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毛泽东同志的精心指导和热情培育下，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富有创造性的革命实践，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的重要实践基础之一，其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经验，为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和确立，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和理论依据。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原则与精神内涵，与毛泽东根据地战略思想和苏区政权建设实践与构想是完全一致的，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中国特色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理论。

【关键词】毛泽东；赣东北苏区；革命理论与实践

【作者简介】姜斌（1962-），男，上饶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法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区域经济。（江西上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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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毛泽东精心指导，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在赣东北领导创建的一块重要革命根据地，它主要经历了一个由弋横革命根据地，到信江革命根据地，然后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再到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它一般被称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或者“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其鼎盛时期版图含有赣东北21个县，闽北13个县，浙西南21个县（包括游击区和灰区），皖南17个县，共拥有72个县之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六大主要根据地之一，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强有力的东北屏障。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武装，在方志敏等革命先烈艰苦努力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与毛泽东同志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一样，是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为中国革命，特别是为以毛泽东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赣东北苏区的战略地位、革命斗争及其重大贡献，诠释了毛泽东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伟大实践与构想

（一）赣东北苏区是在毛泽东同志关心和指导下建立的全国六大苏区之一

1926年6月和11月初，毛泽东和方志敏在广州和南昌，两次会面，彻夜长谈，共同探讨中国农民运动的形势与策略，交换农民运动开展的经验，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26年冬，方志敏领导了家乡弋阳的漆工暴动，被传颂为“两条半枪闹革命”；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9月，毛泽东在赣西北的湘赣边界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4月，方志敏应邀出席了毛泽东在武汉主持召开的粤、湘、赣、鄂及豫红军在宜黄的黄陂、登仙桥一带消灭了进攻根据地敌人的右翼，获空前胜利。红十军调走后，方志敏等在地方武装赤警师的基础重建了新十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央责成闽浙赣省委将新十军与红七军团（原红十军）合并，组成红十军团完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在宣传抗日的同时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方志敏与红军抗日将士经两个月的艰苦征战，在怀玉山区遭到失败，方志敏也不幸被捕。英勇悲壮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牵制了国民党近20万军队，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其历史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二、赣东北苏区活跃跃的创造和无私奉献，坚定了毛泽东走具有中国特色革命之路的道路选择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同开辟出来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这样描述：“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活跃跃的创造”，是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在开展各项革命实践工作中形成的红色赣东北“活跃跃”的创造精神和一整套创造性理论，指导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建设，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把闽浙皖赣边界落后的农村，建成了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毛泽东是第一个成功的开路先锋的话，那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也属开路先锋之列。在毛泽东的精心培育下，以方志敏为代表的赣东北革命先驱开辟的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一样，创造性地开展革命实践，开创了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模式，这就是：

（一）波浪式地发展革命政权

波浪式前进，是毛泽东同志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独创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概念和革命理念。1928年，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他强调，首先，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赣东北的革命实践，印证了毛泽东波浪式地发展革命政权的正确性。方志敏从1927年10月初回到家乡弋阳县漆工镇时，逐步探索和创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1927年冬，弋横暴动暴发，参加暴动的农民达10万以上。但是，1928年初，当反动势力向农民军反扑时，形势急剧恶化。方志敏认识到如果没有一支经过战斗训练的主力军为核心，很难与敌人的正规军对阵。于是他和黄道、邵式平等商量，决定改变斗争的策略和战斗的组织形式，停止进攻，整理内部，健全组织，精干力量，转入游击战，并在农民革命团和农民军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贫民团和全民武装的赤卫队，就地坚持群众性的武装斗争。

分头出击，建立信江苏维埃政权。1928年6月25日，方志敏主持召开了方胜峰会议。这是赣东北苏区的共产党人由游击战争转变为创建红军与苏维埃政权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以磨盘山为中心的游击区不但巩固了，而且扩大了四十余里地范围，成为信江区域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游击队也扩编为两个连，正式建制是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

在1929年夏季挫败敌人的“砍树围剿”后，苏区的局面大大好转了。不久，根据上级党的决定，撤销弋横德中心县委，成立中共信江特委和信江苏维埃政府。

不断扩大革命区域，创立赣东北革命根据地。1931年3月18日，方志敏主持召开赣东北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苏区范围包括弋阳、横峰、贵溪、玉山、余干、乐平、万年和闽北特区的上饶、广丰、铅山、崇安等县。5月中旬，红十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1932年12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决定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从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和斗争的历程可以看出，方志敏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是稳定的呈波浪式的向前发展的。为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赣东北根据地建设“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二）开展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

