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　李莎

摘要：文言话语霸权与白话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文言话语霸权统治着文学领域，并且对白话文学的发展进行压制，极大地阻滞了文学的发展。而在文学的现代转型后，白话话语霸权反过来取代了文言话语霸权的统治地位，令现当代文学史变成了残缺的文学史，现当代的文言文学及古体诗词被打入冷宫，长期不被现当代文学史接纳，陷入了生存困境。文学史上的这种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甚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话语霸权的危害性，打破一家独尊的话语霸权，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反对偏激的话语霸权，促成多元共生的学术话语新格局。

关键词：文学史发展；文言话语霸权；白话话语霸权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1-0124-05

一、文言话语霸权下的古代汉语文学

事实上，文言话语在中国古代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换言之，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汉语文学，是在文言话语霸权的大背景下存在的。

文言话语霸权的确立大致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自秦统一后，文言作为官方书面用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文言话语的霸权地位绝非虚谈，而是有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作为其坚实的后盾。从《诗经》到《楚辞》，从《论语》到《庄子》，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五部史书，古人包罗万象的文化遗产都凝结在了文言文之中。

而文言话语霸权在古代的形成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儒家思想与统治阶层的共谋。具体表现在“宗经”传统和“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影响。“宗经”的思想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早在《汉书》中便已有“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之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宗经”之要旨，并将其作为论文之关键。“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指出圣人经典是文章的最高典范，也是后世文章的源头。儒家话语掌握着中国古代主流的话语权，而儒家话语的主要建构方式就是“依经立义”，“综观中国历代学术的发展，尽管条流纷糅、学派林立，但无论经学、玄学、理学、心学、朴学，其最根本的意义生成方式都是依经立义，就是宗经”。文言话语作为儒家元典的载体，其霸权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文言话语霸权的确立和“宗经”、“依经立义”文化规则的确立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第二，文言系统本身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文言作为书面语，其话语系统的稳定性首先源于其完备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不随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此外，文言简练，具有“文约而意丰”的特点。短短数语便能包涵深远的意蕴，这与中国古代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方式有关，因为“强调意义的不可言说性始终是中国文化一个潜在的、深层的文化规则”。再者，在古人眼里，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是最为典雅的，是上层阶级的话语方式，而白话一类则落人俗流，成为市井之言。这种文言之为“雅”，白话之为“俗”的文学观念和价值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文言话语的霸权地位。第三，文言话语作为官方的思想文化形态，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从古人物质生活到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文言话语传递着“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等观念，成为巩固统治的工具。《文心雕龙·原道》中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认为“文”之功用便在于阐明道义、弘扬教化，而这正是统治者顺民抚民所需。统治阶级将“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通过文言的话语方式深深植人民众的意识形态中。在教育上，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以文言的方式，对学生自幼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在人事上，以科举制度作为官员选拔方式，使文言成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总之，统治阶级以多种途径使得政治权力与文言话语权力捆绑一体，成为文言话语霸权的强大支柱。

此外，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侵扰。西方话语在近现代时期才得以涌入国门，在此之前文言话语的霸主地位极少受到外来因素撼动，自然得以巩固。

中国古代是文言话语霸权的天下，但作为非主流的白话并非不存在。那么在此背景之下，白话文学的势力又如何呢？胡适曾以《白话文学史》一书专为白话撰史，给予白话文极高的评价，还在《自序》中将其定为中国文学史正宗：“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固然，这一研究方式未免有失偏颇，但也确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此仅举出唐代的白话诗派和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为例，说明文言话语霸权下白话文学的成就。

说起唐诗，人们大多知道有边塞诗派、山水诗派，却往往不知道还有白话诗派；当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基本不谈白话诗派。其实，白话诗是唐代文学的一个很有成就的诗歌流派。四川大学项楚等著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一书，对研究唐代白话诗派作出了重要贡献。书中指出，白话诗派“有着自己的渊源和形成发展的过程，有着共同的艺术和思想传统，并且拥有以王梵志和寒山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诗人。从思想上看，它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白话诗派的代表人物王梵志，一生创作了大量白话诗，在民间广为流传，尤为受到僧众的喜爱，而他本人却身世叵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谜。他的白话诗大多从现实生活中取材，描绘了时人的世俗风情，浅显风趣却巧含哲理；也有相当一部分诗作以佛教内容为题材，以宣扬佛学教义。如《梵志翻着袜》一诗：“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整首诗语言纯净、质朴，以一件再小不过的“翻袜”之事引发思考，从中体现出诗人不趋于世俗之流、放任自然的佛家心性。

