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汉

（池州学院 九华山佛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池州 247000）

启于杨而成于赵：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复兴

尹文汉

（池州学院 九华山佛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池州 247000）

佛法久住，离不开居士的护法。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复兴，居士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出生在皖江流域的杨文会与赵朴初，凭借着他们强大的愿与力，前者开启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被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后者则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领导佛教界实现着中国佛教复兴之梦。可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佛教，启于杨而成于赵。

居士佛教；杨文会；赵朴初；佛教复兴

居士是佛教信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入中国近代，这种作用显得更加明显。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复兴，端赖一大批居士如杨文会、欧阳渐、桂伯华、蒋维乔、黄忏华、顾净缘、王恩洋、周叔迦等人的努力，他们面对着佛教衰微的现状和西学东渐，勇敢地站在了佛教文化改革的潮头，以坚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创立刻经处，刻印流通佛教经典；建立佛教教育机构，讲经说法，培育人才；创办佛教报刊杂志和佛学书局，建立佛教研究组织，开展佛教慈善福利事业，在佛教领域开启了一声势浩大的宗教文化运动。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复兴运动，处处都有居士的身影，处处都有居士的贡献。然而，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饱经战火，苦难深重，佛教的复兴没有一个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佛教事业只能在断断续续中艰苦维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稳定，经济日益繁荣，对外交往正常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中国佛教界在赵朴初居士的领导下，佛教各项事业稳步推进，近代以来兴起的佛教复兴运动真正开花结果，成就斐然。

如果说，居士是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开启者和中坚力量，那么，出生于皖西南长江两岸的杨文会和赵朴初两位居士则是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坚力量中的中坚力量。他们一前一后，前呼后应，把中国佛教从衰败甚至“三废”（道场的废墟、僧才的荒废、信仰的淡薄）中拯救出来，重现昔日荣盛，走上稳定健康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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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居士佛教兴起，源自于清代后期佛教自身的衰落以及西方列强武力与文化的双重入侵。清代佛教在政策上基本延续明代的做法，宗派方面承明之遗绪，禅宗继续衰落，净土一宗独大，为各宗所共修。满清入关，大批士人归隐佛教，居士佛教悄然兴起。清代初期，出现了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等著名居士，他们或习禅，或信净土，并著书立说，从事佛学研究。清代中期，又有钱伊庵、裕恩、张师诚等居士为佛教的发展屡尽余力。到清末以来，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居士佛教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鸦片战争打开了近代外寇武力入侵中国的大门，让中国士人备感国家之积弱，文化之不力。洪、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仅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也是一场文化争斗，洪、杨的“拜上帝教”所到之处，对佛教都是一场浩劫。外敌入侵，内乱频繁，国势衰微，文化不力，一批有胆识、有担当的知识分子郑重思考中国文化的前途与命运，其中一部分人士倾心佛教，希望通过佛教文化的革新，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为中国文化寻找新的出路。面对当时佛教自身的衰落、积弊与困境，他们主张进行一场佛教改革运动，复兴中国佛教，并且身体力行。其中最为著名者，是安徽石台人士杨文会居士，被誉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

杨文会（1837－1911），号仁山，是一位洞察国际与国内时势，而又专弘佛教的知识分子。他生于仕宦之家，父亲杨朴庵与清代重臣曾国藩是同年（道光十八年）进士，两人私交甚好，志行相得。1863年，杨朴安不幸逝世，杨门家道中落。该年，受曾国藩之聘，杨文会开始仕宦生涯，供职谷米局。杨文会天资颖悟，14岁即能著文，不喜举子业，常浏览唐诗宋词，任性游侠，练习驰射击剑之术，好读奇书，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无不研读[1]258。出仕翌年，文会归葬其父于乡里，事毕回省，感染时疫，大病一场。病愈后，翻阅诸书，皆不称意，及读《大乘起信论》，兴味盎然，爱不释手。由此发起信心，悉废其向所学，皈依佛教。杨文会皈依佛教之后，广泛涉猎中国传统儒、释、道诸家之说，并游学欧洲，经过深入对比之后，而深信佛教，认定中国的出路在佛教之弘扬。他后来在《与郑陶斋书》中回忆说：“鄙人学佛以来，近四十年。始则释道兼学，冀得长生而修佛法，方免堕之虞。两家名宿，参访多人，证以古书，互有出入，遂舍道而专学佛。如是有年，始知佛法之深妙，统摄诸教而无遗也”[1]102。1878年至1889年二十年中，杨文会两度出使欧洲，游学于英法诸国。在此之前，他已涉猎新学，并参与洋务新政，曾任职金陵工程局、江宁筹防局和汉口盐局，办事干练谨慎，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亲睐。1878年杨文会随同曾纪泽出使英法二国，考察政教、天文等学，购回一批科学仪器，开启清末科技研究风气。此次考察，还认识了日本佛教教学者南条文雄。1886到1893年的六年中，随刘瑞芬出使英俄，考察政治、制造等学，寻求西方国家立国之本。杨文会作为中国较早的一批外交人员出访欧洲，时间长达六七年之久，切身体会到繁荣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文明，包括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发达的文教和开明的政治，尤其是如群星闪烁般的思想家的各种学说。而在这六、七年的时间里，他与清廷大使朝夕相处，必须会深入讨论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问题。所以，我们可肯定地说，杨文会是一位在思想上处在同时代中国人先进行列、洞明中外大势的人物。在对中外世界的考察之后，他认识到激烈的国际竞争，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竞争，说到底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他返国后，即说：“斯世竞争，无非学问。欧洲各国政教工商，莫不有学。吾国仿效西法，不从切实入手，乃徒袭其皮。方今上下相蒙，不各自私自利，欲兴国，其可得乎”[1]262？面对中西学问和为人现实之不同，杨文会深叹国内人士之自私自利而兴国之难，转而将希望寄托于宗教，尤其是佛教。“地球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1]29。 “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傥得贤士大夫慨然资助，收效于数年之后，不但与西洋各教并驾齐驱，且将超越常途，为全球第一等宗教，厥功岂不伟欤”[1]21-22！

