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生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7）

试论抗战时期习仲勋对关中分区通胀的治理

王春生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7）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由于缺乏准备，包括关中分区在内的整个边区因此陷入通胀危机的泥淖中.面对危机，习仲勋领导的关中分区贯彻边区指示，通过发行公债来回笼货币，加大盐运来增收外汇；发展煤炭产业来缓解通胀.在其努力下，分区的通胀得到明显遏制.

习仲勋；关中分区；通胀；治理

陕甘宁边区政府自成立以来在财政经贸方面对“友区”有着极强的依赖性.皖南事变后，国共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国民政府开始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政府的财政因此陷入困境.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被迫多“发票子”（即边币）.由于边币发行匆促且缺少有效的准备金.因此，边区的通胀率一路走高.作为边区南大门的关中分区自然也不例外，面对通胀危机，作为关中分区领导人的习仲勋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 发行公债，回笼货币

“发行公债是政府的一种吸收存款办法.”①通胀的产生源于货币的过多印发.公债的发行可以有效地把市场上过多流通的货币予以回笼，从而达到遏制通胀的目的.对于公债的这一作用，习仲勋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公债发行之前，他就计算过，“这次收公债即可抽回四十一万.”②这时的关中分区是边区的一个“主要出超区”，其流通的货币量达“近两百万”，③仅公债一项，就可回笼市场上货币总量的 20%以上，这在抑制通胀方面自然意义重大.基于这一认识，习仲勋在征收公债的态度上明显要比其他各分区或直属县的领导认真得多.边区“各分区及县政府多因驮盐工作妨碍此项要政，或想挪用公债款项改作他用”.④在各分区与县政府给边区政府的报告中可以发现，一些领导总喜欢强调征收公债的困难，对于其重要意义少有论述.但在关中分区给边区政府的报告中，这类表述很少出现，相反对其作用习仲勋则相当重视.

态度的积极与否对于事情的成败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他分区与习仲勋领导的关中分区在公债征收上的成绩，差异明显.华池县在 1941年 4月份已经接到征收公债的任务，但该县直到 7月份才开始布置这一工作⑤，所以华池县无论如何也不会在 8月前完成这一任务.在边区的各个县中，安塞县离延安最近，因此该县接到征收公债任务的时间当不会晚于 4月份.但该县直到 11月末才完成征收公债的任务.⑥至 1942年，边区征收五百万公债的任务仍然没能完成.⑦显然，有些分区或直属县最终没能完成任务.而关中分区则“至七月底不但业已完成任务，且超过数万元之数，……且因征收公债，收缩边币四十余万元，边钞信用大为提高.”⑧可见，关中分区公债征收任务的提前完成离不开习仲勋的积极态度.公债征收任务的完成使市场上过多流通的边币得到回笼，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截至 1941年 7月，“关中与陇东的边币价格以（已）提高到七角.”⑨与之前一个月相比，关中分区的边币价格提高了近一倍.边币价格的大幅提高表明关中分区的通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

2 开展运盐，增加外汇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征收公债只能治标无法治本.“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只能“大量增加关中生产”.在当时的环境下，发展生产扩大出口，增加政府的外汇收入是解决当时通胀的最有效措施.但是“关中分区接近友区，地区不大，出产又少”，⑩依靠扩大生产来解决通胀作用相当有限.但这并不代表关中分区无法以治本的方法来解决通胀.陕甘宁境内盛产食盐，关中分区可以依靠运盐来扩大出口增加外汇.“边区矿业，最多的是盐，财政税收主要的来源也是盐.”11而且盐是刚需，天然地具有极强的市场竞争力.在当时严峻的通胀形势下，通过盐业出口显得十分必要.因此，“盐的运销几乎成为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最有效的办法.”12习仲勋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据这次动员可保证运回一千五百驮盐，合计二万二千五百斤.友区每百斤盐发一百二十元，即以百元计算，也可得到二三十万元法币进来.”关中分区 1941年的运盐任务是 9000驮，抛过 500驮的公盐，13以此计算关中分区仅 1941年下半年最少即可获取,一百一十万元到一百七十万元法币的外汇收入.

“关中每月有二十万法币调整，边币既无疑问的巩固了”（习仲勋的这句话说于 1941年 7月）.13从 1941年 7月起至这一年结束，关中分区需要 100万元的法币来稳定边币.实际上，仅运盐一项所获取的外汇就可保证边币坚挺.因此，习仲勋对运盐事业不仅极为重视而且积极行动.

习仲勋指示分区内的各级政府，要求在其辖区内积极创办合作社组织.