虽然以王梵志、寒山等人为代表的白话诗派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但是，并不代表白话诗派在文学史上具有与其相应的文学地位。王梵志的诗在后世逐渐被遗忘，在以后编写的《全唐诗》中只字不提，直到敦煌藏经洞发现其诗本才得以被世人再次关注。寒山的诗歌同样没有在正统文学中留有席位，中国文学正史上对其毫无记载，实在令人叹惋。白话诗派不入史、地位低下，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本在于文言话语霸权的统治和儒家思想的主导，对于白话话语和佛教思想都具有本质上的排他性，因此白话诗派不可能“人流”，注定要被文学史所忽视。

再说明清白话小说。追溯起来，白话小说自宋代便已开始成型，到了明清时期白话小说达到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受市民阶层的欢迎，势头已盖过同时期的文言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根据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对明清小说的介绍分类，明朝时期的小说大致可分两大主潮。一是神魔小说，以《西游记》、《封神榜》等为代表，主要是讲神魔之争的传奇故事；一是世情小说，以《金瓶梅》最为著名。而清朝时期的小说则分为四个派别，一是拟古派，如《剪灯新话》、《聊斋志异》；二是讽刺派，如《儒林外史》；三是人情派，如《红楼梦》；四是侠义派，如《三侠五义》。在这些小说类别之中，可见白话小说已占据绝对比例。清朝的拟古派中有文言小说，但却“并没有什么好成绩，学到的大抵是糟粕，所以拟古派也已经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脚下了”。从以上列举的白话小说足以看出明清时期白话文学的成就之高。

明清以来白话文学日趋繁盛，明清白话小说成就很高。逐渐被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人士所接受和认可。然而，在文言霸权下，白话文学却依旧没有地位。比如《金瓶梅》的作者为了不让世人得知其真实身份，仅以“兰陵笑笑生”自称，由此造成作品虽然传世，作者却不敢露面的尴尬境况，令后世之人考证良久。究其缘由，与小说自古以来地位低下，徘徊于文学边缘，作者不愿意署其真名密切相关。白话小说作为小说虽然创作之风日盛，但依然是“俗”文学，难登大雅之堂。文言话语霸权依然统治着以士大夫之流为主的文坛，并压制着白话文学的创作，这些都给中国古代文学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

直到科举制度被废除，文言话语霸权才寿终正寝，五四运动高举反文言霸权的大旗，白话文运动开始兴起，文言话语不可避免地衰微，文言显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将被呼之欲出的白话话语所取代。而中国文学也随着话语霸权的改变而进入新的历史纪元。

二、白话话语霸权下的现代汉语文学

应当说，以白话为基础的现代汉语文学是由以文言为基础的古代汉语文学发展而来的，与其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然而翻开各类现当代文学史，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言文学被各类文学史扫地出门，淡出人们的视野。各类现当代文学史将当代人创作的文言文学、传统旧体诗词通通拒之门外。从此，中国文学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文言话语霸权转变为白话话语霸权。这种现象是意味深长的，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

1980年代之前，如王瑶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主要以政治为叙述维度的文学史中，现代文言文学因其政治身份上的“不合时宜”，不得被收录其中。而到了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上联名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提出文学史编写的新构思，要把文学史从政治的维度中独立出来，要编写“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以这篇文章为开端，学界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并编写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史作品，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洪子诚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但在卷轶浩繁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中，却无一例外地鲜见文言文学的身影。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就以“文学的现代化”作为叙述的门槛，将文言文学挡在了文学史的门外，在整本书的三编二十九章中几乎不作讲述。诚然，现代文言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这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但文言文学在现当代文学视野中被遮蔽、被忽略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白话话语霸权存在的结果。

