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梅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河南洛阳471023)

孝观念贯穿河洛文化的始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两汉时期是孝观念的重要发展时期，重孝引发厚葬之风，促进了洛阳画像石和墓室壁画的发展。洛阳汉墓的车马出行图、宴饮庖厨和乐舞百戏等，无不反映出汉代河洛地区人们的现世享乐观。受道教思想的影响，汉时人们期望长生不老甚至羽化升仙，在关注现世安乐的同时又把目光投向来世。近年来洛阳出土的大量墓室壁画，折射出汉代河洛地区民众追求长寿、升仙的社会信仰。

一、重孝

孝成为汉代社会的主流文化，经历了统治者逐步推崇甚至是强制推行的过程。西汉高祖时“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1］卷1《高帝纪》惠帝时对老人减免刑罚并定期赐予酒和食物。武帝时独尊儒术，创制选官新制度——举孝廉。察举孝廉的人数，西汉时每年约为206人，东汉永元新规定前每年约189人，之后每年约228人，平均约占总人口数的0.0004% ，整个汉代共举孝廉约7.4万多人。［2］宣帝时诏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1］卷8《宣帝纪》开创了“首匿父母法”。东汉时又设郡三老掌管教化。汉明帝规定:“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3］卷95《礼仪中》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即其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