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宁，肖祥彪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从来就有人性善与人性恶之争，在莫言眼中，人不仅有善良的一面，也有丑恶的一面。对于人类的合理欲望，莫言给予肯定，对人类畸形的欲望，莫言怀着深深的焦虑给予悲悯。对人性的深刻认知，使莫言的悲悯情怀具有宗教悲悯的博爱、同情特征。但莫言的悲悯情怀又有着局限性，而这种创作中所显现的矛盾，更深层的原因是中西、传统与现代文化冲突所造成的困惑。

1 莫言悲悯情怀的表现

高密东北乡作为农村，吃在这个小乡村当中自然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再加上莫言童年遭受的饥饿痛苦，使他在作品中对吃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描写。莫言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自己是一个多话并且非常馋嘴的孩子。有一次因为偷拔了生产队里的萝卜而被队长惩罚，结果他在村里二百多人面前对着毛主席像做了检讨;又有一次因偷吃田地里的花生种子而中了药毒，差点死掉。这种由饥饿所带来的痛苦体验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宝贵财富。

《四十一炮》中罗小通是一个“没心没肺，特别想吃肉的少年。无论是谁，只要给我一条烤得香喷喷的肥羊腿或是一碗油汪汪的肥猪肉，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叫他一声爹或是跪下给他磕一个头或是一边叫爹一边磕头”［1］312，他看到肉洋溢着欢乐的气氛，看到肉兴奋的表情和那些像葡萄滕上的触须一样抖动不止的小手，这种神奇的描写只能出自于一个童年亲身经历过饥饿，并对肉充满欲望的作家之手，所以这些描写不可被复制，只属于莫言。

“性是庄子保全生命、追求生命本真的重要武器。”人对于性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越了繁衍后代的本能需求，上升到了欲望层面，由于性所产生的欲望也成为生命活力的重要体现。莫言笔下有众多食色男女，他们一个个充满生命活力，对异性有着无法压抑的强烈欲望。《生死疲劳》中西门金龙与黄互助、黄合作在杏花树上肆无忌惮地做爱，在与庞抗美做爱时，西门金龙说:“别人用钱贿赂你，我用鸡巴贿赂你。”［2］342庞春苗与蓝开放整日里做爱，这种极度夸张的性爱描写是莫言写作当中生命意识的体现，同时也是莫言悲悯人类所遭受欲望折磨的重要表现。

人作为社会集体中的一员，总是处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中，而文化包括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观念、政策制度等，它们对社会全体成员有着普遍约束力，因此文化对维系并增强社会集体的凝聚力有着重要意义，但文化对全体成员的约束力必然以牺牲社会个体成员的个体意志为前提，当个人需要与社会意志发生冲突时，人的精神便会处于矛盾痛苦之中。

莫言在《蛙》中展现了乡村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其中有些是由于乡村干部行为偏激所致，而给农民带来巨大的伤害。张拳的妻子耿秀莲因被姑姑开船追击而心脏病突发与腹中胎儿一起死去，造成一尸两命的悲剧;陈鼻因为王胆死去，并且在临死之前再次生下一女而对生活彻底失去信心，变得颓废，他在王胆死前用双拳轮番击打着自己的脑袋，痛苦万端地说:“天绝我也……天绝我也……老陈家五世单传，没想到绝在我的手里……”［3］181而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定意味着陈鼻不能再养育后代。从他日后的颓废中可见其内心所遭受的巨大痛苦。

精神苦难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的苦难交叉十分明显，莫言的作品似乎不是太关注人的精神苦难，实际上精神苦难渗透于前两种苦难意识当中。人的物质匮乏也好，制度困境下的挣扎也罢，都会在精神上有所体现。

小说《怀抱鲜花的女人》是一篇隐喻大于写实的作品，那个总是怀抱鲜花的神秘女人美丽而又主动向上尉王四投怀送抱，她是欲望的象征，神秘女子极其美丽热情且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上尉王四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并且即将结婚的人，自从他吻了那个女子之后，就无法摆脱她的纠缠，在长途汽车上，在河里，女子总如影随形，这些情节象征人面对物质、罪恶的诱惑。虽然理智告诉我们一定要抵制诱惑，但多数人往往情不自禁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以致玩物丧志。最终王四与女子双双神秘死去，则预示着人在与欲望的搏斗中败下阵来，并走向毁灭。

