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飞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两千多年来，提及庄子，世人多以为他是一位遗世独立的隐士，其思想是出世的。《庄子》一书中的逍遥之境、无用之言、齐物之论、坐忘之说等，俱给人一种弃世俗、避矛盾、静内心的消极避世之感。然而，正如庄子自语：

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缮性》，以下引《庄子》只注篇名）

这与孔子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可谓异曲同工。立德、立功、立言是古人向往的目标。“庄子非但不是关、列根源，并不是沮、溺光景。‘时命大谬’是其不能立德立功处，‘充实不可已’是其所以立言处。”［1］6隐居不是庄子的真意，而是时运背谬不顺。

细读《庄子》一书，纵观庄子一生，看他早期出仕为小吏，中年游历，著书十万余言，抨击时政弊端，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政治构想，设计侍君措施，以及在处世方面提出养生全身的理论，都反映了他的入世态度和实践精神。

一、不厌游历

庄子生活的年代，王道衰微，纲纪荡然。各国以战争为务，人君以威势自立。在这社会大动荡、大转型的时期，诸侯异政，各国异情。诸子以天下为己任，游列国，说诸侯，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救世方略。就如《尹文子·大道上》所言：“君子非乐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