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三大政策导向辨析

2014-04-01张亚群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1期

张亚群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厦门361005）

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一项基本制度，其政策导向影响广泛而深远。过去十年中，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和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需要，教育部和各省市区出台了自主招生、分省命题、高考科目改革、异地高考等政策。最近，中央和一些省市开始制定高考改革新举措。这些政策导向与基础教育发展、教育与社会公平、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密切相关。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视角，深入探析高校自主招生、高考分省命题和高考科目改革的三大政策导向的得失影响，为高考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一、自主招生政策导向再认识

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定位，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难题。自2003年教育部批准22所“211工程”院校试行自主招生以来，教育部不断调整自主选拔的政策定位，扩大试点类型与范围。至2012年，此类试点高校已达90所，累计实际录取10.7万人[1]。此外，还有更多的高职院校实行自主招生。这些改革取得了不少有益经验，但也出现一些困难和问题，其中，自主招生的价值导向最为根本。

自主招生是选拔“偏才”、“专才”，还是选拔“通才”？高考降分录取是否损害考试招生的公平性？这类问题与自主招生改革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作为考试评价的重要方式，自主招生具有自身的目的性，体现了特定的价值取向。推进自主招生改革，需要以“全面发展”、“公平性”和“规范化”为导向[2]。

2003年3月，北京大学首次公布自主招生简章，明确界定这项改革的宗旨和原则是，“为全面贯彻素质教育精神，积极推进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逐步改变以高考分数为唯一选才标准的高考招生制度，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2004年的自主招生简章重申，选拔“特长突出、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清华大学2003年的自主招生指导思想是，通过“以文化课考试为主，多元化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择优选拔在文艺、体育、美术特长生及文科优秀生[3]269～270。次年，选拔范围扩大到在科技发明方面有突出特长和培养潜能、理科优秀生和综合素质突出者。2007年其自主招生进一步扩大外语、国防生和定向生及七类体育特长生。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自主招生的侧重点前后有变化。2005年教育部要求试点院校，通过自主选拔录取，“切实选拔综合素质高、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的人才”。2011年则变为“选拔学科特长以及全面发展且具有创新潜质的人才”。2013年4月，教育部制定《关于进一步深化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将自主招生定位于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媒体评论：“这份《指导意见》是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十年探索的总结和提升，也将是未来自主招生考试变化的风向标。”[4]

由上述可见，自主招生的价值导向，逐渐演化为选拔“特长生”，这也是多年来自主招生改革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突出印象。艺术、体育、“奥赛”等特长生成为自主招生院校争相招录的对象。实际上，这种以选拔“专才”为导向的自主招生，并未真正体现自主招生的应有价值，反而助长了片面“应试”风气。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自主招生的理解过于狭窄和功利化。从价值取向来看，自主招生不应只是为了选拔特长生，而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导向，促进中等、高等教育的有效衔接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首先，我国教育方针和教育发展战略将人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为自主招生改革确立了宗旨和方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为了积极引导和切实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发展，迫切需要变革考试评价导向，建立自主招生新机制。一方面引入多元评价理念，注重发展性评价，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另一方面，逐步建立招生多元评价体系，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其次，以“全面发展”为招生导向，有利于衔接普通教育的培养目标。普通教育旨在传授普通文化知识，陶冶情操，培养健全人格和全面发展的社会公民。现实中由于受升学考试的潜在影响，中学教育的重心往往沦为培养“考生”，偏离了既定的教育目标。当今高中教育分科过早，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不利于大学阶段的素质拓展；而大学招生选拔标准过窄和功利化，则阻碍普通教育的全面发展。

为了矫正这种弊端，需要改变高校招生选拔标准过窄和功利化的导向。高中阶段应实行完整的普通教育，减少过早分科导致的知识、能力欠缺，注重“通才”标准，促进普通教育的全面发展。大学自主招生应加强与中学教育评价的交流互动，从学生潜能培养与长远发展出发，按学科大类招生，引导中学生提升基本文化素质[5]。