无论在创作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悲悯都是莫言一贯坚持的主题。莫言不同于一般作家，他的创作是一种低姿态创作，即他所主张的“作为老百姓写作”，所以莫言在创作中把自己当作普通百姓当中的一员，并且莫言所描写的苦难不仅仅是对自己所见到、所感受过苦难的一种简单再现，同时也是为所有底层老百姓表达心声。最能体现莫言执着于悲悯情怀的是《天堂蒜薹之歌》，莫言通过小说中不同人物的第一视角把天堂县一批有代表性的底层农民所遭受的苦难表现出来，尽管莫言为此曾经遭到过人身威胁，但他依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莫言坚信他有为普通百姓说话的义务与责任，所以莫言的悲悯情怀不仅是一种文学创作的态度，更是莫言的生活理念。

2 莫言悲悯情怀的意义

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4］78欲望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理性驾驭欲望，欲望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动力，反之则会走向罪恶的深渊。理性控制下的合理欲望一旦满足，欲望便成为个人价值的体现。因此，对人性的客观认识以及合理欲望的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尊重个人价值。

悲悯不是一种精神上的幻想与玄思，而是一种尊重人性以及个体价值与需求的意识，即对每一个个体因人性使然而遭受的苦难都给予重视与同情，尊重人性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欲望满足的渴望。莫言对人性的认识与评价，必然使其十分重视个人价值。

个人价值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越来越被重视。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因此，封建时代的个人价值只在于安分守己，每个人安于自己的阶层，接受统治者的统治。但随着经济分工合作越来越密切，社会的发展需要激发个人创造力，所以个人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主观能动性所创造的价值使个人的价值意识觉醒，而个人价值的觉醒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民主与自由的兴起。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文艺复兴对人的重视与这种劳动分工有密切关系。当今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分工更加详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也愈加密切，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分子，有权力凭自己的能力在特定环境中追求自己的价值与地位，客观上这是社会的需要，主观上是人被发现后个人的必然要求。

与经历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淬炼的西方文化相比，在思想道德领域中，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更多的是一种压抑，由此带来对个人价值严重漠视的问题，而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解放则较为彻底，对人价值发现的问题自文艺复兴起就已提出。

当今市场经济制度要求现代文化在思想道德领域放开对人性的束缚，更加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莫言正是顺应时代潮流，用悲悯情怀而不是消灭欲望的方式，来弥补过分追求欲望满足所导致的罪恶。

因此，莫言的悲悯情怀是对人性的一次解放，同时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与颠覆。对人性的客观认识意味着莫言肯定人对合理欲望满足的追求。莫言曾经在与王尧的对话中谈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都是自由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违反法律就行，这是莫言在思想道德领域的革新，这种革新在其创作中表现为摆脱阶级政治立场写作，同时也不极力避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采用“新写实主义”的再现手法对生活苦难进行描写，力求全面客观展现人性，并通过悲悯情怀来唤起对个人价值实现的尊重。

然而，个人与集体永远是对立统一关系，个人价值的实现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如政策制度的限制，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这表现为人通常所遭受的物质与欲望的折磨，政策制度的钳制，灵与肉冲突的困顿三种苦难。人只有征服苦难，超越苦难，在灵与肉的精神冲突中突破物质与制度的客观限制，才能最终实现个人价值。

斯马特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斗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包围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5］206悲剧使人崇高，净化人的恐惧，让人变得勇敢。莫言不仅书写苦难的强大，也企图召回久违的顽强反抗精神，批判“种”的退化，正如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所呐喊的那样“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6］53。

莫言有着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他关注人间的苦难，对其倾注强烈的悲悯之情。莫言在谈及《四十一炮》时这样说到:“我对当今社会有着一种焦虑。”［7］79人的欲望在无限制地膨胀，对肉的渴望只是欲望的一个方面，虽然莫言怀着一种宗教的博爱与悲悯情怀看待人世间的丑恶，但是莫言始终无法最终释怀，他在《红高粱家族》的结尾处显现出了自己的矛盾，承认家乡的愚昧使莫言在感情上感到痛苦，他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种矛盾背后隐藏着莫言悲悯情怀的局限性。

