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若松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32)

1915年6月，近代“诗歌王子”易顺鼎之妹，时任湖南汉寿县私立女子小学堂堂长易瑜所撰写的传记体小说《髫龄梦影》连载于《妇女杂志》，并受到出乎意料的好评。易瑜当时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妹近撰有《髫年梦影》一编，刊入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第六、七卷小说栏内。中叙儿时之情事，并述二大人之言行及兄幼年陷贼事。中多遗忘，文字亦欠典雅，而该馆则颇欢迎，屡促完稿。”［1］显然，当年的这种“错位”已经给了人们一种启发——易瑜这种无意识的创作是不是代表了一种有意识的创作方向?

众所周知，自20世纪之交开始，伴随世界女权运动的浪潮，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了兴女学、废缠足的强国强种运动，中国女性也加入到争取独立解放的行列中。在时代感召下，女性作家开始纷纷用笔墨书写女性解放斗争，仅在20世纪初的第一个20年里，以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南海蕙珠女士的《最近女界现形记》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体创作的长篇、短篇小说数量便达到160余篇［2］。然而一直以来在学界对女性的政论性小说、女权小说予以极大关注的同时，一种最显而易见的事实被遮蔽了，即女性为何会积极采用“花木兰”式隐身于议论性文体而采用自传体小说或书信体、日记体书写历来禁忌的私人生活，这种写作的价值是否有待被重估，尤其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内倾性选择绵延不绝，到现代文学女性作家创作中一度达到鼎盛，如丁玲《莎菲女士日记》、萧红《呼兰河传》、苏雪林《棘心》……甚至到当代文学的林白、陈染及近来女性“身体写作”仍是余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