在习的领导下，“关中分区很快就建立了供销合作办事处，各县、区、乡也随之相应建立了供销分社.”14这些合作社主营食盐等货物，且重视发挥盐业的优势.虽然“盐为笨货物，成本又低，不易驮运，加以边区运输困难，运费因之甚大15”，但分区可以通过合作社组织来规避这一风险并扩大其运销渠道.关中分区靠近国统区，“摩擦开始后，合作社遭受很大损失，”营业颇受影响.1942年 3月，关中分区开始将资金、干部集中于县联社，由其统一分配.摩擦对合作社的干扰因此降低16，这为分区的运盐事业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在各分区及直属县中，关中分区离产盐地最远，而且关中牲口不放青，因此农民非住店不可.为解决这一问题，习仲勋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积极作为，他“在关中区域内设立四处骡马店，以供驮盐者的便利”.17在习仲勋后来给边区政府的报告中，笔者并没有找到运盐农民在关中区域内住宿难的问题，这从侧面证明习仲勋的这一措施应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与一些分区及直属县“隐瞒数目，夸大困难（鞍架、路费等）”不同，18习仲勋在运盐过程中所提的困难主要是盐池拒收边币一事.面对这一问题，边区政府“派员查明纠正”，“各盐栈亦已去函纠正”.18在相关单位的努力下“（好多地方拒绝边币） 这种现象是大部分纠正了”.19这对于关中分区的运盐事业自然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习仲勋的领导与努力下，关中分区的运盐创汇事业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边区银行在 1941年 10月的《银行报告》中指出：“上半年（整个边区）入超大概一千万元，这一千万中有两百万是由关中分区抵消的.”20是年七月前，关中分区还属于边区的主要入超区.三个月后，关中分区就已经出超.“边区主要出口货为食盐，约占出口总额百分之九十以上.”20关中分区虽产煤炭，但产地仅集中于同宜耀一隅.当时运输主要靠驮力，其劳力为当地农民.仅仅依靠一县的牲口和农民运输，再加之其中还有一部分要自给，所以即使同宜耀的煤炭产量再高，其所占的出口比重也终究有限.由此可见，关中分区的出超主要来自于食盐.截至 1942年末，关中分区共收入 3000多万元法币.21

习仲勋于 1942年 6月离开关中分区，但 7月后“边区各地除关中分区外，其它各地销盐日快.”21习仲勋走后，关中分区销售食盐的速度也降了下来，这说明出超的三千万元法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习仲勋任期内获得的.如习仲勋之前所说，在边区通胀最严重的时候，关中每月仅需二十万法币的调整，边币即可巩固.抛过上缴边区的部分与依靠煤炭出口所获得的外汇，无论怎么计算都可以确定关中分区自己所控制的运盐创汇收入完全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关中分区对于边币的需求相对较少，其通胀的一大诱因为延属分区边币的外溢（边币主要流通于延属）.从 1942年 1月起至习仲勋离开关中分区，边币的供应量基本呈逐月下降的趋势.22如此关中分区内流通的边币自然也会减少.因此可以确定，关中分区的通胀必定得到了遏制，作为出口大宗的食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3 发展煤炭产业，缓解通胀压力

抗战以来国统区长期面临煤荒，1941年以后煤荒虽然得到了遏制，但市场需求依旧旺盛.1942年 1月咸同铁路同官段通车后，当局以此专运煤炭每日两趟，日均运煤达三百吨，但这依旧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当年十月，当局将其增至每日三趟.23尽管国统区的煤荒已经过去，但煤炭在国统区依旧十分紧俏.对此西北局曾指示关中分区：“公家可投资较大的资本，经营煤炭.”24关中分区同宜耀县盛产煤炭.由于该分区不产盐且离盐池路途遥远，因此在同宜耀县，“驮盐的收入不及贩运石灰”，所以习仲勋积极向边区建议主张同宜耀以驮炭代替驮盐.而且“同宜耀的炭若和八团交涉办好时，还有一批法币进来”，25这对抑制关中分区的通胀自然有帮助.输入型通胀的产生与原料价格的高涨息息相关.当时国统区产煤大区同官靠近关中分区，其 1942年产煤量达 10.12万吨，26可见同官 1941年的产煤量也应当很丰富.煤炭属于刚需，如果关中分区不提高煤炭的自给率（尤其是军用煤炭的自给率），那么该分区的煤炭需求将不得不转向国统区.随着国统区煤炭的进入，关中分区的法币需求量会加大，这将使缺少信任的边币进一步疲软.由于边币是边区内的唯一流通货币，因此边币的疲软将进一步推高物价，同时该分区煤炭需求的增长也极有可能导致热钱的涌入，这些将增大关中分区通胀的上行压力.因此，提高关中分区的煤炭自给率显得极为重要.

习仲勋在 5月 25日、6月 29日、7月 2日给边区的报告中都有提及煤炭驮运.27在习仲勋的重视下，关中分区的煤炭事业取得显著成就.1941年 10月“关中是边区主要出超的地方，因为那边有盐出口，还有衣食村的煤炭.”28煤炭所占的比重虽不能与食盐同日而语，但边区银行在总结关中分区的出超原因时能够将煤炭单独提出，就说明这一时期的煤炭出口比较成功.煤炭的成功出口应当使“一批法币进入”关中分区，为外汇增收锦上添花.1941年边区经济建设方针要求由“半自给”发展至“全部自给”.29在此方针的指导下，边区指示关中分区：“区内必须用而不足的东西，严禁输出.但有剩余的，可以输出一部分.”30煤炭属于战略物资，刚需特色明显.如果产量不足，当局定会严禁其输出.分区既然能够输出部分煤炭，即可证明其产量有剩余.因此，可以断定 1941年的煤炭产量基本实现自给.