在经济建设方面，方志敏从实际出发，在赣东北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首先，将农业生产放在首位，组织生产合作社，开展劳动竞赛，鼓励垦荒，规定“雇农、贫农、中农开荒垦田，三年免收土地税，富农免收一年土地税。如田少人多的地方，可移一五省农运代表及农民自卫队代表联席会议。会上，方志敏坚决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完全拥护毛泽东提出的“上山”，并以此为契机，在全中国推翻地主阶级反动武装，建立农民武装，“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1927年8月至10月，方志敏在赣东北地区“重起炉灶再干”，积极组织和发动了弋阳秋收暴动和横峰年关大暴动，创建起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在此基础上，1929年10月1日，中共召开了第一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信江苏维埃政府。1930年5月又出击赣北，战绩显著，使信江根据地发展至赣东北，7月组建了红十军。1930年10月中央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确定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同月28日，中央在给赣东北特委并红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赣东北苏维埃区域是六大苏维埃根据地之一（即中央区一湘鄂赣及赣西南；湘西、鄂西；鄂东北；赣东北；闽粤赣；广西）。”赣东北苏区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皖赣”，苏区发展到闽浙（皖）赣四省九市50个县。苏区和游击区先后波及72个县，苏区人口100多万，游击区人口2000多万。为中国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创建了成功的经验。

（二）赣东北苏区是毛泽东高度赞扬与褒奖的“方志敏式”模范苏区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位于闽浙皖赣四省边界，东临浙江大海，西连江西鄱阳湖，北靠安徽长江，南达福建闽江，是中国“东南半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山峦叠障，河流纵横，且当时交通不便，军事上地势险要，经济上物产丰盈，具有“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良好条件。它靠近南京、上海等地，严重威胁着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心。同时它紧靠中央苏区，与湘赣根据地互为犄角，分别从左右两个方面拱卫着中央苏区，是中央苏区的有力的右翼和东北屏障。毛泽东对赣东北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略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53年4月，毛泽东深情地说：“方志敏在赣东北创造根据地、扩大红军的路线政策是对头的。”

“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这一名称的由来，最早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在该文中，毛泽东写道：“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以“朱德毛泽东式”革命根据地和“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为例，实际上是为了具体阐述和说明正确的革命道路。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朱德毛泽东式”革命根据和“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当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典范，认为它们根本上是一致的、相通的，走的是相同的正确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但另一方面，由于革命所处的地域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实践中具体情况的差异，特别是由于不同的历史人物由于气质、风格的不同而给革命留下了不同的烙印，这就使得“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具有不同于其它革命根据地的特点。这种共性和个性是统一的、不可分的。

（三）赣东北苏区为策应毛泽东同志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党较早创建而又比较巩固的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经历了一个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皖赣的发展过程。它地跨闽、浙、皖、赣四省边区，除赣东北中心区外，还包括南面的闽北分区，西南面的信抚分区，北面的化婺德苏区和皖南苏区。鼎盛时期的闽浙赣省，主力红军由一个军扩大为两个军，即红十一军和新红十军，地方红军有闽北独立师和赤色警卫团、信抚红军独立团，各县还建立了红军独立营，红军总数达3万人。这是一块辖区辽阔、存在时间长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属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是中央苏区右翼的有力屏障，并给国民党反动派造成了很大威胁，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时，赣浙闽苏区在经济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交了大笔资金给党中央和中央苏区。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交黄金650两。1932年1月两次交黄金350两，1933年党中央从上海转到中央苏区，赣浙闽苏区专程送中央苏区黄金2箱、白银48箱。

1933年1月，中央电令红十军南渡信江策应一方面军，以共同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红十军完成了开辟信（江）抚（河）新苏区的任务，并配合中央主力部分群众往荒田多的地方去开垦。二是白手起家，兴办苏区工业。1931年，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方志敏提出了大办苏维埃工业的方针，采取了“政府投资，集体集资，个人集股”的办法。“基本形成了适应战争和军民需要的工业体系。”三是活跃苏区财贸事业，具体办法是统一税收，统一供给标准，确定借贷政策和保护中小工商业，严禁大商人投机和提高物价，发展省营商店和合作社事业。四是发展对外贸易，沟通红白区物资交流，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省苏维埃从1930年开始，先后在红白区边缘地带建立了19个“对外贸易处”，每年获利近万元，这也是全国根据地最早的创举。此外，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还首创了股份制，发行了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第一张股票。

为此，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称赞闽浙赣苏区：“1933年的农业，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1932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赣浙闽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对外贸易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的较早，中央区则开始于1933年的春季。”在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上，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总结说：“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是方志敏等赣东北的同志最早认识到发展国民经济对于解决财政来源，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并且最早形成了基本政策，这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创造。可以说明方志敏是党在苏区局部执政形成“财政政策基本方针”的开拓者之一。毛泽东于1934年初提出这个基本政策时，没有忘记把其中的功劳记在方志敏等赣东北同志的身上。

