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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车臣危机自1991年爆发以后，俄罗斯政府先后于1994年、1999年两次出兵车臣。现在，车臣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车臣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成为长期困扰俄罗斯政府的心腹大患。本文试从历史因素和现实困境两个方面探析车臣问题悬而不决的原因。

1 历史因素

车臣人是北高加索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之一，是该地区各民族中的“领头羊”。车臣人自称“纳赫契”，又为“纳赫人”，意为“我们的土地”或“土地上的人们”。由此可见，土地对车臣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在18世纪以前，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车臣长期遭受着周边大国的侵扰。1859年，沙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终于把车臣并入自己的版图。随着资本主义在高加索地区的发展，许多车臣人失去了土地，其愤怒与不满与日俱增［1］。

1917年十月革命后，车臣继续留在俄罗斯联邦。在苏维埃政权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北高加索地区出现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甚至“起义”。经过1922～1936年的大规模镇压，前苏联才把高加索地区的局势稳定下来。二战期间，由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叛变”，同德国合作，苏联当局于1944年2月撤销该自治共和国，并强行将38．7万车臣人和9．1万印古什人驱逐到中亚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境内，对他们采取民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政策。直到1957年，车臣人才得以平反，重返家园。然而，更令他们不满的是，自己的家乡已经面目全非，并居住着大批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人［2］。

20世纪40年代的流放事件给车臣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心理创伤，进一步加深了车臣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矛盾与仇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骤然兴起，车臣人的上述历史记忆不断“发酵”，仇俄反俄情绪日益高涨，最终滋生出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毒瘤”。

2 经济因素

在前苏联时期，随着石油工业在车臣的发展，大量土地被占用，而工业又无法吸收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因此，车臣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生活非常艰难。1991年10月，车臣籍前苏军少将杜达耶夫当选为车臣共和国总统，随后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车臣脱离俄联邦，成为“主权国家”，但没有得到俄罗斯的承认。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前苏联解体。在前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在经济上实施“休克疗法”，国家实力急剧下降，沦为二流国家。在外交上，俄罗斯奉行亲西方的政策，主动作出全面的战略收缩，甚至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视为包袱，为其脱离俄罗斯的卵翼而感到庆幸。可以说，当时的俄罗斯根本无力、也不想去解决日益严重的车臣问题，政界高层只是把它当成政治角逐中的筹码。

随着亲西方外交政策的失败以及俄罗斯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俄罗斯政府开始调整外交政策，重新重视高加索地区，但为时已晚，只能依靠武力来扑灭车臣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火焰。1994年、1999年，俄罗斯两次出兵车臣，但并没有根本解决车臣问题。直到今天，车臣问题仍然是困扰俄罗斯政府的一大难题［3］。经过上述两次战争，车臣的工业基础几乎被摧毁殆尽，短期内难以恢复。此外，车臣战争造成的几十万难民问题也使俄罗斯面临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其恶劣的生活条件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当今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基本上是杜达耶夫时代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是“生逢乱世”。他们没受过教育，既无专业知识，又无劳动技能，难以谋生和立足，成为滋生新的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社会土壤。可以断定，只要车臣经济社会状况得不到改善，车臣问题的解决就遥遥无期。

3 宗教因素

车臣人最初信仰原始的多神教。后来，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先后传入车臣地区。直到16世纪，绝大多数车臣人仍然信奉基督教或多神教。在18～19世纪抗击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伊斯兰教逐渐成为车臣民族的主流宗教。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推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行民族同化政策，鼓励异族通婚，强制推行俄语，伊斯兰教被强行抑制。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车臣的民族宗教意识开始复苏，以杜达耶夫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决心摆脱俄罗斯统治、回归穆斯林世界，掀起了民族分离的浪潮。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旗易帜，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真空，为伊斯兰极端势力向中亚、高加索地区渗透大开了方便之门。这样，车臣逐渐成为俄罗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最活跃的地区，其影响和“权威”甚至超过了车臣地方当局。

