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中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10131)

如何解读文学作品是一个值得教学界深度反思的事情。文学作品的讲解往往只关注语文知识和艺术技巧，这无疑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但这种解说方式不可否认是单薄的，对于真正了解作品还有遥远的距离。而对于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解说基本上只涉及作者个体思想的脸谱式介绍，缺乏对时代思想文化背景的深度把握。而事实上流传至今的任何经典作品绝不仅是文学的，而更是思想的、精神的，既承载着民族某一时段的精神气质，又是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感悟。知识性的讲解应当是教学的基础，而人文精神的发掘则应当成为教学的灵魂，这是古今贯通的基本途径，是建构学生人文素养的关键。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并赋予前者以价值。只有前者，知识就只是没有生命的条目而面目可憎；只有后者就会流于空谈。如何在时代思想的脉络中去解读文学作品，这需要教师确立高远的目标，不断学习充实自己，会古今于一炉。以应试为目标的教育已严重危及了基础教育的化育功能。很多教师讲解文本只关注知识点的讲解，知识学习完全功利化而成为异己力量，而缺乏开启智慧，理解人生的价值导向。这一点未能引起文学教学的足够重视。

一个教师缺乏必要的文化和理论素养，往往只能借助文学史的概略描述加以发挥，而缺乏对固有知识必要的反思。事实上文学史中介绍的很多常识是经不住严格的学术推敲的，而常识又会遮蔽人们的认识和探究。“礼教吃人”成为现当代以来对于传统文本思想的基本言说，事实上多数言说“礼教吃人”者对于礼教根本是不懂的。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的礼乐文明不仅是个体迈向文明的标尺，而且也是一个民族人文理性成熟的关键，千百年来的礼教对于民族凝聚有巨大贡献。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者把政治革新与文化变革混淆，直接导致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忽视，甚至蔑弃。当笔者要求学生通读《论语》时，常招致学生基础教育阶段耳食之言形成的反传统观念的心理抵抗。以《诗经》为“民歌”无疑遮蔽了它的文化功能，以比兴为艺术手法只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比兴中的原始思维、图腾文化会被遮蔽，而对《诗经》文化精神的发掘是我们深入理解其在当时社会的功能，把握诗象中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厚积淀，以及认识《诗》教对民族文化心理养成的贡献等等。文学经典包含了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基因，教学中对作品思想的、文化的、哲学的内涵等多向度的发掘可以化解这种只论文学的单薄片面，也更能让学子热爱民族文化、了解自己民族的伟大传统。如果只有文学思维，欲讲明先秦文学基本上是痴人说梦。例如《楚辞》中包含楚文化独特的风习和南方民族独特的表情方式，巫文化本质之男女遇合转向君臣相得孕育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独特表述形式，《左传》之人本理性之发展、礼乐文化之精神，《庄子》对于人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探讨、对礼乐文明制度下的人性异化的反思，《史记》中天人关系之历史哲学，这些重要问题就因教育者自身的不了解而搁置，作品分析中这些问题的探讨远较单纯的语言艺术探究有价值。对这些涉及人类生存基本问题的探讨，是沟通古今，借古人精神陶铸自我心灵的重要途径，是建构学生的多向度思维及养成元思维能力的根本路径，把知识学习引向智慧养成，使知识成为面向人生的知识。只要教师具备思考的能力，知识的传授就会成为点燃智慧的重要方式。

