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旭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872)

2011年正式实施的《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是中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重要法律成果，也是关于文化市场领域政府有效管制的顶层设计。尤其是这部规章将很多行政法学的学理思考第一次转化成制度设计，如委托执法模式、协作执法模式等，丰富了传统停留在《行政处罚法》阶段对于综合执法的认识。①然而，法律条文只是描述和规定了综合执法的各种模式，但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文化市场执法领域确立综合执法机制，需要在学理上予以明确;各种模式在学理上彼此的制度差异，则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彼此的实践逻辑和制度原理，如此才能更好指引实践，并行不悖地发挥各自的制度功效。同时，立法文本白描式的规定也容易遮蔽文本背后实践中的一些综合执法具体问题，也需要我们进一步予以揭示。因此，本文要超越《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的文本规定，更多去探讨文化领域综合执法机制的一般性和原理性的问题。

一、确立综合执法模式的正当性

在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之前，中国的法律一般仅仅赋予文化管理机关一定的调查权和处罚权，例如，县级以上的文化市场管理机关有监督检查的权力，在监督检查中享有查封、扣押、查询、复制、询问等多项强制性权能。但《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显然要确立一种多层次、多部门、多类型的综合执法模式，这种模式的正当性主要表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