（三）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策略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在没有外来正规武装的帮助，由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发展为武装起义，进行游击战争而来的，这就形成了它的武装斗争的若干特点。赣东北农民武装起义，转入游击战争后由暴动农民组成红色武装队伍，由此正式成立红军，1930年秋创建赣东北的主力红军——红十军；1933年闽浙赣主力红军和闽北独立师又组成中央红军的主力军团一红七军团。作为主力红军的深厚基础的有苏区各县的红军独立团、营及强大的地方武装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这个毛泽东同志肯定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表现是非常典型的。

赣东北苏区在革命战争中创造了一整套人民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了“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的五十三字战术原则。赣东北苏区能以人枪不甚多的主力红军，保卫和发展着地域广大的红色区域，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这是同地方群众武装的英勇斗争分不开的。赣东北的地方群众武装不仅能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随时补充加入主力红军，同时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担负了武装守口，保卫苏区的任务，它是主力红军不可缺少的一支强有力的臂膀。

（四）树立了苏维埃政权的模范典型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了“活跃跃的创造”。方志敏也因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受到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高度称赞。

在1391年11月召开的“全苏一大”期间，毛泽东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授予方志敏红星勋章一枚，以嘉奖他“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卓越功绩。“自中共建党以来直至今，红旗勋章仍然代表着最高荣誉。红十军也被授予奖旗一面，以表彰该军为中国革命战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1933年3月19日，在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时，苏维埃中央政府发专电致贺说：“闽浙赣过去的斗争，在打击进攻苏区的敌人方面，在深入土地革命方面，在苏维埃建设方面，在白区工作方面，都有了极伟大的成绩。中央对于你们的这些成绩，是非常满意的。”中央电文评价之高，为当时所少见。到1934年1月“全苏二大”期间，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特意表彰了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省的模范工作，称赞说“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是革命战争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毛泽东除了赞扬方志敏等苏维埃干部是“模范工作者”之外，还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把赣东北苏区命名为“苏维埃模范省”、“光荣的模范苏区”和“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各大革命根据地，赣东北是唯一获此殊荣的苏维埃区域。授予赣东北为“苏维埃模范省”，不是毛泽东的个人偏好，而是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层集体看好认同的。“苏维埃模范省”的殊荣来之不易。这是以方志敏为首的“赣东北的同志”集体奋斗的结晶，是“苏维埃惊人的创造力量”的必然产物，是方志敏呕心沥血、厉精图治及其所著《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所影响和结出的实践之果。

三、通过对赣东北模范苏区的精心指导，丰富了毛泽东中国特色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理论

毛泽东和赣东北革命先驱方志敏之间，有着令人称道的“缘分”。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毛泽东和方志敏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武装自己头脑、指导中国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他们都是农民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在湖南，方志敏在江西，两人遥相呼应，分别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红军创建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方志敏则率领红军创建了以武夷山为中心的赣浙闽革命根据地。赣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离不开上级党组织，特别是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的关怀、支持与领导。虽然信江党组织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由于战争环境和交通不便，即“与上级党失掉联络，一切策略和工作，全由几个负责同志计划出来。”但到1928年3月，就与省委接上关系，随后又与中央取得了联系。仅在1928年至1930年这段时间，党中央的许多指示信和文件中都直接或间接讲到了赣东北的问题。而且这些指示，都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发展，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方志敏在赣东北坚持搞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及在中央苏区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实践，虽各具特色，但他们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脉络，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实践和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国民主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及其理论，就是在毛泽东、方志敏等农民革命思想及其实践中孕育并经毛泽东总结而逐步形成的。