至 1942年关中分区共产煤 2500万斤（折合 3750万市斤），比同期延安的煤产量多出 100万斤（折合 150万市斤）.延安是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无论军用民用其需求都大于关中分区.但“从 1941年延安煤区所产煤炭基本上保证了军民日常生活及生产所需之燃料”.31边区 1942年的经济并未发生大范围的波动，相反这一年整个边区的经济与 1941年相比更加平稳.上文中的 M2增量的下降即可证明，边区 1942年的煤炭产量应当能够满足延安的需求.关中分区的煤炭产量多于延安且需求小于延安，所以这一年关中分区的煤炭产量应该能够自给自足，且有剩余用来出口.

1942年上半年，习仲勋仍在关中分区任职.从对煤炭的重视来看，他对这一年的煤炭自给与出口有着一定的贡献.煤炭自给率的提高可以降低输入型通胀产生的风险，其出口又可以为关中分区的外汇增收锦上添花.因此，煤炭的出口在遏制通胀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作用.

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通胀得到遏制.作为边区的出口大宗，食盐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关中分区的食盐工作取得了相对圆满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关中分区的公债征收工作在全边区首屈一指.在边区所有的产煤区中，关中分区的产量也最多.关中分区通胀的缓解不仅与大环境息息相关，更与关中分区的出色表现密切相连.作为关中分区的行署专员，习仲勋所起的作用自然不容忽视.对于习仲勋所领导的关中分区，边区政府曾高度评价道：“可做全边区的模范”.32

注 释：

① 《银行报告》（1941年10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②《关中专署呈文》（1941年7月2日）《陕甘宁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③《关中专署的呈文（节录）》（1941年6月29日）同上书，第55页.

④《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催交救国公债的训令》（1941年8月15日）同上书，第108页.

⑤《华池县七、八月份工作报告的指令》（1941年9月）同上书，第198页.

⑥《安塞县十一月份工作报告》（1941年12月3日）《陕甘宁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362页.

⑦南汉宸报告：《银行工作检查问题》（1943年3月26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153页.

⑧《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催交救国公债的训令》（1941年8月15日）《陕甘宁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108页.

⑨朱理治：《关于边区经济与金融贸易报告》（1941年7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157页.

⑩《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处理金融问题给关中专署的指示信（密）》《关中专署的呈文（节录）》（1941年7月11日）（1941年6月29日）（1941年7月11日）《陕甘宁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26,55页.

11 朱凤熙：《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概况》，《解放日报给》（1942年1月20,21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第144页.

12 《西北局关于冬季运盐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信》（1941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第260页.

13 《关中专署呈文》《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食盐督运委员会关于分两期完成运盐任务的通令》（1941年7月2日）（1941年7月30日）《陕甘宁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64，60,61页）.

14 《习仲勋在旬邑》，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45页.

15 《西北局关于冬季运盐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信》（194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260页.

16 《关中分区一九四五年合作社工作报告》（1946年8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编），第99页.

17 《关中专署的呈文（节录）》《安定县运盐工作第一次总报告（节录）》《边区政府关于运盐问题给关中专员及工团主人的复函》《边区政府、边区食盐督运委员会关于盐问题给关中专署及工作团复信》（1941年6月29日（1941年7月15日）（1941年8月19日），《陕甘宁政文件选编》（第4辑）第54，75，110，52页.

18 朱理治：《关于边区经济与金融贸易报告》（1941年7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编），第157页.

19 边区银行：《银行报告》（1941年10月），同上书，第16页.

20 王思华：《金融与物价》（1943年12月）同上书，第141页

21 边区贸易局：《食盐统销》（1942年12月），《抗日战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第134页.

22 银行工作检查委员会：《发行问题》（1943年5月23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编），第132页.

23 《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第240—241页

24 《西北局关于关中工作决议》（1941年7月10日），《中中央西北局文件汇编》，第130页.

25 《关中专署的呈文（节录）》《关中专署呈文》（1941年629日）（1941年7月2日），《陕甘宁政府文件选编》（第辑），第55，64页.

26 《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第232页.

27 《关中专署的呈文》《关中专署的呈文（节录）》《关中专呈文》（1941年6月29日）（1941年7月2日），《陕甘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30，55，64页.

28 边区银行：《银行报告》（1941年10月），《抗日战争时期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第163页.

29 《陕西省志·煤炭志》：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第350页.

30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处理金融问题给关中专署的指信（密）》（1941年7月11日），《陕甘宁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26页.

31 《陕西省志?煤炭志》：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第350，35页.

32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催交救国公债的训令》（1941年月15日）《陕甘宁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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