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44)

《竺可桢全集》第22～24卷收录了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函稿藏件，史料价值很大。就我个人历事而言，可以解决中国现代气象学史上的不少悬疑问题。

1931年5月，中德(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气象组主任德国人赫德博士(Dr．W．Haude)第二次来华携带了气象风筝及探空设备等。中国的气象研究所派了徐近之与胡振铎同他在内蒙古施放了123次气象风筝探空，熟悉了操作的全过程。

1932年4月，中德西北科学考察团此项探空工程结束后，赫德博士返德前，将气象风筝和探空仪器设备等留在中国。关于它们的归属，中国书刊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1)1932年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第180页和第194页记载为气象研究所所有(其他几种说法皆误以为清华大学气象台所有)。

(2)1980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气象学史》第262页记载为“赫德……风筝探空工作结束返回北平后，乃将全套风筝探空设备赠送该校(清华大学)气象台”。

(3)1983年农业出版社的《中国气象史》第116页记载为1932年7月北平清华大学气象组用美金1 200元，经转中央研究院购得了这个气象风筝。

(4)2011年气象出版社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第354页仍记为“1932年风筝探空结束后，考察团将全套仪器赠给北京清华大学。”

(5)据我模糊的记忆，曾有一些书刊也提到过这些风筝仪器等归属于清华大学。

我曾详细地查阅了相关资料。其中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对购买这个气象风筝的记载相当详尽，例如:气象研究所购得的气象风筝有三架，气象仪器是铝制的，能测压、温、湿、风等项，连同钢丝、绕线机等总值为五千马克，以国币1 600元(相当于美金500元)廉价转让。气象研究所以都中禁止释放此种风筝而北平泡子河(气象研究所直属的北平气象台所在地)地点狭窄不能施放，故与清华大学商妥后，委托清华大学气象台台长黄厦千及其助理等(他们皆在气象研究所工作过，并且是由该所介绍到清华大学气象台任职的)在空旷的清华园施放。1933年气象研究所又从德国购到钢丝两万米，黄厦千领去了一万米。

《竺可桢全集》第22卷第637页，载有竺老1934年1月的《高空气候观测记录》弁言，内有“……一九三二年六月，本所向西北科学考察团赫德博士，以廉价一千六百元(合1399.71马克)，购得测空风筝机件全套，计有十六立方公尺之风筝三架，十立方公尺者三架，钢丝绞盘一具，自记气象仪两具，钢丝两万公尺及零件。旋又自制风筝架以资扩充。风筝测候，系委托清华大学气象台主持释放”。上述记载与中央研究院总报告大同小异，其认定气象风筝为气象研究所所有则一也，似不应再有疑义。

《中华气象学史》认为全套气象风筝探空设备赠与清华大学气象台，可能是得自刘衍淮先生的误传。刘先生在台湾发表的《我国戈壁沙漠气候之研究》一文中有赫德博士“返回北平后将全套风筝探空设备，赠送国立清华大学”之句。刘先生是1934年8月从德国返回北平师范大学的。气象风筝的转让是两年多以前的事，黄厦千先生离开清华大学气象台前往美国进修后，清华大学曾聘请陆鸿图先生接任，事未成，乃请刘衍淮先生到清华大学气象台兼职一年。黄、刘二人未能接触交待，因而不悉气象风筝归属的原委，似在情理之中，以致误以为气象风筝是赠送的。

关于清华大学经转中央研究院购得气象风筝之说我未能找到任何旁证。

现在《竺可桢全集》第23卷第199页和第221页中收录的梅贻琦与竺可桢1936年3月间往返函件披露的内容，可为该项气象风筝等归属气象研究所又得一旁证。另外涂长望先生在清华大学借聘期间薪金差额问题的圆满解决竟与施放气象风筝有关。

现将梅、竺函件照录于下。

民国廿五年(1936年)3月7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致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函:

