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永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西安710061）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建设一个清正、廉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推进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毛泽东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一套比较缜密、系统的反腐思想。综观毛泽东反腐思想，其显著特征就是将教育反腐、制度反腐和民主监督反腐相结合，“三位一体”共同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其目的是要织就一张反腐败的天罗地网，即教育反腐的“内网”、制度反腐的“电网”和民主监督反腐的“外网”，以维护好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惩防结合、综合治理腐败的思想，不仅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科学思想，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

一、重视教育反腐，加强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设，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毛泽东一生十分重视党员思想教育。他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1094这一点也突出地反映在他的反腐思想中，即重视通过思想教育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以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从而在源头上筑牢反腐倡廉的自我思想防线。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对腐败可谓是深恶痛绝。为此，他把一切与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腐朽、落后的思想和作风甚至连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个人主义的行为都视为腐败的表现。[2]65、74而贪污和浪费更是被他看作是极大的犯罪。[3]134毛泽东之所以重视思想教育反腐，主要是基于党的建设的特殊困难。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创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极易受到封建主义和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第二，党员成分复杂，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居多，“党与无产阶级是经常处在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封建残余势力的包围中”，[4]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广泛存在，党性不纯；第三，全党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党性不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1]875显然，上述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那么党就极易陷入腐败的泥淖。因此，为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党员的腐败，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把“有计划地进行全党教育”作为党的重要任务。[2]94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更是牢牢坚持把思想教育放在党员干部反腐教育的第一位。而在思想教育中，德育又是第一位的。为此，毛泽东不仅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确定为党员干部的第一准则，而且明确要求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抱定“三个牺牲”的决心，即为人民而牺牲升官、牺牲发财和牺牲个人生命的决心。[5]除此之外，通过对鲁迅、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等理想人格的宣传，毛泽东还把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作为全体党员的终极价值追求。而且，这种思想建设是经常性的。毛泽东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1]1096这种思想的打扫，体现在党内，就是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各种落后的、腐朽的、与党的要求不相适宜的思想清除掉。正是因为延安时期思想教育成效显著，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历史上最清廉的时期。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更加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他认为，随着环境的改变和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党员干部更容易腐化堕落。为此，在建国后毛泽东把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始终放在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从而有效预防了党员干部的腐化变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毛泽东的教育反腐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其现实价值更加凸显。一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毛泽东教育反腐思想中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自然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在开放的环境中，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挫的背景下，西方多元文化和思想无疑对一些党员干部产生了影响，从而动摇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加之，我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封建传统的国家，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至今尚未得到彻底清除，这些思想一旦遇到合适的社会土壤便会死灰复燃，如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本位”思想、封建迷信思想、宗派主义思想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一旦缺失，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随之而变，腐败就有可能产生。二是加强党性修养的价值。在毛泽东的教育反腐思想中，坚强的党性修养是抵制腐败的思想根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无坚强的党性修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特征，也是决定党的反腐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由价值规律所决定的等价交换原则容易在现实生活中演变为权钱交易的腐败潜规则。一些手中握有权力的党员干部如果缺乏良好的党性修养，则极易受到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诱惑。与此同时，我们党目前已有八千五百多万党员，尚且不论党内成分如何，仅就党员的思想状况来看，可谓是参差不一、良莠不齐。这就意味着，在当前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更重要。

二、重视制度反腐，增强制度的执行力，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毛泽东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开创制度反腐的第一人。其制度反腐思想的核心在于严惩腐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提高党的公信力。

