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

苏童的小说叙事，试图为我们重构一个独具精神、美学意蕴的文学“南方”。南方的意义，在这里可能渐渐衍生成一种历史、文化和现实处境的符号化的表达，也可能是用文字“敷衍”的种种地域、人文、精神渊薮，体现着南方所特有的活力、趣味和冲动。与此同时，他更想要赋予南方以新的精神结构和生命形态。在这些文本结构里，蕴藉着一种氛围，一种氤氲，一种精神和诉求，一种对人性的想象镜像。“南方”，成为苏童书写“中国影像”的出发地和回返地。

三十余年的“新时期”和“新世纪”文学历程和时空跨度内，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作家，能够坚持几十年“可持续性写作”，而且迄今创作力不衰，一直在保持、积蓄、聚集更为稳健并使创作走向成熟的力量，不断地拿出有影响力和可能成为经典的作品。虽然，我们还不能判断这个时代究竟可能出现多少堪称经典的杰作，但从这些作家、作品的面貌、品质和格局看，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成为一个较长历史时期文学写作的中坚。无疑，苏童就是这些作家中的一位。梳理和“整饬”苏童三十余年的文学写作，我们会深感这位出生于南方古城苏州的作家，他提供给我们的文学世界，呈现出诸多灵动隽永、不可复制的美学风貌和精神个性。我们也可以将苏童置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的范畴内，来考察苏童写作的独特贡献，审视这位成长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的中国作家，其写作中所触及到的现实、经验、问题和意义，发现他的“变”与“不变”，发掘他与“文学传统”、古典精神、现代美学之间的神秘联系，还包括他的想象力、审美判断的视野与表现现实的幅度，考察他在特定文化环境下的叙事，其文本美学价值对现代汉语写作所作出的贡献。苏童数十年“沉湎”甚至“沉溺”于中国“南方”，在对于 “南方”生活世界的描述中，他不断地引申出当代生活剧烈颤动的形态和人性，灵魂的曲折、精微变异。在“南方”生活的表象背后，苏童并不是仅仅叙述某种“地方志”般的生活样态、负载或格局，而是，以文学的叙述方式和结构，彰显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历史记忆。这种记忆，传达着精神、想象、虚构与其共同“发酵”的力量，在“写实”的基础上，让虚构制造出最接近生活、现实的可能性。对此，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苏童小说的“题材”，或者说，他所表现的生活，都“发生”在江南，不论是沉重的命题，或者有关日常生活的“没说什么却令人感动令人难忘的作品”，或者是关涉人性的窘迫与困境，其叙事的激情，缘何几十年来在写作中都源源不断、经久不息地释放出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构成？其叙事的动力何在？显然，苏童所叙述的南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仅属于苏童这位作家，它已然属于当代，属于纯粹中国化的 “东方”，是一个迥异于西方文学世界里那个“南方”的所在。也就是说，“南方”，是如何成为苏童书写“中国影像”的出发地和回返地的？

在对南方漫长历史时期的表现中，南方的生态，在苏童文学文本中演绎出许多家国神话、现代寓言，其中，既能令我们感悟到东方文化的神韵，也能捕捉到以西方文本作为叙事参照系的东方意象。那么，在这些作家中，苏童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苏童最大的“野心”，就是试图为我们重构一个独具精神意蕴的真正的“南方”。南方的意义，在这里可能会渐渐衍生成一种历史、文化和现实处境的符号化的表达，也可能是用文字“敷衍”的南方种种人文、精神渊薮，体现着南方所特有的活力、趣味和冲动。与此同时，他更想要赋予南方以新的精神结构和生命形态，这些文本结构里，蕴藉着一种氛围，一种氤氲，一种精神和诉求，一种人性的想象镜像。

对南方世界人性的幽暗、挣扎和生生不息力量的感知，既有怀疑也有猜想。另一方面，苏童不是那种一定要刻意去“表现”什么、证实什么的作家，也不是那种有志于“挥斥方遒”，犀利地拿世界和人性“开刀”并且精于“算计”的作家，他写作的过程，有灵魂的坐标和沉郁的思索矗立其间。