（一）赣东北的斗争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政权建设理论

1926年1月和3月，毛泽东在繁忙的革命斗争之余分别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光辉著作，方志敏被文章中蕴含的深邃思想深深打动。同年5月，第二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方志敏以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与方志敏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交谈中，毛泽东和方志敏交流了农民运动开展的情况和经验，共同讨论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在此次会上，毛泽东作了多场报告和演讲，给方志敏留下了深刻印象。方志敏认为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可见，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方志敏首先在“农民问题”上产生了共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称农民是“革命先锋”，高度评价农民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1926年11月初，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沿长江两岸视察全国的农运工作。当毛泽东到达南昌时，方志敏以江西省农民部长的身份盛情接待了毛泽东。他们两人曾彻夜长谈，共同探讨中国农民运动的形势与策略，交换农民运动开展的经验。毛泽东在谈到这一段革命历史时指出，“方志敏与我的思想是相通的，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革命斗争的策略是不谋而合”。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江西农运的斗争中，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明确地指出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中国革命的实质内容，就是要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和地主阶级。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正因为毛泽东与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思想认识上共通，因此他们都十分重视武装农民，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1927年4月，为了拯救中国革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粤、湘、赣、鄂及豫五省农运代表及农民自卫队代表在武汉大潮街59号举行联席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方志敏也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上山”的思想，要在全中国推翻地主阶级反动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并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分配土地”。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方志敏与澎湃一起坚决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27年8月底，方志敏从吉安秘密回到家乡弋阳九区，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方志敏与邵式平、黄道等人把潜伏各地的同志，一个个叫回来，决心“重起炉灶再干”。他们以弋阳九区为中心，在短短的七天内，就组成了二十几个党支部及同样多的农村群众组织。在发动群众当中，方志敏说：“更深深的感觉争取群众的重要，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团结，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力量。”这与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很好的群众”和“很好的党”是不谋而合的。

方志敏在领导赣东北及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方面，有很多很好的创造。为加强政权建设，方志敏提出了苏区“巩固的向前发展”的方针，撰写了《苏维埃干部和群众关系问答》、《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各级苏维埃工作条例》等小册子，建立了苏维埃巡视制度和工农群众监督检查制度，规定“各级苏维埃要以三分之二的人经常出去巡视，三分之一的人留在机关负责全部领导工作”。方志敏这些创造性的工作实践，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中央苏区。1933年春，邵式平、方志纯赴中央苏区汇报情况，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与其他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宣传的。”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度评价、科学总结了方志敏的光辉实践。“方志敏式”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我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革命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政权建设理论。

（二）赣东北的斗争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适应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需要，提出在思想建设上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在组织建设上重视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作风建设上强调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教育广大干部，并在党的建设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加以贯彻。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重视党和干部队伍的建设，是赣东北根据地和方志敏同志一贯的指导思想。根据赣东北党组织的基本成分是农民这样一个特点，方志敏特别重视党员的理论教育，从思想上建党。为此，他编写印发了《怎样做好一个共产党员》一书，提出共产党员二十二条准则，为闽浙赣党的建设提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苏区还办有《支部生活》、《党的生活》、《党的建设》等党建方面的理论刊物，党的领导人经常撰写有关文章，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以教育党员，同时还开办了各级党校。方志敏同志在党的建设上的重要建树，不仅为赣东北根据地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而且在实践、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至今仍不失为我党的宝贵财富。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他创造性地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赣东北根据地在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始终把军队建成党领导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赣东北的红军是由地方暴动农民武装发展而来的，带有不少农民自身的弱点。为克服这些弱点，1930年2月，方志敏主持了芳家墩整军运动，使“独立团原有的一些散漫混乱现象逐渐肃清，变成整齐严肃的正规红军了，战斗力也随之较前加强。”1931年3月，方志敏代理红十军政委时，又开展了葛源整军运动，使红军向革命化、正规化迈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一次又一次胜利。1934年2月，方志敏在《突击》刊物发表了《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文，总结了赣东北根据地建设红军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红军建设的六大措施，丰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不仅对当年红军的建设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今天人民军队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赣东北的斗争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等一系列革命主张、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形成过程和重要组成部分。赣东北革命先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都是农民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学习、吸取了毛泽东一系列的革命主张、革命实践、革命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在理论上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实践检验，也有所贡献。特别是方志敏善于进行理论思考，把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主张，为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作出了理论上的贡献。方志敏的理论贡献集中地表现在他所撰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区创立的历史》、《信江党和红军以及最近之局势》、《关于白区乡村工作的几个问题》等著述中。方志敏在这些著述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发动群众举行武装暴动的思想、关于正确开展土地革命的思想、关于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及其反倾向斗争的思想、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关于红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关于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思想、关于加强白区工作的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思想等等。方志敏在这些著述中，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革命的转变等问题，都是熟谙并有清醒认识的。在理论上他坚持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是革命的主要内容，根据地建设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依托，形成了完整的根据地建设理论。这些思想主张和理论实践，都蕴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浸透着方志敏和赣东北党的组织与人民的智慧，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正如邵式平等在延安所述，以“方志敏为代表的路线，在一切革命基本问题上是与全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始终相符合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建国以后，毛泽东自己也说过：“方志敏同志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但我们的思想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与方志敏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土地革命初期形成的“工农武装割据”构想，到根据地全面发展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是与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一脉相承的，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与理论的不断深化和形成体系过程。在毛泽东精心指导下，赣东北苏区的革命斗争和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与革命道路。尤其是赣东北苏区开创的“方志敏式”的革命实践，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的正确性，是方志敏及赣东北苏区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

[责任编辑：邵猷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