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 乐

(深圳大学法学院，广东深圳518052)

20世纪后半叶，东南亚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先后经历彻底和显著的变化，其中立国已久的泰国、柬埔寨和新生的菲律宾 (1898年)、印度尼西亚 (1949年)、马来西亚 (1957年)、新加坡 (1965年)和文莱 (1984年)七国①除上述七国外，东南亚还有越南、老挝、缅甸和东帝汶四国。越南和老挝实行社会主义宪法，即经济体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体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意志和利益，两国权力谱系与上述七国截然不同，与我国的权力结构类似并具有同质性;缅甸宪法虽自称为社会主义宪法，但该国军人长期把持国政、压制非军队背景的政党、人民议会形同虚设，既与本国宪法相悖，也与社会主义民主南辕北辙;东帝汶立国时日尚短，虽建立了一院制的议会和法院体系以及相应的多党派普选体制，但作为世界上极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该国仍处于经济重建和社会发展阶段。因此，上述四国未纳入本研究范围。受到立宪主义持续和不同程度的影响，分别建立起不同形制的具有形式意义 (如文莱)或实质意义的三权分立体系。鉴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源自于人民为社会控制而进行的单向授权，其正当性体现在“好的国家制度应当是以透明和高效的方式为其顾客 (国家的公民)的需要服务”［1］26，故而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设置不仅为制衡行政权体系，而且是以立法机关的民主性和理性以及司法机关的独立和正义，实现国家的治理、控权和服务等目标，为此立法权和司法权均应建立起相应的融合本国自身背景和特点的内部结构，并与行政权互有渗透，各个结构要素彼此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