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建构话语、掌握话语主动权的过程，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建构的三种话语形态。推进改革首先要建构改革话语，通过改革话语阐明改革的必要与可能，指明改革的方向、内容与路径，以消除改革分歧，达成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力量，实现改革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建构改革话语有其内在逻辑，具体可表述为:以批判为起点;以理论为支撑;以实践为基础;以历史为佐证;以国际为参照。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改革话语建构掌握了改革的主导权。

一、以批判为起点

改革是破与立的统一，不破不立，要使破合法、有理，必须使破的对象遭遇合法性危机。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构改革话语过程中，对传统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文化体制及其具体制度进行了客观评价和分析，揭示了传统体制的弊端，彰显了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说:“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就从总体上否定了传统体制，说明了传统体制引发的问题，成为改革话语建构的起点。

在建构经济体制改革话语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1979年3月，陈云在说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指出:“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979年4月，李先念在阐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也说:“在整个经济的管理体制上，总的看来是集中过多，计划搞得过死，财政上统收统支，物资上统购包销，外贸上统进统出，‘吃大锅饭’的思想盛行，不讲经济效果。”②《李先念文选》，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计划太死”“集中过多”，击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要害，由此引出了改革的话题。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在部署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时，也是从系统分析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入手说明改革的必要性。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62，66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及其后果充分暴露出来，改革的必要性也就不言自明。

在建构政治体制改革话语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传统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也进行了客观审视。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邓小平痛陈传统政治体制存在的“五种现象”，不是简单的情绪发泄，而是为了表达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也要改革”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2页。。中共十三大报告在论及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时，一方面肯定中国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另一方面又承认“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一论断，直指政治体制弊端的要害，触及政治体制弊端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就浮出水面。

在建构科技文化体制改革话语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传统科技文化体制存在的弊端同样进行了分析。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应当看到，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科学技术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病，不利于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不利于科学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能力，束缚了科学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的发挥，使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以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⑦《十二 大以来重 要文献选编 》(中)，第562，66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这些弊端是阻碍科技发展的原因，也是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在部署文化体制改革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对传统文化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文化体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不相适应，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与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环境不相适应，与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趋势不相适应。”⑧《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27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四个不相适应”触及了文化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

没有批判，就没有主张改革的理由和空间，也就没有建构改革话语的可能性。正是在批判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找准了改革的突破口，提出了改革的具体主张和措施，使改革成为合理诉求和社会共识。可以说，中国改革话语的建构，是以批判传统体制为起点的。

二、以理论为支撑

改革不仅基于“病理”依据，而且需要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构改革话语时，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寻找依据，以证明改革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支撑改革目的。改革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人在论证这一改革旨趣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应尽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理论为中国共产党人定位改革目的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134页。可见，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目的的理论依据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诠释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对外开放实际上也是一种改革，中国共产党人在论述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相关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随着生产格局的改变、经济规模的扩大，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日益密切，这一论断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1982年1月，胡耀邦在说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④《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11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再次申明:“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80页。如此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引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使对外开放获得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诠释改革方向。推进中国改革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个别结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论及和预设的内容。为此，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为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解释力的理论资源。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917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提出这一研究任务，其旨趣正在突破马克思主义原有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提供理论依据。

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原理或观点支撑具体改革措施。改革开放之初，对于要不要改革争论较少，对于如何改革则充满了争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的分歧加剧、争论增多。为消解分歧、平息争论，最有效的办法是提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如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股份制?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实行股份制?实行股份制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什么样的股份制?上世纪90年代争论颇为激烈。江泽民在说明如何看待股份制的性质时，直接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他说:“不能笼统地把股份制归结为私有或公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三个理论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二是股份制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一种社会资本;三是垄断资本的金融寡头可以通过金融手段，利用股份制控制比自身大几倍、几十倍的股份资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江泽民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股份制是一种现代经济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或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第二，股份制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或资本运作的效率和竞争水平;第三，股份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国家可以通过金融等手段以及公股掺入，控制股份公司。”①《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615—616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股份制的具体观点，为选择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构改革话语过程中，力图证明改革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观点的一致性，通过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支撑改革的合法性，并通过改革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解释力，避免因改革产生意识形态危机，导致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

