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平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215009）

1.

20世纪末，英美不同机构针对不同人群所做的“20世纪最伟大的五部书或历史上对你影响最大的十部作品”的五次调查中，托尔金（J.R.R.Tolkien）的《魔戒》四次高居榜首，一次屈居第二（第一为《圣经》），托尔金也因而被誉为“世纪作家”（Shippey 2002:ⅶ－ⅹⅹⅶ）。

纵观英美八十年的托尔金研究史，可以发现四波高潮:1968年前后是第一波，1977年《精灵宝钻》出版后是第二波，1992年托尔金诞辰百年是第三波，2001年彼得·杰克逊电影《指环王》（即《魔戒》）的公映后是第四波①。八十年来，人们的研究集中在托尔金作品中的善恶之战、宗教主题（主要是基督教主题，亦有讨论异教元素的）、作品的中世纪文学之源、托尔金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关联、历史隐喻（隐喻中世纪欧洲、一战期间的欧洲、二战期间的欧洲、甚至是越南）、“第二创造”中土神话研究、人物及主题原型研究、成长主题、心理分析、种族、阶级和性别研究、环保主题研究、托尔金作品的文类之争、托尔金流行的原因、托尔金语言与风格、翻译研究、《指环王》②电影研究等。

本文拟对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的英美托尔金研究（亦即第二、第三波托尔金研究高潮）做简要归纳③。

2.

从1974到1984的十年中，托尔金的幼子和文学继承人克里斯托弗·托尔金（Christopher Tolkien）整理出版了托尔金遗作10余部。其中主要包括托尔金从中古英语译成现代英语的《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珍珠／奥菲奥爵士》（Tolkien 1975），学术文集《魔怪与批评家及其它》（Tolkien 1983），文学作品《精灵宝钻》（Tolkien 1977）、《逝去的传说集》（上、下）（Tolkein 1983）、《布利斯先生》（Tolkein 1982）、《诗歌和故事》（Tolkien 1980）、《未完成故事集》（Tolkien 1980）、《圣诞老人来信》（Tolkien 1976）。除此之外，《托尔金绘画集》（Tolkien 1976）、《托尔金照片集》（Tolkien 1979）、《托尔金书信集》（Tolkien 1981）也得以出版。这十年英美共发表有关托尔金的文章660多篇，研究专著30余部，传记3部，博士论文10篇。虽然发文总量不及上个十年，但严肃的研究明显增多了，研究专著的数量是上一个十年的三倍，以托尔金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也基本与上一个十年持平。此外，还出现了有关“中土”的指南专书。这说明英美对托尔金的接受与传播已从狂热转向理性。

这个时期批评的关注点大致和以往类似，主要研究托尔金作品的主题、来源、讽喻意义、象征性、基督教元素、自传因素、政治隐喻等。当然，这十年中还出现了可被称为托尔金研究专家的学者和新的研究成果。对托尔金研究做出较大贡献的是汉弗雷·卡朋特（Humphrey Carpenter）。他不仅写作出版了托尔金授权的《托尔金传》（Carpenter 1977），而且还编辑出版了《托尔金书信集》（Tolkien 1981），为托尔金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不少批评家从书信中找证据来印证作品或自己的观点，或证明前人的研究不足或错误。