为了改善世道人心，而振兴佛教，杨文会从佛、法、僧三宝中的法宝和僧宝入手，实实在在兴办佛教事业。他一方面以刻经来促进佛教流通，弘扬佛法；另一方面开办佛学教育，培养佛教人才。

面对佛经搜觅之不易，为了流通佛教经典，1866年，杨文会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该年，杨文会主政南京江宁工程局。他在这里结识一批佛学同好，如王梅叔、魏刚己、赵惠甫、曹镜初等人，“互相研讨佛学，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时代，全赖流通经典，方能深入佛法，普济众生。”鉴于当时佛典多毁于战火，一册难求，于是亲自起草章程，约十余同好募集资金，创立金陵刻经处，开始刻经事业。杨氏亲自主持刻经事务40余年，其编订的《大藏辑要目录》收三藏要典460种，3300余卷，广泛包括各宗各派的重要经论及注疏，古德重要著述及宋元以后的重要佚著。在他有生之年，共校刻经版4万多片，印刷流通经典著作100余万卷，印造佛像10余万张。在他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长沙、扬州、常州和江西等地也成立刻经处，并且均以金陵刻经处的刻经版式和校点为统一体例，使得佛经广为流布，佛经不再一书难求。杨文会的刻经事业，还是一项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在出访欧洲期间，杨文会相识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两人后来长期通信，杨文会委托南条文雄为其刻经事业搜集散佚佛经。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南条文雄在日本、朝鲜等地搜集到中国久佚的重要佛教典籍二三百种。

开办佛教教育，培育僧才，是杨文会复兴中国佛教了又一大贡献。1907年，杨文会于金陵刻经处创立佛教学校祇洹精舍。十二年前，杨文会在与锡兰人达摩多罗的会谈中，对其创立大菩提会来弘法的做法甚为赞同，即开始编订《佛教初学课本》，准备创办佛教学校，但因种种原因未果。祇洹精舍的佛教教育，开启了现代佛教教育的先河。其教学内容，兼容并包，不仅要学习佛教典籍，也要学习普通学校的课程，如语文、算术、历史和外文。同时，学堂分为教内班和教外班，分别招收佛教信徒和非教徒。外班以普通学为主，兼读佛书；同班以学佛为本，兼习普通学。1907年秋，祇洹精舍招收僧俗学生20余人。1910年，杨文会又创立佛学研究会，每月开会一次，每周讲经一次，延续祇洹精舍的佛学教育，继续培育僧才。杨氏通过办佛学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佛学人才，包括谭嗣同、桂柏华、黎端甫、太虚、章太炎、谢无量、欧阳渐、蒯若木等著名人物，梁启超、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汪康年等一批政治活动家、思想、学者也深受其影响。