藕舫先生道鉴:疏候光霁，弥殷溯洄，维兴居佳胜如颂。敬启者:二十四年九月，敝校借聘教师涂长望先生来校时，经与贵所商定其待遇为每月三百元，由贵所津贴六十元，敝校月出二百四十元。兹准敝校理学院函陈地学系二十四年度借聘教师涂长望先生担任气象课程，近因在校址内施放风筝事难于进行，中研方面有不愿以后再出津贴六十元之表示。惟本校对于涂先生之月薪至多可担任二百八十元(专任讲师最高待遇)，若再由中研津贴二十元，即仍合原定月薪三百元之谱。请函婉商，等因。查涂先生借聘期约系自二十四年九月起至二十五年八月止，除上年九月至本年二月涂先生应得贵所津贴按月已由敝校暂行垫付，请即赐拨归垫外，准函前因，特再奉达。如荷赞同，并请将六月该项津贴按月以二十元计算，一次汇校，藉便分别致送归垫，至深纫感。专泐，敬颂道祺。弟梅贻琦启(名章)。三月七日。

民国廿五年(1936年)3月11日，竺复梅函:

月涵先生道席:惠书辱商涂长望先生月薪如何分任一节，一一谂悉。在敝所初意，按月分任六十元全为施放风筝津贴，今风筝既难进行，津贴亦当停止。谨为手续便利计，勉任至本年二月底为止，嗣后月薪三百元尽请贵校担任。承嘱再任二十元，以与敝所工作不属，亦未敢承。至涂先生九月薪，敝所早已发清矣。去年十月至本年二月津贴共三百六十元，当即汇璧。至于涂先生来贵校仍以敝所研究员名义，似无与贵校讲师、教授薪俸阶级相衡突之处。敝所应寄贵校之款，计自去年十月至本年二月津贴共三百元，其中须扣除涂先生北上时敝所垫付而吾兄复电允给之旅费一百元，计余款二百元，俟得惠示后即当寄奉。专复，即颂道祺。弟竺可桢顿。三月十一日。

编者注: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393—2789］入编。原函标题为“函梅贻琦”，题下署“三月十一日清华大学校长”。梅函亦系该馆藏件［393—2874］。

民国廿五年(1936年)3月20日，梅复竺函:

藕舫先生惠鉴:昨奉台函，具悉一切。敝校借聘教师涂长望先生月薪三百元，已由上年九月起按照原约分别发垫。兹承贵所允出津贴三百元，可作为九、十、十一、十二、一五个月之一部分薪，敬请台酌惠寄归垫。从本年二月起，涂先生月薪三百元全数即由敝校担任可也。再敝校上年九月发薪时，业将旅费一百元经涂先生具领，合并奉闻。专此布复，顺颂台绥。弟梅贻琦敬启。三月二十日。

民国廿五年(1936年)3月28日，竺复梅函:

月涵先生惠鉴:来教嘱归垫涂长望先生薪给津贴三百元，谨悉。兹除扣付旅费壹佰元外，谨由上海银行汇奉贰佰元，以资清结，即希查收示复为感。此颂台祺。弟竺可桢谨启。

编者注: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393—2789］入编。原函标题为“函梅贻琦”，题下署“廿五年三月廿八日 清华大学”。梅函亦系该馆藏件［393—2874］。

1934年清华大学气象台台长黄厦千是该校唯一气象教员。8月，他去美国进修后，隔了一段时间，清华大学聘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衍淮博士暂时兼任黄厦千的教职一年，然而刘、黄二人并未能接触，气象风筝从那时起不再继续施放。1935年夏，刘衍淮离开清华大学后，当时中国的高级气象人才寥若晨星，清华大学一时聘不到适当人选，迫不得已，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拟向气象研究所借聘涂长望先生一年。当时涂长望先生身为气象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主持该所科研，而且兼任了中国气象学会《气象杂志》(月刊)的总编辑，很难离开。竺所长考虑到支援清华大学义不容辞，在征得涂先生的认可后，同意把涂先生借聘给清华大学一年，薪津、旅费等费用，皆由清华大学承担，其时双方都未考虑到中央研究院和清华大学之间的薪津标准不尽一致，存在了差额问题。所幸，用气象研究所本应停付给清华大学的施放气象风筝的津贴费设法解决了。

(2014年2月18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