最后，招收“全面发展”的优秀生源，切合高校变革培养模式、培养创新人才的现实需要。为了培养拔尖人才，提升学术竞争力，一些重点大学积极扩大招生的专业口径，试行通才培养模式。实践证明，文理知识全面，综合素质优异的学生，更利于发挥创新潜能。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要求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制定相应的人才选拔标准，增加入学选择性。这也为“全面发展”的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公平性是自主招生的基石。公平竞争与公正取才是选拔性考试的基本要求，也是衡量招生考试制度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准。试行自主招生改革十余年来，普通高校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录取率逐年攀升，而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的入学考试竞争依然激烈。在国家统一招生考试的基础上，高校自主招生选拔的方式、标准与途径呈现多样化趋向。但不论采取何种选拔方式，都应坚守公平竞争原则，这是自主招生改革的又一重要价值取向。自主招生既要满足高校的选才要求，也应兼顾国家与社会的根本利益。在选拔标准、文化导向、考试科目选择和招生范围等方面，体现高校、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

与统一高考招生相比，自主招生标准多元，灵活性大，有利于选拔不同类型的人才，但其可比性小、公平性弱、社会认可度低。自主招生改革对选才观念与高考招生体制产生一定冲击，对专门人才培养、基础教育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但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等方面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自主招生的选拔方式与标准，主要体现城市教育的导向，忽视了农村教育实际，使农村考生处于劣势地位。在招生指标的分配上，偏向重点中学，忽视普通中学。由此扩大了重点高校招生的社会阶层差距。这些问题已引起大众媒体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关注，政府和高校开始调整政策导向。近年来，一些部属重点大学加大对中西部中学和农村考生的政策倾斜。清华大学将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2000多所县级及以下中学展开“自强计划”的选才[6]。北大在自主选拔初审、复试等环节，对农村户籍考生单独划线、录取，最终录取候选人中，农村户籍考生达20.7%[7]。教育部等五部门自2012年联合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2013年招生数，从上年1万名增至3万名。教育部大力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城市薄弱学校的师资建设与物质保障，改善其办学与学习条件，提升农村和普通中学的学业水平，以扩大自主招生选才面。

自主招生既是民事法律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应坚持“规范化”的价值取向，以制度作为根本保障。推进自主招生改革，需以法治为保障。自主招生竞争程度与高校的知名度、办学水平成正比，越是名校，报考人数越多，办学者自主选拔的难度就越大，社会关注面也越广。为此，在推进考试立法及相关教育法制建设过程中，应加强自主招生的社会监督。自主招生改革，应以一定方式事先征询公众对其招考方案的意见，提前公布报考条件、考试科目与选拔标准；自主选拔程序与过程应公正公开，选拔结果定期公示，接受社会和大众传媒的监督。明确自主招生的分工职责，加强考试安全管理，防止招生舞弊。

自主招生引入中学推荐、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应以高度的社会诚信为基础。为此须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保障制度，有效防范教育教学评价和招生推荐中的弄虚作假行为。事实表明，缺乏诚信保障的综合素质评价，往往为造假者打开方便之门，最终受损的还是自主招生体系。

就自主招生评价主体而言，高校和中学均应加强评价标准、测量方法和招生管理的规范化建设。在建立、健全招生综合评价保障机制的前提下，高校自主招生应逐步走向多元化。全国（或分省）统一招生考试作为专门的考试测量，发挥公平、公正检测考生学业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功能。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单位，具有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培养目标制定招生标准，自主招生的权力，可适当增加必要的考试测量环节。中学作为考生的来源地，具有客观评价学生平时成绩与表现，推荐优秀考生的职责和权利。各方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共同保障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

值得指出的是，自主招生不能完全等同于“破格录取”。各校应依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培养目标和办学条件，确立相应的选才标准与规格，而不是降低选才标准。降分录取须有一定限度，过“度”招生，不仅损害考试公平原则，而且会走向选才反面，不利于自主办学。

二、统一命题与分省命题之权衡

命题是高考的首要环节，它不仅决定考试的质量，而且与考试公平、试卷安全乃至考试的“话语”权密切相关。恢复高考30多年来，高考模式几经演变，形成当今“分省命题”与“统一命题”平分秋色的格局。随着高考命题权下移及“异地高考”问题的凸显，分省命题的利弊、存废之争再次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8]。对此，我们须澄清认识，权衡两者得失，以扬长避短，完善高考命题制度。

1.应全面考察和剖析分省命题的出发点及其限度。

说起分省命题，一般认为始于1985年上海自主命题。其实，在高考史上，1958年、1977年、1978年就实行过分省单独命题。若撇开历史偏见，科举时代的“乡试”才是分省命题的真正起源。虽然两者的出发点与归宿、命题内容与方式存在巨大差异性，但在分省命题考试上并无二致。2002年北京高考开始自主命题。2004年起，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山东、安徽、江西、四川、陕西14省市相继自主命题。如今高考分省命题已扩大到16省市，对当地基础教育与高校招生产生广泛影响。