刻经与办学，使杨文会成为清末佛教复兴运动的领袖，而其自成一家的佛教理论，更使他成为这一运动的导师。杨氏对佛教的理论梳理，表现出综合百家，打通中外的恢宏气象。在对待佛教各宗派存在“门户之见，牢不可破”现状，杨文会认为这是振兴佛教的一大障碍，必须在教理上予以抉择。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研究，他认为佛教各宗派中华严宗与净土宗最具兼融并蓄普摄群机的功效，因而在教理上推崇华严，在修持上笃行净土，即“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他曾作《十宗略说》发挥华严宗“五教十宗”的判教理论，认为以《华严经》为旨归的“圆教”和“圆明具德宗”是佛教之中最为完满的教宗。而净土法门，不仅是学佛之方便法门，而且具有极强之融摄功能。他认为中国佛教各宗中唯有净土普摄群机，其它宗派则是分摄群机。净土与其它九宗之关系是“九宗入一宗”、“一宗入九宗”。净土一门，括尽一切法门；一切法门，皆趋净土一门。在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方面，虽归心佛教，却不废儒、道。他以佛学为本，尤其以华严理论，对孔、孟、老、庄、列诸家进行一一评论，撰写了 《论语发隐》、《道德经发隐》、《南华经发隐》、《阴符经发隐》、《冲虚经发隐》等一系列著作。通过以佛教理论来解释儒、道，力图打通中国文化。另外，杨文会还注重以西学解释或衬托佛教学说，以西方自然科学来解释佛教的自然观和宇宙观。如用天文学知识解释佛教中的“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数”之说等等。不难看出，杨文会对佛教理论梳理，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站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高度来解释和弘扬的，他不仅力图统一佛教内部宗派，而且要从中国传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奠定佛教的独尊地位。他的学理努力具有较大的融摄性。

欧阳渐在《杨仁山居士传》中赞扬他对清末佛学的“十大功德”：“一者、学问之规模弘扩；二者、创刻书本全藏；三者、搜集古德逸书；四者、为雕塑学画刻佛像；五者、提倡办僧学校；六者、提倡弘法于印度；七者、创居士道场；八者、舍女为尼，孙女、外甥女独身不嫁；九者、舍金陵刻经处于十方；十者、舍科学伎艺之能，而全力于佛事”[2]433。杨文会以弘扬佛学为己任，开启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之路，也奠定了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基本格局，不愧为近代中国佛教中兴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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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1907－2000），出生于安徽省太湖县一个书香世家，父亲赵恩彤曾担任过县吏和塾师，母亲陈慧则是一位十分虔诚的佛教徒。由于母亲的影响，赵朴初从小对佛教有着亲切的感情。赵朴初年轻时即开始接触佛教，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建设作努力。赵朴初在东吴大学读书期间，1927年因病到上海觉园住入表舅关絅之家，开始广泛接触佛教，参与事业。关是一位虔诚佛教徒，1920年和1922年先后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和上海佛教净业社。1928年赵朴初在东吴大学毕业后，即到上海佛教净业社任秘书，并在关絅之担任院长的上海佛教慈幼院处理日常事务。1929年，江浙佛教联合会改组成立中国佛教会，圆瑛当选为会长，太虚、关絅之等人为常务委员，赵朴初先后担任秘书、主任秘书，同时兼任上海佛教协会秘书、上海佛教净业社社长等职。1935年，赵朴初在圆瑛大师门下皈依佛教，成为佛门在家弟子。1945年，赵朴初与马叙伦等人发起创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在政府和社会团体中历任各种职务，历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赵朴初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领导工作。在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此后，又在1987年2月和1993年10月先后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两次继任会长，直至2000年5月逝世。从赵朴初的人生历程中不难看出，他从年轻时即进入全国性佛教团体中工作，熟知全国佛教团体内部事务，又长期亲近圆瑛、太虚等佛学大师，佛学造诣深厚，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深受教内外人士的爱戴。他的一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的领导下，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复兴才真正走上了稳步健康的发展之路，中国佛教事业才真正走出困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全国各民族的佛教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担任副会长并兼任秘书长，但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全国受到极“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后来又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佛教事业不仅谈不上建设，反而遭受严重挫折，甚至濒临毁灭。“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党和政府开始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佛教事业才开始迈上稳步建设的道路。1980年，赵朴初当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主导全国佛教的恢复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表现了赵朴初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他对于中国佛教复兴所作的卓越贡献。

在赵朴初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杨曾文教授缅怀朴老，并从五个方面回顾赵朴初对中国佛教所做出的贡献，评价准确而精到：

一是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指导佛教界迅速恢复寺院组织和宗教活动。

二是倡导“人间佛教”，推进佛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三是针对佛教界出现的问题，将加强自身建设作为今后佛教界重要任务。

四是强调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拓宽佛教融入社会的渠道。

五是重视培养佛教人才，致力发展佛教文教事业[3]。

在赵朴初的领导下，中国佛教事业建设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初，佛教事业百废待兴，有人总结是在“三废”（寺院道场废墟、僧才培养荒废、信仰荒废）的条件下重新开始，举步维艰。赵朴初运筹帷幄，从佛教事业的硬件建设到软件建设、从佛教内部事务处理到教内外关系协调、从佛教自身的理论建设到佛教文化的时代定位，他总是审时度势，稳步推进，适时展开。

在硬件建设方面，主要是寺院的恢复重建。面对“文革”后破败不堪的景象，赵朴初配合和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各项法规，指导佛教协会开展各项恢复重建工作，在僧众的共同努力下，全国一大批重点寺院得到迅速恢复，重新对外开放，恢复宗教活动。