三、以实践为基础

改革认知来源于改革实践，实践成效是检验改革成败的重要尺度。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构改革话语过程中，善于借鉴实践经验、利用实践智慧，并注意通过实践效果来论证改革的合理性，使改革话语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

一是对实践经验的借鉴。实践经验是经历曲折之后获得的认识，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在建构改革话语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借助实践经验提出改革主张，论证改革举措的可行性。1987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235，382页。中国改革的启动，借鉴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中国改革的深化，升华了改革自身的实践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正是农村改革积累了一定经验，才着手实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5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农村改革经验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话语的建构提供了实践支撑。

二是对实践智慧的利用。人民群众是改革的实践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构改革话语时，善于利用民间的实践智慧，最为典型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话语建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创造和发明，试验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赞有弹，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上升为指导全国农村改革的基本政策。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还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235，38页。中国共产党人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以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作为改革话语建构的母本和素材，可谓“取之于民”而又“用之于民”，赢得了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认同和支持。

三是注意运用实践效果来论证改革的可行性。实践效果如何，是评价改革的重要尺度，也是坚定改革信心、消除改革分歧的重要砝码。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构改革话语过程中，注意观察、总结实践效果，以实践效果支撑改革主张。1980年5月，邓小平在说明包产到户的可行性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这就以实践效果论证了农村改革的可行性，以实践效果回答了对农村改革的质疑。1981年6月，邓小平在谈到农村改革时还说:“这两年我们农业情况比较好，主要是因为政策见效。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扩大生产队、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建立责任制，这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47—7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改革话语建构提供了事实支撑。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说明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时，也运用了农村改革产生的实际效果，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①《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5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在这里，农村改革的效果成为支撑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合理性的依据。在说明为何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注意以实践效果来消除对市场经济的偏见和顾虑。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②《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见，中共在部署新的改革举措时，注意运用前一阶段改革的成果来证明改革的可行性，用事实说话，较之雄辩更具说服力。

实践经验、实践智慧、实践效果为建构改革话语提供了重要资源，以实践为基础建构改革话语，既彰显了改革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也使改革话语建立在更为可靠的基础上，易于赢得全党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四、以历史为佐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历史，对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结合历史来建构改革话语，能增加改革话语的历史厚重感，强化改革话语的解释力，使改革话语富有历史底蕴和历史支撑。

以历史为证阐释从国情出发的改革原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发展基础、人口规模，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从国情出发，依据国情确立改革目标、设计改革方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265，205页。这是中国改革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确保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人在诠释从国情出发的改革原则时，注意结合历史来说明。邓小平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265，205页。中国革命曾经照搬外国经验，走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没有成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曾经照搬苏联模式，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因此，“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265，205页。结合历史经验，从国情出发推进改革的基本原则也就不难理解，也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

以历史为基诠释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近代中国的历史，是道路选择的历史，资本主义道路曾经实践过，但没有成功，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在建构改革话语时，中国共产党人回顾总结了这段历史，以此论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邓小平说:“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265，205页。应当说，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从历史的回溯中不难找到答案。

以历史为例说明渐进式的改革策略。中国的改革涉及观念变革与利益格局调整，牵涉面广、难度大，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稳步推进。“大跃进”急于求成，结果使中国经济建设遭遇了重大挫折;欲速而不达，这是新中国历史留下的教训。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04页。这是总结新中国经济建设经验作出的理性选择。邓小平在谈及改革问题时也说:“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253，375，64，90，90，139 页。结合历史来说明渐进式改革策略，也就易于理解和接受。

