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志平

纪录片《苦干》，是1942年设立奥斯卡纪录片奖后，首次获得特别奖的两部影片之一，曾经在西方轰动一时。片子真实地记录了1937年到1941年国统区和沦陷区人民不畏强暴，韧性抗战的真实景象，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二战以后，由于未知的原因该片被人们遗忘，甚至几近遗失，在中国更是无人知晓。2009年，华裔美籍制片人罗宾龙女士，千辛万苦终于找到该片，并由此得以重见天日。2014年7月，罗宾龙带着《苦干》来到重庆，《苦干》第一次在中国亮相。

1937年到1941年与1936年6月到10月，3位美国人分别用镜头和笔端为历史留下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真实记载，这就是李灵爱、雷·史考特与他们的《苦干》、埃德加·斯诺与他的《红星照耀中国》。

《苦干》：李灵爱与史考特镜头下国统区的坚韧抵抗

李灵爱，一位华裔美籍女作家、剧作家、舞蹈家，1908年出生于夏威夷。父亲李启辉，夏威夷名医，曾与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同学。她深受父亲的影响，作为华裔美国人，她希望中国富强。当抗日战争爆发，李灵爱目睹中国生灵涂炭，曾尝试过募捐、甚至学习驾驶轰炸机前往中国协助作战。

从1937年到1941年，李灵爱与她的同伴史考特，在没有美国政府资助的情况下，扛着一台16毫米摄影机和彩色胶片四赴中国。他们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行程长达3万多里，用电影胶片记录了：

被战火焚烧的上海、南京、广东；上百万中国难民流离失所的凄惨；从西南到西北大后方军民对抗战胜利的韧性坚持与直面战争的从容淡定。当1940年8月19日，370架次日机半小时内对重庆扔下200吨炸弹时，史考特冒着生命危险趴在美国大使馆屋顶上，拍下了日军对重庆犯下的又一次滔天罪行。

在李灵爱与史考特的镜头下：

行军部队的脚步遍布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游击队就掩藏在树叶杂草之中。他们突袭要塞、阻塞道路；他们头顶炸弹的嘶鸣，没有恐惧、没有逃跑，他们与世界上任何斗士一样英勇无比。中国人民几乎没有飞机也没有能够抵御日机的武器，他们仅有的武器是—不屈不挠的意志。

重庆，中国的战时首都，这座一片残骸的城市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战争的受害者。昨天刚刚见证了约一百万人的死亡，今天他们照常工作。人们一次又一次扑灭轰炸带来的大火，但依然对未来抱着憧憬，英勇而悲壮地迎接明天新一轮太阳……

沿海沦陷，大学纷纷搬迁到内陆，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知识迁移。千百万青年为了祖国的独立锻炼着头脑与体魄，他们甘愿奉献生命以换取一个自由的中国。

滇缅公路是中国的又一奇迹，上百万的工人—男人、女人、甚至小孩都参与修建这条保卫中国的道路，伤亡的筑路工人难以计数。当道路刚刚被日机炸毁，几乎在硝烟散尽前就又已修复。

战时的工厂成为可移动的单位，中国人肩挑背扛搬迁了13万吨设备在西部重建，这是中国之所以持久抵抗的另一个秘密。

李灵爱与史考特告诉世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各个角落都有抵抗侵略的人们，在这些史诗般的奋斗中，站在最前线的是中国奇迹。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是一片和平的沃土，但战争来临时，最谦卑的工人和农民迅速变成了领土的捍卫者。毫无疑问，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永不屈服的精神—“苦干”，他们在中国的新长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传递的信号是：一个国家得以幸存的关键是人民不可战胜的意志。没有胜利，中国人民宁可不要和平。

李灵爱与史考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41年6月23日《苦干》在纽约世界剧场首映，立即获得一片惊叹和好评。《生活》杂志、《纽约时报》、Look杂志、《伦敦每日电讯报》、《伦敦Tatler》杂志等100多个美国和世界其他著名媒体刊登了评介文章以及照片。当时西方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是这部影片让西方了解了中国以及正在顽强抵抗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这部影片被许多团体用作为支持和援助中国筹款的宣传工具，中国开始收到源源不断的外援，许多美国青年在看到该片后报名参加了飞虎队。

1942年，《苦干》是荣获奥斯卡两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录片荣誉奖的影片之一。

《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笔下红色中国的抗战景象

如果说李灵爱和史考特用镜头记录了1937年到1941年国统区和沦陷区军民的坚韧抵抗，那么，埃德加·斯诺则用优美的文笔记录了抗战初期苏区军民坚决抗战的意志和精神风貌。

1936年6月，为了获得“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美国《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埃德加·斯诺，怀揣给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一封信，从北平出发，经西安，冒险进入苏区。他是去红色区域采访的第一位西方新闻记者。

他深入苏区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徐海东等中共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了解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暨“统一战线”、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基本看法；亲眼目睹“苏区的工业”、“苏区的货币”、“苏维埃社会”、“红军士兵的生活”；他与“红色农民”交谈，亲赴前线采访对日作战的红军士兵。

在斯诺的笔下：

“中国农民占红军的大部分，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红军部队居住简陋—甚至是地主的马厩。他们睡在硬炕上，没有草垫，每人只有一条棉毯，然而这些房间却相当清洁整齐。他们没有桌子或书桌，砖头或石头垒起来就是椅子。但红军战士是那么年轻而富有朝气，“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

苏区的农民对红军十分友善，“他们很自愿地把自己的一点点吃的东西卖给我们，毫不犹豫地收下苏区的钱……我常常见到农村妇女或他们的女儿自动给我们拉风箱生火，同红军战士说说笑笑—对中国妇女来说，特别是对陕北妇女来说，这是非常开通的一种现象。”

在斯诺眼中，周恩来这位中共高级领导人颇富传奇色彩。他暗想：这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他努力在周恩来身上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周恩来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则告诉他：“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

同样，斯诺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36年10月，斯诺冒着炮火辗转回到北平，撰写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通讯，之后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他向苏区以外的世界报道了日本铁蹄下红色中国的一切：“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等等。此后，《红星照耀中国》以近20种文字翻译出版，红色中国及其抗战景象传遍了世界。

在废墟上重生：3个美国人对“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的生动诠释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1936年 7月16日，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斯诺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只要还有一寸土地没有在侵略者刺刀的下面，它就不能说是被征服。”“中国当前的任务就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台湾也是如此。”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的蒋介石发表抗战宣言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尽管1937年到1941年与1936年6月到10月，在中国14年抗战中仅仅是或短或长两个时段，但李灵爱、史考特与埃德加·斯诺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军民誓死抗争、决不屈服的真实状况。他们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先后踏上战火纷飞的中国土地，李灵爱始于对中国的挚爱与献身，埃德加·斯诺始于内心的疑问和探索，当他们目睹“一座新的长城—中国人民不屈不饶的精神与巨大的勇气”时被深深打动，他们用钦佩的眼光看中国，用讴歌的笔调书写中国，并通过他们的作品帮助中国赢得了世界。

1941年1月1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在白宫观看了《苦干》。此后，为表彰重庆人民在日本大轰炸中的英勇不屈，他亲自题写卷轴，“以表吾人钦佩该市英勇之男女市民。当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这—便是3个美国人对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的真切诠释：在废墟上重生的新中国！

感谢李灵爱、史考特！

感谢埃德加·斯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