3 莫言悲悯情怀的局限

对人性之恶的悲悯容易模糊善恶的界限。莫言对其笔下人物的罪恶给予深切的悲悯，这种悲悯所表现出来的暧昧态度严重削弱了文学的批判职能，文学的宗旨最终是要批判假恶丑，弘扬真善美。就文学的宗旨来看，主流文学既不会永远与政治同步，也不会永远与艺术同步，而只会与人类的文明发展的方向相致。文学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观照世界，透析人类的丑恶，促使人类反省自身，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逐渐为人类发展规则的制定提供参考。莫言运用再现手法，更加强调还原生活的真实，不对人物提出明确的批判或是赞扬态度，作者零介入，这是在悲悯情怀观照下表现出来的对假恶丑的暧昧态度。莫言一方面对愚昧而又善良的小人物给予同情，另一方面却又对“我爷爷”和司马库这样的土匪，甚至是《檀香刑》中赵甲这样的刽子手表达悲悯，这显示出莫言的创作存在着一种矛盾。

乡村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它相对完整地保存着中国古代文化，无论是风俗还是思想观念，都有着较浓的历史意蕴。而城市是文化的汇集之地，城市相对乡村而言吸纳了更多的外来文化，其建筑风格、思想观念与生活理念也有更明显的外来文化色彩。因此，就纵向文化地域差别而言，乡村文化主要以中国民族文化为主导，城市文化的西化色彩更加深厚;就横向文化时间差别而言，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城市则是中国现代文化的载体。简言之，乡村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城市同时是西方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载体。

莫言对乡村的种种丑陋进行批判性的揭露，同时又对这种丑恶与欲望给予悲悯与同情。这也从深层次上显示出莫言的矛盾态度。如果关注乡村与城市的文化载体角色，就会发现莫言创作中的矛盾源于文化焦虑，而这种焦虑有两层含义:中西文化的焦虑;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焦虑。由于这两种文化的载体同为乡村与城市，因此文化焦虑的两层含义往往交织在一起。

莫言深爱着自己的家乡，但他也对家乡的愚昧、丑陋以及不合时宜怀着深深的不满。于是将目光转向已经西化的城市，莫言在《檀香刑》中揭示了西方文化的代表德国利用先进文化欺侮残杀落后愚昧的乡下人，落后就要挨打，莫言认为也许西方文化较之高密东北乡的传统文化更先进。但是莫言失望了，在《红树林》等城市代表作中，城市与家乡一样充斥着欲望，其生命形态并无二致。

因此莫言并不崇尚西方文化中的文明理性，他所关注的是人的自然欲望，生与死，生殖，性，这使他的作品带有生命哲学的色彩，但是莫言对人的欲望膨胀又怀有极大的担忧。莫言的态度是既不批判，也不赞扬，而是对此施以悲悯与同情，没有明确的观点与立场，这是莫言文化立场矛盾的表现，而这种矛盾实质上是对中西、传统与现代文化进行深刻思考的结果。

如果《老人与海》当中的圣地亚哥是西方现代文化下的英雄，那么“我爷爷”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下的英雄。“我爷爷”粗鲁野蛮，却不是勇敢的硬汉，他身上更多地打上了人类原始状态的痕迹，缺乏理性的思考与文明的感化，好斗争狠，“我爷爷”有着明显的自私与狭隘，他没有拯救世界的智慧与勇气。海明威《老人与海》当中的硬汉圣地亚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是对苦难的一种蔑视，进而引出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但是圣地亚哥实现个人价值受欲望的驱使，圣地亚哥对他杀死的金枪鱼说:“这鱼是我的兄弟，可我不得不杀死他。我很高兴我们不必去弄死星星，想想看，如果每天去弄死月亮，那该多糟，月亮会逃走的……”［6］88这是对欲望膨胀的忏悔。相反“我爷爷”的个人欲望就没有这么大，“我爷爷”只想做一方霸主，不想扩大地盘，也不想更进一步升官发财，因此他不加入国民党，也拒绝加入共产党。圣地亚哥摆脱了人性束缚，但其个人价值与掠夺性欲望紧密相连;“我爷爷”则由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束缚而具有明显保守倾向。由此可见，中西文化各有优劣，这也是莫言创作当中对代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乡村与城市都持一种暧昧态度的原因。

莫言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冲突中找到一条道路。莫言在创作技巧上进行了成功的实验，他的创作既有中国民族特色，同时又大胆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写法，但是在主题思想以及内容上这种矛盾一直存在，莫言也一直未能摆脱这种文化焦虑。

［1］莫 言．四十一炮［M］．沈阳:辽宁文艺出版社，2012．

［2］莫 言．生死疲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莫 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4］叔本华．叔本华人生哲学［M］．北京:九洲出版社，2003．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6］海明威．老人与海［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

［7］王 尧．莫言王尧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