在苏童的写作中，或者说，在他虚构的世界里，天分可能会不断地战胜发生学上的逻辑、实证意义，从而“还原”和重构出新的精神价值。实际上，作家在试图重建生活的那一刻，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生活已有的形态，想象力所产生的内暴力，在这个时候显示出异质性的威力。

仔细体察苏童的“南方”生活，具有强大的“阴柔”文化的弥散性，扩展出独特的“唯美”品质，它在虚构中发掘历史，考量家族兴衰，发掘人性的复杂，直指文化本身的质地，这也可视为文学的虚构的本命及其伦理承担。而我们在苏童小说里所获得的“南方形象”，无疑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其中，不仅是风物、人物书写上独具格调和色彩呈现，而且，它有别于其他中国作家的“南方”情结，他铺张了南方既有的精致、细腻、轻曼、祥顺，也放大了暴力、粗鄙、凶险和叛逆。我们从中能够清晰地爬梳出自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迄今的南方经济、文化、历史等人文变异的“腥红”轨迹，南方的城乡市井及其神韵，“苏童式”的南方文体，赋予这个地缘视景以文化诗学的维度。一路过来，正是这种“文化弥散性”，使其对历史的诗意描摹，家族之罪和苦难的铺排，生命、性象的颓败感表现，包括“城北地带”少年血的惊悚逼视，孤独“红粉”的剩余想象，在叙述的“古典性”和“抒情性”张力中，树立起一个记忆修复中的南方，需要“救赎”的南方，一个充满种种想象性、可能性的南方，借此探触生命最实在的层次，呈示家国往事、个人命运的伤痛、多舛，历史的迷魅，演绎为文学的记忆。

苏童的“重构南方”没有自身太多的“主体意识”的“介入”，历史、人物、精神的重心也于不经意间成就了苏童小说的题旨。

特别是隐蔽的强大而复杂的精神张力，在字里行间无尽地蔓延。尽管他的“南方”只有“枫杨树”和“香椿树街”两处主要的地理标志，但其中生生不息的人群，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演绎的个人或家族历史的腐朽、颓废及人性图景，为我们提供了更宏阔的历史、人性的想象奇观。

如果从 “古典美学”的角度考察苏童的小说，就会强烈地感受到文字中张扬出的不同凡响的小说气象、文化气息及其与之相契合美学特征的糅合。实质上，它是“先锋”和“古典”的合谋。我感觉，蕴藉在苏童文本中的气象和气息，可以用古典文论中论及的“体志气韵”来描述。苏童的叙述面貌和气度，始终鼓胀着一脉贯通的气象、气息。

苏童自成名始，就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等文本，将中国古典的东方神韵播散出来，此后就一直没有断绝过。苏童在叙述技法上，神奇地将“中国画”的“线”、“墨”笔法转化成了一种语言上的意味，无论怎样写故事，怎样写人物，叙述情节，营构场景，仿佛都是在“烟”的里面进行。这种“烟”一样的中国画中才有的“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席前”的“迷离”感，弥漫在他小说的所有叙述元素中，“对话”，“描写”，“叙事”，甚至“节奏”，“情绪”，承受着江南之“轻”，使人感到“烟”里才有的那种“远而近”、“真切而恍惚”，呈现充满矛盾的经验。也许，这也是苏童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颇为 “古典”的地方。

苏童再现生活和虚构生活的力量，与语言的表现力具有极大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汉语写作的魅力，在苏童对南方的想象中，就显示出充分的张力。

三十年的写作，这个世界已经鲜明而独特地描摹在苏童文学创作的版图上，作为一个杰出作家的痛感，他的爱憎，他的超越，他的“宗教”，甚至才情，都已经充分自由地帮助他获得自己的构建方式，看到并重新塑造一个世界，使这个有着“异己”性力量的存在，通过文本叙事实现作家的精神和叙事伦理。作家内心深处和外部世界的诸多异己性力量在文本里终获扬弃，生活中异质的和离散的成分因作家的叙事美学，奇特地融合成文化的有机关系，呈现出独特的精神品质。这样的写作，无疑对于我们时代具有重要价值和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