近年来，分省命题改革的出发点主要有三方面，即注重地方教育差异、分散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的管理风险及适应新课程改革。上海、北京自主命题的初衷，既是适应本地经济、教育、文化发展需要，发挥地方教育优势，也是对统一高考下外省考生抨击“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的一种回应。其后，随着高科技作弊威胁的加剧，分散高考泄题风险，成为扩大分省自主命题范围的又一重要动因。同时，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为“新高考”分省命题提供了契机。

现有的分省命题，大多只命制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或两科）的高考试题，其他科目仍使用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的试题。尽管如此，作为考试权力下放的重要形式，此举突破高考全国一份卷的局限性，促进了命题方式多样化。这有利于高考改革因地制宜，服务本地经济、文化发展和地域课程建设，推动了命题省市与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合作与竞争。

另一方面，受主客观条件制约，这项改革存在明显不足，产生了新的问题。第一，高考命题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高质量的命题需要相应的人力、智力和财力投入。分省命题不仅增加命题成本，试题质量也参差不齐。一些高等教育欠发达、考试理论与技术研究薄弱、命题队伍建设滞后的省区，实行分省命题后得不偿失。有的省份在命题材料、试卷结构、难易度分布的科学性及评分标准的准确性、全面性上出现问题，对考试公平及中学教学产生负面影响。第二，高考命题权分散，虽可降低全国性泄题风险，但总体而言，参与命题人员增多，保密难度加大。如果说全国统一命题存在一定的泄题风险，那么分省命题的泄题风险成倍增加，防范泄题的压力并未减轻。第三，分省命题的客观结果，使得这些省市的高考成绩不具可比性，既不利于评价各省市间基础教育的质量与水平，也加剧了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难度。分省命题之弊，于此可见一斑。

2.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加强高考命题机构的科研开发。

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例，两国均为联邦制国家，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各异，却殊途同归，发挥各自的选才功能。

美国大学招生没有分州命题，而是由各校自主选拔，参考全国统测成绩。由于各州教育制度和学业评分标准不统一，若仅凭中学成绩并不能判断出一个学生的真实水平，因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先后产生两大统一考试机构，即“学习能力倾向测验”（英文简称SAT，1926年由美国东部一些高校组成的“高校入学考试委员会”开始举办，1947年改由教育考试服务社承办）和“美国大学测验”（英文简称ACT，1959年由美国高校测试中心开始举办）两种全美大学入学考试体系，作为大学招生依据之一。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招生理念：前者将智力测验运用于大学招生选拔，后者强调学生对中学课程的掌握[3]121。1996年，ACT改为国际化考试服务公司，扩大业务范围，服务对象除了大学，还包括中小学及其他机构，除了传统的考试外，还扩展到更为丰富、多元的教育评价服务。

澳大利亚没有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但各州有统一的招生考试机构，为申请入学者和高等教育机构公正、高效、公开和负责任地办理申请和选择程序。进行学域排名，测量学生在某些学习领域的成就，强调特殊的知识和技能。各州大专院校招生，按考生申请的学科录取，不按总分排名。从企业用人标准来看，跨州学生水平缺少统一的人才衡量标准，不具可比性。因此，近年来，该国企业界积极推动统一招考，要求建立统一的用人标准。另一方面，建立这样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也符合联邦政府加强自身权力的现实需要[3]357～360。

在防范大规模考试作弊方面，美国“教育测验服务社”（ETS）提供了有益经验。它承办全美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并在海外各国各地区举办TOEFL、GRE等大规模教育考试，承担保证每份考卷安全、准确发送到各考点的繁重工作，面临各种高科技作弊的挑战，但迄今并未因为要防范集体作弊而将SAT考试改成分州命题，或废止统一的标准化教育考试[3]233。究其缘由乃在于，专业化考试机构的统一命题，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

3.从高考命题改革导向来看，分类统一命题更为科学。

高考的首要目的在于为高校选拔优秀新生，维护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从考试技术层面看，在现实社会环境下，相较于分省命题，由国家统一命题在整体上水平更高，更易于保障考试安全，考试结果也更具可比性，更利于保障考试公平。同时，遵循首重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逐步调整部属高校招生指标投放的不均衡状态，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缓解招生区域不公平问题。为此，应以分类统一命题为基础，缩小分省命题的试点范围，构建多元化的高考评价制度。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适应分层分类考试的现实要求，建立不同于普通高校本科招生的高职招考命题系统。2013年4月教育部颁布有关文件明确提出，高等职业院校要逐步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分离，重点探索“知识+技能”的考试评价办法，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样化入学形式[9]。其核心环节应是改进和探索高职招生命题方式，发挥统一考试与自主招生的积极功能，建立和完善多样化的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方式。

