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

(安徽省广德县人民检察院，安徽广德242200)

新刑诉法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手段、执行制度等方面有较大创新，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建立针对三类严重犯罪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引来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这一新制度，有必要追本溯源并理性对待。

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突破

监视居住制度在我国早已有之。早在195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拘留逮捕条例》第2条就规定:“应当逮捕的人犯，如果是有严重疾病的人，或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改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办法。”1979年刑事诉讼法在第38、40、44条沿用了这一表述，将监视居住与拘传、取保候审并列为独立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1996年刑事诉讼法继续了这一制度，第51条规定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与取保候审完全相同，即凡是能够适用取保候审的，也都可以适用监视居住，二者择一而用。但是，立法者又试图对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作出区分，以体现对人身自由的地域限制程度的区别。即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其所居住的市县，而被监视居住人则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或指定的居所。通常认为，监视居住、取保候审都是不同于逮捕的羁押替代性措施，监视居住的强制性弱于逮捕而强于取保候审。

新刑诉法第65、72条分别规定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并进一步突破。其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