在软件建设方面，赵朴初在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主题报告，特别提出：“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我国佛教的实际情况，着眼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各级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在佛教迅速恢复之后，赵朴初提出和领导佛教的自身建设，推动了中国佛教事业新的转向，即从以恢复为重点向以建设为重点的方向前进。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是佛教的自身建设，是内涵建设。只有进行内涵的建设，才有中国佛教的真正发展，才能推动中国佛教的真正复兴。

面对新时期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环境，赵朴初一方面倡导“人间佛教”理论，积极推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另一方面，强调“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还原佛教文化的历史定位。在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四届二次会议上，赵朴初作《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明确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并在后来的会议上将“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发扬优良传统”写入新修订佛教章程。赵朴初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强调佛教的人间性，强调佛教与社会的融合。倡导佛教徒爱国爱教，修持五戒；关心社会，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发展佛教文化，推动教育事业；维护法律尊严、人民利益、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维护祖国统一；发扬优良传统，注重学术研究，加强国际友好交流等等。人间佛教思想倡导与推行，加强了佛教与当代社会的良性互动，促进了佛教对当代社会的价值呈现，也为佛教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为佛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赵朴初在不同时期、多种场合多次强调“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还原了佛教的历史地位，纠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把佛教当迷信、把宗教当鸦片的误解，为佛教文化的研究、建设和弘扬争取到了应有的文化空间。

总之，当代中国佛教的恢复、建设与复兴，离不开赵朴初的正确领导和积极推动。当代中国佛教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见证了以赵朴初为核心的佛教领袖所领导的中国佛教复兴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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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会与赵朴初，这两位同出生于皖江流域的佛门居士，分别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下半叶领导着中国佛教的复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间百余年，众多高僧大德、佛门居士和佛教学者，共同努力，沤心沥血，或有理论建树，或有实践功勋，然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政治动荡，战事连绵，社会不稳，佛教复兴事业始终难成其功。而论各自于佛教复兴之功德，均难出杨、赵二位之右。

杨、赵二位所处之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也迥异。杨文会所处之晚清，朝廷腐败，国弱势微，外有列强入清，内有农民起义，社会不稳，经济疲弊，民不聊生，人心惶惑，中国社会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体西用、革新与保皇、君主立宪与共和，在救亡图存的各种尝试中，思想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文会是在中国社会与文化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奋力崛起，投身佛教复兴事业，企图通过佛教改善世道人心，寻求中国文化之出路。杨文会复兴佛教之道路，艰辛而悲壮，虽仅靠个人之魅力、志同道合者之努力，广刻经书、兴办学校、培育人才，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佛教革新运动，为中国佛教之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朴初领导中国佛教界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适逢新中国改革开放，各项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种政治运动和斗争平息，经济苏醒且迅猛发展，思想禁锢放开，社会稳定且日益繁荣，佛教事业建设处于百年来最好的社会环境之中。但当时佛教自身情况比之杨文会所处时代更加糟糕，十年“文革”浩劫，寺院被毁，僧尼被迫还俗，佛教组织涣散，佛教信仰淡泊，民众认佛教为迷信，可谓百废待兴。赵朴初抓住历史机遇，迅速恢复中国佛教协会工作，带领全国僧众恢复寺院、恢复佛教组织和宗教活动，适时地开展佛教自身建设，提倡人间佛教，较好地处理好佛教与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佛教事业各方面建设稳步推进，快速发展，中国佛教进入近代以来的黄金时期，再现繁荣。

近代以来的中国佛教复兴事业，居士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启于杨（文会）而成于赵（朴初），前者有开创之功，后者有成就之德。

[1]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 欧阳渐 吕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王雷泉.欧阳渐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3]杨曾文.赵朴初居士对中国新时期佛教的卓越贡献[J].佛教研究,2010(19):16-19.

[责任编辑：余义兵]

Starting from Yang Wenhui and Achieving in Zhao Puchu:Revival of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Yin Wenhan
（Research Center of Jiuhua Mountain Buddhism Culture,Chizhou University,Chizhou,Anhui 247000）

The lay Buddhist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reviving Chinese Buddhism in modern times.Yang Wenhui,who stared the renaissance of Chinese Buddhism,is honored as father of the revival of Chinese Buddhism;Zhao Puchu,who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led Buddhist circle to realize the dream of he renaissance of Chinese Buddhism.Therefore,since modern times,Chinese Buddhism starts from Yang Wenhuiu,and achieves in Zhao Puchu

Lay Buddhist Buddhism;Yang Wenhui;Zhao Puchu;Chinese Buddhism Revival

B949

A

1674-1104(2014)05-0063-05

10.13420/j.cnki.jczu.2014.05.015

2014-08-13

尹文汉（1975－），男，湖南长沙人，池州学院政法管理系副教授，硕士，九华山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佛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