二是契合自主招生改革，探索新的分类统一命题方式，推进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探索实行高水平大学联考。”一些自主招生试点院校，建立“北约”、“华约”、“卓越同盟”等联考形式，实行联合选拔。尽管其命题导向尚需改进，但联考趋向值得肯定。它打破了高校与省域的局限，为考生公平竞争、高校自主招生提供更广的选择空间。

三是引入全国统一的学术能力测验，提升高校招生效度与信度。1923年燕京大学招生考试，率先实行普通智力测验，比美国SAT考试早三年。这一考试测量方法，为齐鲁大学等国内高校所借鉴，产生重要的教育影响[10]。当今中国台湾地区所实行的“多元入学方案”，其中“学科能力考试”，也具有类似的性质。这就启示我们，应借鉴考试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以统一考试为基础，采用智力测验的方法，更好地为高校选拔人才服务。

三、高考科目改革新举措分析

考试科目设置及分值调整是高考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高考政策的重要导向。继本世纪初推行高考“3＋X”科目改革之后，2013年10月，北京市率先公布高考改革新方案（征求意见稿）。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这些改革内容是教育规划纲要的延续和发展，反映了今后高考改革的基本政策导向，我们对此需要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

首先，高考改革以“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为总体目标与基本原则，适应了人才选拔与培养的现实需要，具有客观必然性。

这是因为，招生与考试是既密切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两个环节，二者的目标与职能不尽相同，由高等院校及专业考试机构分别承担，有利于扬长避短，发挥各自优势。高校根据培养目标，确定招生标准，指定考试科目，选择和委托专门的考试机构，代为组织命题，实行统一考试。考试机构承担测量、评定考生知识、能力的工作，考试成绩供招生院校使用，选拔合格人才。政府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和社会舆论对招生考试、录取环节行使监督职能。“这一招考方式既体现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也是社会分工和考试专业化的普遍要求，因而更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3]116。

其次，推进“全国统考减少科目”及“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作为探索“招考分离”步骤之一，其出发点在于减轻高考压力，增加考生的选择性，但其实施需要配套改革。

一般而言，高考属于高学历、选拔性考试，为考生、家庭、学校和社会普遍关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考生升学选择性增强，但名校和热门专业的招考竞争依然激烈。只要有考试竞争，考生的学习负担不可能完全减轻。就如同体育竞技一样，单项比赛与十项全能比赛，竞争一样激烈。学校教育考试竞争过于激烈，不利于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不利于贯彻素质教育的战略方针。这不仅需要调整基础教育发展战略，淡化中小学考试竞争，更多关注学生人格培养和全面发展，还须切实提高各类高校办学质量，满足各类人才培养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高考减少科目改革，应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同步推进，否则很难真正降低考生的考试负担。

第三，这项《决定》有关招考改革政策，解决了此前悬而未决的“高考文理分科问题”，对于基础教育全面发展和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变革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高考文理分科问题由来已久，受高校分科选才、人才培养模式、学生个性特长及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等因素影响，过早、盲目分科都会带来负面影响[11]。目前文理分科的弊端，主要在于导致学生知识、能力的欠缺，不利于文化素质教育，阻碍创新人才的培养。高考如何实现“不分文理科”，尚需进行更为细致的实施方案论证和试点。一方面，高校须改革和完善招生标准，注重学生文化科目的均衡发展，以引导基础教育教学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减少高考统考科目，完善高中会考制度，矫正普通教育偏科弊端，分解考生的集中考试负担，为学生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上述改革政策的落实，需要制定相应的措施，北京市在这方面率先试点。其高考改革新方案规定，自2016年起，调整高考三科分值。将英语分值由150分降至100分，并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考试；语文分值由150分增到180分，文理科综合从300分调至320分。高考语文和英语科分值的升降，及试行英语社会化考试，成为这次科目改革的亮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就教育与文化导向而言，这项改革旨在矫正中学语言文化教学的失衡状态，使普通教育教学重归理性，有其合理性。

