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佛教思想比较研究
2014-03-31蔡双全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5期
蔡双全，杨 迅
(1．西南科技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绵阳621010;2．中国地质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435000)
为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康有为、梁启超虽都力图从佛教中摄取某些有益的资源，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对佛教的认识和利用也必然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此进行探究，不仅有助于增强对康、梁二人各自思想文化性格的认识，而且还可从一个侧面窥见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演变的若干特点。
一、康有为、梁启超对佛教的摄取与利用
康有为曾坦言自己早年“于海幢华林读佛典颇多”［1］64，并居西樵山白云洞修佛道。梁启超称颂他“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彻大悟，出游后又读了耶氏之书，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2］486而梁启超早在万木草堂时就接受了佛学的启蒙。戊戌时期，他与一些笃信佛教的人士如夏曾佑、谭嗣同等过从甚密，切磋佛学。逃亡日本后，他又与日本宗教界人士井上园了、姉崎正治等人多有来往。晚年，他更视佛教为“唯一安身立命之具”［3］4071，参与了太虚等人倡导的佛教复兴运动，担任支那内学院第一任董事长，在清华、北大等讲述佛学课程。康、梁研习佛教，既不同于那些潜心佛学、以弘扬佛法为己任的高僧大师，更不同于那些只求往生西方净土的善男信女，而都是力图摄取与利用佛教中有益的资源作为改造现实社会的一种思想武器。因此，他们对佛教的认识，必然会彰显出一些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