以历史为证说明反“左”防右的改革立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伴随“左”、右的干扰。“左”主要表现为留恋传统体制，对改革否定多、肯定少，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归因于改革本身;右主要表现为以新自由主义作为中国改革的理论支撑，力图通过移植西方道路、理论与制度西化中国。在说明既要反“左”也要反右的改革立场时，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了历史经验。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之后，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253，375，64，90，90，139 页。“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253，375，64，90，90，139 页。历史启示，只有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才能取得改革的成功。

以历史为据诠释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的内容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在说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时，多次运用近代中国闭关锁国导致落后的历史事实来佐证。邓小平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⑤《邓小 平文选》 ，第3卷 ，第202，253，375，64，90，90，139 页。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于闭关锁国导致落后的历史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释。他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253，375，64，90，90，139 页。闭关锁国导致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彰显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经历了曲折过程，邓小平对此也进行了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253，375，64，90，90，139 页。上溯明清、下及改革开放前的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就难以发展，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有历史为证，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也就显而易见。

现实由历史发展而来，尊重历史、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成熟的表现。借助历史经验建构改革话语，使改革话语获得历史的支持，有助于减少改革话语建构的阻力，也有利于改革话语的社会传播。

五、以国际为参照

中国改革既要立足国情，又不能排斥域外经验。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合理借鉴域外的发展经验，可以缩短中国改革探索的时间，避免改革偏差的发生。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构改革话语时，借鉴和引证了域外经验，这些经验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经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经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改革富有启发性。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253，375，64，90，90，139 页。邓小平肯定新经济政策的缘由在于: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与做法，如以农村为突破口、利用资本主义、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商业与商品交换、允许自由贸易搞活经济等，对于中国的改革颇具借鉴意义。胡耀邦在说明如何引进外国资金时也指出:“苏联在半个世纪以前，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遵循列宁的方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就搞过租让制。租让制企业，多的时候达到二百多个，利用外资达到几千万金卢布，胆子相当大!”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118—1119页。租让制是列宁关于苏俄经济建设的重要设想，根据这一设想，苏俄可以把一部分自己暂时无力经营的企业出租给外国资本家，让其到俄国来经营，把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生产技术带到俄国。在苏俄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租让制并没有得到多大发展，但为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提供了思路。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验。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三百多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的改革同样具有借鉴意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17，240，377页。通过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比较，实际上说明了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在选择政治体制改革路径时，中国共产党人善于通过比较说明改革的方向，以避免中国改革步入误区。邓小平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17，240，377页。明确中国民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差别，也就明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20世纪下半叶东亚的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其发展经验对于中国改革更具借鉴意义。1982年1月，胡耀邦在说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时指出:“当代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也许只有极个别的国家除外，都把对外经济关系问题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许多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甚至把它放在生死攸关的地位。”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112页。这就借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从总体上说明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在谈到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可能性时，邓小平例举了新加坡的经验。他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9页。新加坡引进外资的做法，对于中国的改革无疑具有启迪意义。在说明引进技术的必要性、可行性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参考了日本的经验。日本是世界上最善于采借的民族，在引进的基础上，实现突破和创新。邓小平明确表示:“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引进技术，自己制造。”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57页。陈云也说:“引进先进技术比引进先进设备重要得多，设备我们可以自己造嘛。日本也是引进先进技术，引进以后把它加以消化，再加进一点自己的东西出口。在这方面，日本做得最好。”⑥《陈云文集》，第3卷，第5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是建构改革话语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谈到发展速度时，邓小平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17，240，377页。东亚经验说明，中国在一段时期保持较高发展速度是可能的。

参照国际经验建构中国改革话语，既使中国改革话语具有国际视野、世界眼光，也有利于中国改革话语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中国改革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

改革话语的建构，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与外域多元素的交织、多维度的聚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添了新的理论形态。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话语不仅是一种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改革话语建构掌握了改革的主导权，引领了中国改革的方向，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热情，使自上而下的改革，获得自下而上的配合与支持，成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