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佳 张禹东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因其自身教义和戒律的特殊性，要求出家僧人必须剔除须发、毁形易服、出家修道等，遭到儒家的强烈批判。儒家以其违背以血缘宗族为中心的宗法传统，尤其是背离传统儒家思想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①“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故不敢毁伤”.见［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②“赵氏曰:‘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欲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祠，三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6－287.”等一系列观念，对佛教徒的离世出家、弃妻绝嗣、剃发毁服等大加批判，极力证明佛教教义背离人伦、不忠不孝。佛教为了谋求自身的立足、生存与发展，不得不想方设法积极向正统价值体系——儒家靠拢，极力证明其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不是背离的、冲突的，而是相互契合乃至内在统一的。特别是在论证和阐释佛教的孝道观与儒家孝道思想是毫无矛盾甚至相辅相成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北宋名僧契嵩 (1007－1072年)为调和儒释在孝道观由来已久的矛盾，积极会通儒释，写出了代表系统佛教孝道观的集大成之作—— 《孝论》，以孝道观统摄佛教五戒与儒家五常，使佛教孝道观向儒家靠拢，以期达到抵抗当时排佛思潮和契合儒家正统孝道思想的护法、宣教需要，促进了佛教的世俗化、儒学化和伦理化，为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