经典作家之经典作品往往包含对于世界人生的深层思考，是时代思潮的艺术化表现，有的就直接是时代思想的呈现，对于思想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作品。六朝诗歌描写的细腻，对声光色的关注，不仅是文学自觉的展示，还有佛教色空观的影响，佛教以色观空对于现象世界声色的深刻体察对于推动文学描写的精致化是有影响的。有的意象则直接来自佛教，“出污泥而不染”的莲是佛国净土的象征，周敦颐《爱莲说》对于莲花的赞美就是佛教思想直接的影响，周氏转佛教的清净之象征为士人不同流俗的高洁之象征。对于陶渊明作品发掘最多的就是官场的黑暗和田园的宁静自然对比，缺乏对玄学背景的了解，对陶渊明的解读是不可能到位的。比如陶渊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这首诗无疑是陶渊明自由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王国维推为“无我之境”[2]，含蕴不尽之意，确得超言得意之妙。但如果脱离魏晋玄学背景，这首诗的解读则不可能到位。这是一首带有玄言色彩的诗歌。涉及玄学“道通为一”、“委运随化”、“言意之辨”等问题。诗中“车马”代表的是社会普遍认同的地位权势(这是世俗企慕的名)，无数人在追寻以“车马”为代表的名利过程中丧失了自我，俗世追逐势利的喧嚣和作者追求心灵世界的宁静(此乃人之本性)呈现为尖锐对立，这涉及玄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这时的世界是物我对立的，诗人追求的却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逍遥之境。居住在人世间的诗人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不是诗人耳目不能闻见，而是诗人有意的“心远”——内心世界的自我屏蔽，在寻求内心世界的宁静中有意排斥了喧嚣的凡尘。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强行的物我之别会导致人与环境的尖锐冲突，处理不好这种冲突，宁静永远不可获得。这就是庄子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强判物我人己，现象世界就成为对立矛盾的存在，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就在所难免，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是痛苦的。“心远”不仅是对喧嚣尘俗的隔离，更重要的是确立一种独立的精神世界，建立自己的价值判断。但这种割裂的世界不是世界的本真，而是人化的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在没有喧嚣的世界里，采菊东篱之下，俯仰之间南山悠然呈现在面前，熟悉而亲切，相看两不厌。山间氤氲之气在夕照下显得静谧肃穆，鸟儿成双成对地飞回巢中，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此情此景诗人与自然渐渐融合为一，不辨何者为物，何者为我？菊花、层峦、山岚、夕照、飞鸟一个丰富而真实的世界呈现于眼前，先前的物我对立在真切的自然世界里消失了，本真的自然世界与本真的人呈现出来，人获得了精神的自由而成为真实的自我，而不是被置于名利的外在评价生活中的身心分离。诗人在生生不息的宇宙大化中感悟到人生之真谛，“此中有真意”是人与自然的亲近合一，袁行霈先生以为“返归于自然，方为真正之人生”[1]248，纷繁氤氲的世界成为精神安顿的乐园，而消解了人化世界的利益争斗，喧嚣的尘世渐行远去，人本身成为目的而不再是工具，逍遥于大化之中。这种身心的逍遥是俗世难以明了的，这是一种参悟了人生的通透澄澈，非言语所能到。“欲辨已忘言”，言语在体悟世界里苍白无力，言语在践行领域徒为空言。在这一点上，陶渊明是真诚的践行者，他在田园世界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栖息之所，这种逍遥于无何有之乡的生存境界是个体精神的映照和选择，对于利禄之徒来说可能呈现为滑稽可笑。陶渊明于此言说已毫无意义，他不需要用言语去游说他人认同自己生存方式，更无须引人与之同道。“得意忘言”，在真切的自然中享受真实的人生，体认真实的自我。整首诗从思想的脉络上看无疑是玄学时代讨论的哲学命题的诗化表达，而非简单以艺术的超言绝象可以阐明其宗旨。玄学思想的引入对于作品解读有了真切的时代背景和思想的深度，并把艺术鉴赏引向人生的思考，对于学子如何思考人存在的价值，处理物质与心灵关系，涵育一己心灵具有巨大意义。