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车臣当局以1996年同俄国签订的和平协定为掩护，积极推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逐渐使车臣远离了现代文明社会。车臣领导人马斯哈多夫多次表示，要遵循伊斯兰教义，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典制度，按伊斯兰教法典治国。为此，车臣成立了最高伊斯兰教法典法院。同时，车臣俨然以“独立国家”自居，建立权力机构，发行自己的货币与护照，规定车臣语为国语，并声称要加入独联体、欧安会和联合国，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20 多个国家发出建交建议。经过多年处心积虑的经营，车臣已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圣地。为了实现在车臣和达吉斯坦建立“神权政治国家”即大伊斯兰共和国的战略目标，车臣迈出了入侵达吉斯坦的第一步［4］。

从宗教角度分析，车臣问题是伊斯兰教与东正教冲突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话来说，就是“文明的冲突”。车臣人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民族性格一旦同宗教极端思想结合，就会产生极为强大的社会破坏力。如，令人闻之色变的“黑寡妇”显然受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血亲复仇”传统的深刻影响。现在，车臣人信仰伊斯兰教者高达95%，伊斯兰教已经成为车臣人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因此，要解决车臣问题，必须彻底消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使车臣穆斯林回归现代文明社会。

4 国际因素

车臣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国际背景。正如车臣前任总统艾哈迈德·卡迪罗夫指出，车臣乃是反俄阴谋的牺牲品。早在苏联解体前夕，西方反苏、反俄势力特别是美国就开始精心策划“车臣革命”，并希望由此在高加索各伊斯兰民族中引起连锁反应，最终使他们从前苏联分离出来。苏联解体后，车臣危机爆发，西方国家进一步加紧实施上述既定战略。1994年车臣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以“保护人权”为幌子，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横加指责，甚至明确提出:“车臣问题不是反恐问题，而是所谓‘人权’和‘民族自决’问题。”这是美国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的典型表现。与此同时，西方主流媒体也大肆渲染俄军践踏人权的负面报道。事实上，他们真正关心的并非车臣的民族自决和人权状况，而是旨在实现俄罗斯的再解体。特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两次车臣战争中，美国和北约援助车臣分裂势力的资金达五六十亿美金。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一度在车臣问题上向俄罗斯示好，但是，很快又恢复到原来的立场［5］。此外，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格鲁吉亚也因南奥塞梯冲突和阿布哈兹危机而与俄罗斯交恶，加入了西方反俄阵营。车臣南部通往格鲁吉亚的道路是车臣非法武获取境外援助、逃脱俄军清剿的唯一生命线。格鲁吉亚境内的潘基西峡谷山高林密，为车臣非法武装提供了天然的保护伞。对此，俄罗斯无可奈何。

另一方面，境外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向车臣渗透。苏联解体后，他们更是乘机在车臣扩张势力范围。在车臣战争期间，他们积极为车臣非法武装提供武器、资金和人员培训。俄罗斯安全部门公布的境外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名单涉及几十个国家的大量私人或官方组织。不仅如此，他们还派出伊斯兰“圣战者”组成“国际支队”，赴车臣同俄军作战。在俄军俘获的车臣武装分子中，有许多境外伊斯兰志愿者和外国雇佣军。车臣战争结束后，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分子并没有离开车臣，而是把车臣变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心，在俄罗斯境内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可见，两次车臣战争虽然大大削弱了车臣恐怖势力，但也促使其加强了与境外恐怖主义势力的勾结［6］。

总之，在以车臣为焦点的地缘政治角逐中，西方国家、伊斯兰世界同俄罗斯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三角关系。如何化解车臣问题中的外部阻力，是对俄罗斯政治家的一个重大考验。

［1］李雅君．俄罗斯之痛——车臣问题探源［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

［2］蒋 莉．俄罗斯车臣危机的根源及趋势［J］．国际资料信息，1999(1):17－19．

［3］侯艾君．车臣问题与外部因素［J］．俄罗斯研究，2006(2):39－45．

［4］赵龙庚．车臣危机中的伊斯兰因素［J］．现代国际关系，2000(4):43－46．

［5］庞大鹏．俄美关系中的车臣问题［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2):39－46．

［6］刘晓琴．车臣“毒瘤不能根除”的国际视角分析［J］．西伯利亚研究，2006(4):5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