从高考科目演变来看，三十余年来，英语在高考中地位后来居上。恢复高考头三年，英语不是必考科目，只是作为重点大学招生参考，但不计入高考录取总分。之后，随着中学教学课程的发展，英语在高考中的权重不断增加，逐渐取得了与语文、数学平起平坐的地位。高考对英语的重视，反映了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促进了中学英语教学的规范化和普及化，提升了中学生的英语阅读水平。

另一方面，学生对高考英语的重视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中文。近些年来，不少大学生的中文写作水平明显下降，往往词不达意。笔者在采访中提出，“目前高考中，英语的地位有些过了”、“母语都掌握不好，还怎么能学好外语？”[12]为了矫正弊端，弱化英语、提高母语分值的做法，不失为是正确导向。此外，高考以英语科目改革为试点，也是与这一科目考试特点及国际化程度相关。英语水平化考试较为成熟，易于推广。

北京市率先实行调整高考科目分值，是与其在全国的教育地位分不开的。在高考改革探索中，北京作为首都责无旁贷，对于全国高考改革产生示范效应。这一改革也与其教育发展状况有关。近五年来，北京高考的考生数量逐年下降，出国留学比例逐年增高。在教育资源方面，北京的教师队伍整体水平较高、教学条件较好、考生规模小。“如果有什么问题，易于调整，相对于高考大省而言，影响的人数会比较小”[13]。同时，高考科目分值的调整，反映出教育指导思想的转变，颇具积极意义。降低高考英语分值，并不意味着英语就不重要了。语言本身不应是学习目的，学习英语是为了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为了交流，因此，需要端正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的指导思想。语文分值的增加，也是希望引导学生注重本国语言文字的运用和历史文化的学习，绝不是要机械地增加应试内容。

当然，英语变为社会化考试之后，这一社会化考试的组织主体是谁，是否具有权威性，所使用的试题和测试结果是否具有相应的效度和信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以高考为例，无论大众对高考有怎样的指责，但总体上而言，高考确是测量考生学习水平的有效手段，为高校选拔生源提供了高信度的依据。北京高考英语分值降低，但仍属于高考的一部分，那么社会化考试的英语测验，也理应具有高考这样的效度和信度，这些无疑需要北京市相关部门作出更多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高考方案公布后，在大众传媒中引发连锁效应。有的人呼吁“数学滚出高考”。当然，这种偏激观点立即受到学者的批驳[14]。实际上，对于数学学习功用的质疑，多年前就已出现。我们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数学教学。数学在提升人类的科学精神，丰富人类语言系统，拓展人类理性思维，开发人类大脑功能，陶冶人类审美情操诸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以取代的功能[15]。当今数学高考及中学数学教育的问题在于，应根据不同类型、层次高校招生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数学科目要求。在整体上，降低中学数学难度，强调学习方法的培养，减轻学生考试负担。

总之，对于高考科目变革，我们应作理性分析，客观评价其作用与影响。高校招生和考试测量，都是社会活动，必然受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推进高考改革政策，需要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只要政策、措施得当，高考改革就能够达到预定目标。中央“八项规定”实行后，社会政治风气为之一变。高考科目改革也是如此，必须辅之以法治建设。只有强化法治和诚信机制建设，才能保障高校招生考试的公平与效率。

[1]教育部.自主选拔试点高校达90所录取逾10万学生[OL].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3/04－01/4692760.shtml.

[2]张亚群.自主招生改革的价值取向[N].光明日报，2013－01－16（14）.

[3]张亚群.高校自主招生与高考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任梦真.自主招生风雨十年：考试科目瘦身评价标准细化[N].京华时报，2013－04－23.

[5]张亚群.大学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的特殊形态[M].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6]余靖静.清华大学：2000多所贫困地区中学被纳入自主招生选才范围[OL].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2－11/19/c_113727944.htm.

[7]李江涛.北大加大对中西部等地区考生录取倾斜力度[OL].http：//edu.people.com.cn/n/2013/0722/c1053－22284020.html.

[8]张亚群.分省命题的利与弊[N].光明日报，2013－06－19（14）.

[9]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258/201306/152732.html.

[10]张亚群，虞宁宁.燕京大学自主招生的特点及其借鉴意义[J].高等教育研究，2013，（4）.

[11]张亚群.文理分科不应“文理分家”[N].光明日报，2009－04－22（11）.

[12]韩琨.乱花迷眼：探索中的高考改革[N].中国科学报，2013－1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