白话话语霸权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确立新思想文化统治地位的需要。语言与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一方面，人创造了语言，并运用语言来认识事物、进行思考：另一方面，语言也是一种系统，具有其思想体系，人只能在这种思想体系的框架内进行思维活动。因此，语言的变革，新的话语方式的建立，对于思想文化的转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此同时，在“打倒孔家店”、“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声中，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激进的改革者认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于是废文言、立白话的话语霸权争夺战便成为了这场变革的重中之重。

其次，现代白话本身具有较大优势。第一，白话来源于民间，通俗易懂，交流起来更为亲近，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第二，“文”、“言”一致。中国自古以来“文”与“言”使用分离，导致表意上的不便。而白话话语霸权确立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现代白话将“文”、“言”合二为一，真正达到了黄遵宪所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境界。第三，对新生事物的表现力强。文言文使用古语说新事，难免有会意上的隔阂，而现代白话则是用今语说今事，避免了文言文在新时期使用上的弊病。如在翻译文学的问题上，林纾用文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成就虽高，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难免有理解障碍，而包天笑用白话翻译的《天方夜谭》等作品，则更易赢得广泛关注。

再次，是西方话语霸权侵入的结果。五四的革命先锋们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全盘西化”，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为无法调和的二元对立。白话文变革后形成的现代白话与传统白话有根本上的区别，现代白话引入了大量的西方术语、概念和话语方式，在语言系统上深受西方语言影响，在思想上更是从两方大量攫取营养。白话话语霸权在现当代文学确立的过程，也是西方话语侵入中国、确立霸权地位的过程。传统文化受到的压制表面上是来自白话话语霸权，实际上，西方话语霸权才是隐于其后的“黑手”。

白话话语霸权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经过漫长的发展阶段，在新文学变革后最终确立。此后，白话文学迅速在各个方面扩散开来，小说、新诗、散文、戏曲等领域，无一不成为了白话的天下，取得了丰硕的文学成果。而白话话语霸权带来的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文化形态也渗透在现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南内至外巩固了白话话语的霸权地位。

那么，在白话话语霸权的统治下，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言文写作是否就此应该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呢？答案是否定的。文言文书写在现当代文学中依然存在，并且有其独特的价值魅力。

白话文运动中高举改革大旗的新文学家们，大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擅长文言文写作。例如胡适的纲领性文章《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气势磅礴，洋洋洒洒，都是用现代文言文写成的。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和1926年出版的《汉文学史纲要》也是用文言义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后记部分三百零七宁文言不加标点，更是显示了其深厚的文言文功底。鲁迅的文言文名作还有《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人之历史》等。

另外，现代旧体诗词创作更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五四以来新诗兴起，但仍然有很多旧体诗词写作的情况，并且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就诗人而言，新巾国成立之前，就已有大批文人、学者创作旧体诗词。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衡派”诗人，以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为主要阵地，极力捍卫旧体诗词，与新诗阵营展开持久的对峙。另一方面，鲁迅、郁达夫、胡适等一大批新文学家在白话写作之余，也同样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并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在后来的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等革命家也有大量的旧体诗词创作，尤其是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创作，堪称现代旧体诗词史上的一座高峰。新中国成立之后，旧体诗词继续得到发展，在5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的重视为旧体诗词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郭沫若、茅盾、聂绀弩等文学家纷纷进行旧体诗词创作。在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诗歌运动中，更是掀起了旧体诗词民间创作的高潮，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变革之声相呼应，有很多当时创作的旧体诗词被收录在《天安门诗抄》中。此外，民间还有大量的旧体诗社、团体和刊物出现。

现代旧体诗词之所以能在白话话语霸权下生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它继承了文言文优美、简练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审美性和艺术性；二是旧体诗词比较含蓄、私密，成为诗人表达自己真实情感的首选；三是传统文化作为旧体诗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诗人通过旧体诗词写作实则是向内寻求一种民族身份认同，是一种文化上的“寻根”。

然而，虽然旧体诗词拥有大量的创作群体以及很高的文学价值，却不能避免其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尴尬处境。旧体诗词因为其“非现代性”。始终被排挤在文学史的叙述视野之外。虽然陈友康等人认为应该承认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但持反对态度的呼声还是占了上风。如王富仁曾明确表示：“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旧诗词）作为研究对象本无不可，但我不同意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文学地位。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略。”何为文化压迫？笔者看来，这是白话话语霸权在文化观念、意识形态上的体现。