又比如朱熹的《观书有感》其一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3]这首诗表面上描绘了一个池塘因有活水源源注入而清澈如镜，可以鉴照外物，格调清新，又理志深幽，启人深思。今日朱子故里多方考辨方塘在何处，在朱子出生地尤溪便人工挖了一个半圆形的池塘以为实证，这是对诗的生吞活剥。这首诗是一首哲理诗，讲的是读书豁然开朗后的情景，半亩方塘是比喻，“方塘”比识照万物之心，“天光云影”指纷繁的现象世界，“源头活水”指识得天理之境，“清如许”则不再被纷繁现象困扰之心。方塘如镜鉴照万物而宇宙万物无所遁形，比喻指的是读书融会贯通而把握了终极意义(天理)后的心灵境界，人不再被纷繁的现象遮蔽，混沌的心灵走向澄澈通透。此乃朱子所谓“到得人欲尽，天理明，无些渣滓，一齐透彻，日用之间都是这道理。”[4]悟得天理则此心如镜，人不再为种种欲望所左右，方能行事无差而明辨是非。作为本体之天理在世界中呈现不同，如同天光云影变幻莫测，只有把握住本体之“理”才能认识万物之本质，“一鉴开”是由万物各一其理的分殊至于道通为一的理一之贯通。这首诗既是朱子“理一分殊”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达，也是其格物致知修养论的诗化体现，是其求学悟道的诗性言说。万物一理这是对本体世界的认识和把握，这种融会贯通是要通过艰苦的人生实践而达成，把握本体世界的过程就是格物致知的过程，朱子认为圣贤教人及学者终身所从事者皆是体悟“理一分殊”之道，云：

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圣人千言万语教人，学者终身从事，只是理会这个。要得事事物物，头头件件，各知其所当然，而得其所当然，只此便是理一矣。……格物者，穷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4] 975-976

理一的认识来自对万物之理“分殊”的体认和积累贯通，于事事物物中理会其当然之理，格物是穷究物理事理的实践，致知是格物的功用，学问与人生皆呈现为一个由“分殊”走向“理一”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其《观书有感》其二更鲜明地传达了格物穷理实践理性精神，云：“昨夜春水江边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今日水中自在行。”[3]286此诗以泛舟作比喻，深含哲理。一方面可用来比喻悟道时豁然贯通的自在快乐，一方面也用来比喻行事在时势未到时的盲动无益，和时机成熟时的畅通无阻。这是格物致知而至穷理尽性的过程，非如唐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而在于说明“格物”与“穷理”的实践理性。“向来枉费推移力”是苦苦探索过程的真切描述，在未能把握“理一”之境时，不管是学问，还是人生都不可避免地有艰难的求索，并且有的探寻不可避免地要走弯路，这是“格物”的形象表现。“春水生”是真积力久豁然开朗的境界，与前诗“一鉴开”同意，展示的是把握住人生和学问真谛的明澈，一切都明晰起来，艨艟巨舰中流“自在行”，世界不再有遮蔽之物。当然格物之“推移力”绝非枉费，而是走向“自在行”的基础，没有艰辛的探索，绝不可能悟彻学问及人生真谛，没有分殊的格物历程，就不会有理一的致知结果。朱子《大学章句》对格物致知有精微的论述，学者“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自然“于众物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5]“一鉴开”、“自在行”就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真切呈现。朱熹的这首诗形象的表述了“物格知至”、“穷理尽性”的过程。朱子天理人欲之别，是对人本质的深刻思考，是对人何以复善的深刻追问。“格物穷理”是人类认识由分殊世界达至理一世界的根本途径，没有格物的艰难求索绝无悟透天理的通透明澈，“格物致知”揭示的不仅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是复性的根本途径。

陶渊明与朱熹只是文学世界里的个例，在漫长的文学长河中，作品是作者思想、时代思潮的深刻反映这一现象所在皆是。文学经典无疑是作者思想世界的形象化表述，在这一意义上，文学经典就是思想经典，而文本解读中对于思想世界缺乏了解必然导致解读的浮浅，这种解读既不能真实理解作品，也不能很好理解作者，更不能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度与广度。这种现象在中国教育界是普遍的，不管是基础教育讲堂，还是大学讲堂。中文专业不讲授思想史、历史学、哲学等相关知识，必然导致我们培养的学子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当台湾《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在大陆三十多所中学试行时，我们找不到讲授《大学》《中庸》的教师，这将撬动我们对多年以来教学过度专业化导致的知识狭隘化的反思。教材对于经典中人生问题的系统发掘，在知识传授中同时化成人文，将直接引起教材编写者对人生向度的系统反思。文学作品解读是固守所谓的文学性，还是向思想文化的深度发掘迈进，这无疑是当前文学教学应当思考的严肃问题。

参考文献：

[1]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247.

[2]王国维著，王振铎编.人间词话与人间词[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15

[3]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2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86.

[4]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092.

[5]朱子.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