污染物全球扩散危及生态平衡、人为废物接近失控日趋严重，必须全球共同应对，已刻不容缓。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形态正在发生质变。五千年农业文明古国正在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文明方向大步迈进，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我国在发展中遭遇多方面的平衡问题，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凸显，环境污染问题集中爆发。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成果的分配享受差距过大；正在发展的生产力与人们追求物质文明的速差过大；社会财富增长的有余，社会保障不足。我国的生态环境在现代化建设中先天不足；超常规的快速发展造成了聚集型、复合型、再生型的“中国式”污染；现行环境统计体系低估了我国污染势态，仅部分污染严重的城区污染有所减轻，但污染已在全国范围蔓延，总体趋势在加重，环境应急已变为常态。生态环境成为我国发展的矛盾中心。官员绩效考核是环境问题的最大驱动力；企业利润是掠夺资源环境的基本动力；追富嫌贫的社会心态，使对资源环境的掠夺无孔不入；“传统立法”、“部门定法”、“法不责众”使资源环境被掠夺的状况在呐喊中延续；中国特色的原始性、系统性创新缺位，使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成为现实；COD减排了，但环境质量的效益不明；污染防治的战略被动于发展主流；环境不但成为规范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文明涉及全社会的工作，而是已逐步成为全社会多重利益博弈的重要战场；我国处于快速发展利益博弈期，违法违规、以损害生态环境为手段获利的行为将延续相当长一个时期；产业布局与结构不合理，对环境资源甚为不利的状况，在多重利益博弈下还在发展；我国生态环境管理的高层关系远没理顺，环境保护部小部大责任，扛不动；众多部门各管一摊，拢不齐。

历史的教训、现实的警示都昭示着：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如不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纳入到人类的自觉实践之中，并使之尽快得以改善的话，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会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因此，把自然生态系统纳入到人类实践的自觉规划之中，使其在与人类实践的其他领域相辅相成、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发展成为人类生态结构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的“第五领域”也就是自然而且是必然的了。一种新的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为核心的生态文明的诞生就将是不可避免和历史的必然。

2 生态哲学思想及部分学说生态伦理观

2.1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生态伦理思想与传统自然观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它们都以整体观、联系观和动态观来观察和解释世界，主张“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参”。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始终遵循着这种朴素的系统生态观，并以全面、整体和联系的耦合观点来协调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形成和完善与生产力水平和环境条件相适应的社会系统及其支持体系，把世界万物看作是统一的，互相联系和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联系观、变化观和整体观，对中国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国，“靠天吃饭、靠地立身”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天、地、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历久弥新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对当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儒家生态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是“天—地—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典型代表。儒家思想认为这些因素均属自然，具有相通相融相合之处，即以天、地、人的协调一致为基本出发点，主张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的相通、相类和统一，认为人是天地所生，人与天地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人与万物是共生同处的关系，应该和谐相处，人类作为全球生态系统中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生物种群，与其它生物和环境要素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生态系统破坏了，人类又谈何生存和发展，这与生态学上生态系统的基本理论是吻合的，也与今天所说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的生态学观点是一致的，从而与人类无所不能、人类利益至上的“人类生态中心论”，以及人类“无能”与“无为”的“生态中心论”形成了鲜明对照。

中国传统道家则提出了 “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和生态行为准则，其本质也是把自然(天、地)与人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考虑，强调建立一个和谐协调的统一体，认为应该让自然万物以自己固有的方式生存和发展，不能将人类自己的主观价值尺度强加于自然，让自然万物自由地发展，这也是道家“无为”的态度。道家的老子将一切有悖于“道”或“自然”的行为都列入禁止的范围。他们从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要求人们禁止破坏生态和自然的行为，提出了一些具有自然保护价值的对策，这对今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2.2 西方的生态文明思想渊源

在西方生态思想中，没有关于生态文明的成体系的研究成果，但生态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生态现代化、后工业文明等不同的提法可以认为是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早在1866年，德国科学家海克尔就首次提出“生态学”的概念；1935年，英国学者坦斯勒进而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开始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自然生态学生态环境；20世纪50年代以后，生物学的研究范围日益扩大，给赋予了很多新内容；美国学者查伦·斯普瑞雷纳克认为，代表人类发展未来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寻求超越现代性失败假设的方向，是一个重新将我们的理智建立在身心、自然和地方的现实基础上的方向。她所倡导的“生态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老子关注自然的精妙过程，与孔子强调培养道德领袖及人类对更大的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感有共同之处。俄罗斯学者伊诺泽姆采夫(Vladislav L.Inozemtsev)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敏锐地提出后工业社会的后经济性。他认为，作为后经济社会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是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后工业社会不是工业社会的“量的”扩展，而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重要的历史性转折。他还指出，生态问题的尖锐性大大降低，也是后工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认为，以科技信息革命驱动的第三次浪潮，正在彻底改观建立在工业革命之上的现代文明。这一革命性的变迁已波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从而使一个崭新的文明初见端倪。这个新的文明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以多样化和再生能源为基础的，它为我们重新制定了行为准则，并使我们超越标准化、同步化和集中化，超越能源、货币和权力的积聚化。上述理论和思想也为生态文明理论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3 生态文明理论诞生和发展历程

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揭开了全人类反思工业化发展方式、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历程。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世界各国由此走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环境问题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理论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高潮。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该委员会在其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同年，著名的生态学家叶谦吉先生在全国生态农业问题讨论会上提出应该“大力建设生态文明”，这是“生态文明”这一词组的首次出现。同年4月23日，叶谦吉在《中国环境报》发表了《真正的文明时代才刚刚起步——叶谦吉教授呼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还在其所著的《生态农业——未来的农业》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

1999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在全国绿化委员会第18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巩固成果，加快发展，提高国土绿化水平》报告中，首次提出了“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重要命题。

2003年6月2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这是我们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最早出现“生态文明”一词的中央文件。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理念，“生态文明”被写入党代会报告，标志着生态文明由“语词”及其“理论”向“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和“科学发展观”全面转折，成为时代的转折，历史性的转变。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用独立章节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更加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和目标，以及努力方向。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逐渐成熟和清晰起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了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实施策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开始转向实践层面。

综上所述，国内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已有20多年，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学界在生态文明的宏观叙述及学科层面上有比较详尽的阐释，但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挖掘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路径的探索还不够丰富，尤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的历史时空中是如何“中国化”和“化中国”的，是如何把自身的理论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现实力量的，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还需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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