在毛泽东看来，腐败之所以会发生，除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原因外，制度因素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对商鞅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大加赞赏，萌发了改良制度以利国民的思想。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逐渐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主要在于制度的腐败——教育制度是腐败的，婚姻制度是腐败的，社会制度是腐败的，政治制度更是腐败透顶……[6]47-111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明确表示：“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6]165-166因此，自领导红军进行三湾改编起，毛泽东始终坚持把“破旧立新”的制度建设放在政权建设的第一位。仅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就制定颁布了100多部法规。[7]其中部分法规专门针对防范和惩治党员、干部的腐败而立，如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和《惩治贪污条例》 （草案）。作为陕甘宁边区宪法大纲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8]1942年1月，曾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过警卫员的肖玉壁因贪污数额巨大被判处死刑。为此，《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强调“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9]以此表明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在严厉打击腐败犯罪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廉洁政治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也因此在人民中获得极高的威望，以至于陈嘉庚先生在参观延安后由衷地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建国后，废除国民党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是党的一项既定方针。针对建国初贪污腐败不断发生的现实，毛泽东严正重申：“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0]208对这些腐败犯罪行为，毛泽东向来绝不姑息，表示必须要像对待反革命一样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对大贪污犯，毛泽东更是主张要“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和同情”。[10]195此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即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和浪费的法规。随着宪法和刑法的颁布，在反腐建设方面，我们党也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进程。有了制度和法律，如果不能严格执行，同样会使各种腐败犯罪逍遥法外。在“三反”运动中，对那些惩处贪污浪费不力且漠不关心的国家工作人员，毛泽东直斥：“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绝不宽恕。”[10]209在此次运动中，我们党不仅处死了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42人，而且还从重处理了一批渎职的执法人员，极大地震慑了各种腐败犯罪。毛泽东通过制度反腐尤其是严格制度执行力的举措，有力地维护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一些曲折和失误，但因为党和政府的清正廉洁，仍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党在经历“文革”那样长时期的动乱之后依然能够取信于人民的重要原因。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反腐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制度反腐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反腐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七次、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统计，仅在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期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1万余件，给予党纪处分118万余人，其中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40余人，包括两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什么制度比之毛泽东时代更加健全，而腐败却比过去愈发严重？这恐怕与制度的执行力较差有关。有了制度而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这本身就是一种腐败现象。近年来频频曝出的司法腐败案件严重降低了法制的公信力。法律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底线，一旦其公信力丧失，党和政府就必然会遭遇人民的信任危机。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据人民网2009年12月的调查，在“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中，82.3% 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占据十大挑战的第一位。[11]这表明，广大网民对目前我们国家的腐败现象十分担忧。因此，在当下，要汲取毛泽东制度反腐思想的价值，在大力进行法制建设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强制度的执行力，让制度这一反腐“电网”真正发挥效能。对一切敢于包庇、袒护、纵容腐败的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那些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应特别加重惩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法制的权威，不仅使腐败犯罪得到应有的惩处，而且也可以提高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公信力。

三、重视民主反腐，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中的监督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总结出一条铁的真理，即“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都能战胜，离开民众则一事无成”。[12]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毛泽东同样重视发挥群众的反腐积极性，发扬民主，让群众积极监督政权。

毛泽东的民主监督反腐思想初步形成于大革命时期。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他发现：“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经过研究，毛泽东认识到，这是政府实行民主的结果——“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3]29、30此后，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没有民主是不行的。在他看来，“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1]809在苏区根据地建设时期，尤其是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过程中，毛泽东格外重视发挥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边区不仅在政权建设上创造出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模式，而且普遍建立了参议会制度，凡支持抗战的所有阶级和阶层，不分种族、性别、信仰皆可参政议政。陕甘宁边区也因此在抗战时期被民主人士称作是模范边区。因而当黄炎培先生以“历史周期律”难题咨询毛泽东时，毛泽东当即做出了充满自信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3]

建国后，毛泽东依然十分重视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他深知，一个掌握了全国范围执政权的党，更容易滋生腐败。毛泽东认为，只要权力是为人民所有和为人民所用，就不会腐败。如何才能确保权力真正为人民所用？毛泽东的办法是充分发扬民主监督的作用。为此，中央除了在党内外设立各种专门的监督机构外，还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对各类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并赋予人民群众以极大的批评权和建议权。有胆敢置人民群众批评和建议于罔闻的官僚主义分子，只要群众举报属实，必将受到相应惩罚。除此之外，发动舆论监督，也是毛泽东积极倡导的反腐方法。在毛泽东看来，党和政府有了缺点，犯了错误，就应该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他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14]鼓励人民群众勇于揭党和政府之短。正是这种不护短、不怕丢丑的精神促使党不断地得到自我净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点加强了民主法制建设，不仅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而且不断健全和丰富了民主监督的方式，在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案件特别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中的腐败案件的发案率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近年来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甚至，“一把手”监督问题在当前成了一个重大的党建难题，至今未能找到妥善有效的解决方案。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运用好民主监督这一重要“外网”。一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门发扬民主不够，权力运作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门脱离群众的现象比较严重，将群众拒之于千里之外，群众难以实现对之监督。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腐败都逃不了人民群众的眼睛。因此，要继承和弘扬毛泽东反腐思想，就必须高度重视毛泽东民主反腐思想的价值，织好民主监督的“外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监督作用，真正体现“人民权力人民用，人民权力为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将一切权力装在制度的笼子中，交给人民监管。如此一来，再狡猾的腐败分子，即使侥幸突破了“内网”和“电网”，也很难再突破人民群众这一硕大无比的“外网”。当然，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各种人员的监督，应当是在坚持民主法制的前提下有序进行的，而不是通过开展群众运动的形式搞革命式的“大民主”。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78.

[5]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9.

[6]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G].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1-3.

[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1-92.

[9]窦欣平.毛泽东与“肖玉璧事件”[J].党史博采，2000，（10）.

[10]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未来10年挑战：多数人认为是腐败突破民众承受底线[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0647967.html.

[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81.

[13]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9.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