三、对话语霸权的思考

文言话语霸权和白话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存在。从历史的横截面上看，无论是古代的文言话语霸权，还是现当代的白话话语霸权，在其统治的时期，都因为话语背后极其复杂而强大的合力，对另一种话语具有排他性，造成了主流与边缘之别。从纵向发展上来看，白话话语霸权取代文言话语霸权，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话语霸权的盛衰更替也是意识形态、社会情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话语霸权的二元对立和交替垄断对文学，乃至文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首先，就文学而言，文言文与白话文在审美、艺术等方面各有长短，而话语霸权的“一刀切妨碍了文言文学和白话文学的相互借鉴和吸收，这也是文言话语霸权走向灭亡的内部动因。比如古文青文虽有很高的审美、艺术价值，长期独占书面语的鳌头，但它脱离口语，动辄之乎者也、子曰诗云，对知识层次的要求比较高，在经年累月之后也沉淀了不少旧时代的糟粕。如在南北朝时盛行一时的“宫体诗”，堆砌词藻、比附声韵，却通篇只是风花雪月的靡靡之音，实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最为典型的则是臭名昭著的“八股文”，集文言文的弊端为一体，为后人所诟病。在面对这些缺陷时，文言文却固守其“雅”，拒绝吸收白话文通俗晓畅、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成分，从而加速了自身灭亡。白话话语霸权建立之后，则对旧的、文言的东西一并打击，完全忽视了文言文值得借鉴和吸收的闪光之处。当今会文言、懂文言、用文言之人已是越来越少，文言被逐渐束之高阁，步步推入历史的博物馆。吴宓曾就文言的衰亡而疾呼：“是故旧诗之不作，文言之剁废，尤其汉文文字系统之全部毁灭，乃吾侪所认为国家民族全体永久最不幸之事，亦宓个人情志中最悲痛最痛苦之事！”现代白话虽然为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也难免会逐渐产生缺陷。若为了发展白话话语，就反过来对文言话语进行打压，将其边缘化，并且拒绝吸收其优点，则又是重蹈文言霸权的历史覆辙。

其次，就文化而言。话语霸权的存在对文化的传承与多元化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主要是针对白话话语霸权而言的。一是关于传统文化的传承，白话话语霸权的存在，造成了文言话语与白话话语的“断层”，也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即使要有“通变”，也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积累和传承的基础之上，否则失去了民族文化的根基，一切都是架空之谈。文言和白话本是共同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上的，具有本质上的“同根性”。我们几千年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也是通过“文言”与“白话”两条并行之路而源远流长的。难以想象，折断文言文的经脉，我们如何按图索骥地去拾起老祖宗的思想、去呵护传统文化的巨大财富。俗话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言话语和白话话语进行权利角斗的结果，不仅是两败俱伤，且还损伤了二者共有的文化根基，是断然不可取的。二是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受“全盘西化”、“唯科学主义”等极端思想的影响，白话话语霸权在建立过程中，甩开了自身的传统话语，而一味从西方“拿来”，而不看所“拿来”之物——西方话语规则是否符合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发展规律。西方话语霸权在中国的确立极大地伤害了传统文化的话语方式，导致“失语症”的严重后果。“‘失语症的‘语指的是‘话语。所谓话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谈话，而是专指文化意义建构的法则……‘失语指的是失去了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的固有文化规则”。当下，外来事物如潮水般涌入，几乎令人应接不暇，我们若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力作用下逐渐失掉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失掉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如此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当今社会，文化的多样化是不可抵挡的发展趋势，固守霸权主义只能自取文化灭亡。打破话语霸权，拆除潜在的话语偏见，提倡多元共生的话语局面，才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我们必须看到，白话话语霸权依然存在，在其无形的压迫之下，文言话语的脉搏日渐衰弱，这将是传统文化无法挽回的一大损失！诚然。这当中所蕴涵的历史必然因素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但我们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肯定现代文言文的存在价值之后，更要通过各方途经维护其生存领域，保护这条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血脉。防止白话话语霸权的势力扩张对其造成更大的不可挽回的伤害，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中国要走文化强国之路，必须纠正偏执的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