受当时批评风尚的影响，出现了不少利用弗洛伊德心理批评和荣格的原型理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较具代表性的是奥尼尔的《个体化的霍比特人——荣格、托尔金和“中土”里的原型》（O’Neil 1979）。奥尼尔认为，用所谓的“逃避”（escape）功能来解释《魔戒》得以的流行的原因显得“过于简单”。他指出，神话是主观真实的一种表达，对每一个个体都具有独特的吸引力。神话可以通过平衡自我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来表现个体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诉求。他宣称，托尔金的作品很可能是新近文学中最明确含有荣格主题的宝库。他依据荣格的人格理论对中土故事和人类心灵做了比附。他认为《魔戒》的主题就是寻找自我，作品中的第三纪物种都是“单面”的，需要应对本性中的阴暗面，从而变成一个像魔戒那样的明与暗、光与影的统一体。他注意到，《霍比特人》和《魔戒》的情节和象征结构几乎是同一的，但在《霍比特人》中，自我的两方面特征不明显，而《魔戒》则更深沉、更有力、更黑暗些。作品中的综合性人格如贝奥恩（Beorn）、邦巴迪尔（Bombadil）、树胡子都获得了自我实现。而弗拉多（Frodo）在拯救世界时却未能获得自我实现，因而有一种失落感。只有在他走向灰港（Grey Havens）——死亡时，自我和无意识最终融合后，这种失落感才会消失。他认为用荣格的方法来分析托尔金的作品是合理可行的，因为它们显示出“司空见惯的民间传说的重复性主题”，人们可以通过荣格原型理论更好地理解托尔金作品中的这些主题。

汤姆·希培教授的《通往中土之路》（Shippey 1982）被认为是托尔金研究最好的评论专著。它从语文学的角度展开对托尔金作品的全面研究，指出托尔金的文学创作不仅源于其对寓言的热爱，也源于其对语言的热爱。本书的研究方法令人称道。虽然前人也注意到了托尔金的小说和其作为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学者所写著作的关联，但希培第一个利用详细的命名相似性来系地统证明“北方”文学中的一些关键因素激发了托尔金的文学创作。作者通过不懈地收集语文学证据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对托尔金语言进行研究的还有露丝·努尔的《中土的语言》（Noel 1980）。这本著作包括有关托尔金及其语言的背景知识、非英语文字汇编、英语－精灵语词汇表、语法及发音规则、精灵语的书写与翻译等。有人还编辑出版了专门探讨中土中精灵语及其它语言中的专有名词和各种语言的书写体系。

克拉布的专著《J.R.R.托尔金》（Crabbe 1981）对托尔金已出版的小说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发现托尔金的作品都表现了“探寻”这个母题。这包括作为生活和童话（《霍比特人》）的探寻、作为传奇（《魔戒》）的探寻、作为神话（《精灵宝钻》）的探寻。该专著认为《霍比特人》探讨的是毕尔博的逐渐接受责任和介入社会的主题，《魔戒》中的恶是因对权力的贪欲所致，《精灵宝钻》是托尔金全部著作中最难懂，也最不受读者喜欢的一部作品，像《贝奥武甫》一样缺乏叙事统一性。作者认为童话是喜剧性的，传奇是悲剧性的，而神话是反讽性的。

其他重要的研究成果还包括劳伯戴尔编辑的《托尔金指南》（Lobdell 1980）。该书收录的十篇论文分别探讨托尔金和西方文学传统的关系、毕尔博·巴金斯的精神之旅、权力和欲望的腐蚀作用、《魔戒》对法西斯主义的讽刺、《魔戒》的叙事模式、普通个体的英雄主义行为、《魔戒》的善恶世界和道德表现等。另外一本较有价值的评论集是《托尔金批评新视角》（Issacs ＆ Zimbardo 1981）。它收录了15篇论文，分别讨论《魔戒》对《论童话》理论的实践、中土世界的真实性、《魔戒》与《霍比特人》的渊源、《魔戒》与《霍比特人》的比较、善恶、基督因素、《魔戒》的中世纪史诗性及传奇母题、神话与历史的统一、《霍比特人》的儿童修辞、小说与真实世界的关系等。

3.

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至二十世纪末，英美托尔金研究稳步发展。1992年托尔金百年寿辰之际，英美又出现一波托尔金阅读和研究高潮。④

这一时段内托尔金幼子克里斯托弗整理出版了12卷本的《中土历史》（The History of Middleearth）⑤，出版时间跨度为1983～1996年，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除此之外，托尔金的《J.R.R.托尔金诗集》（Tolkien 1993）和短篇小说集《罗弗兰登》（Tolkien 1998）也得以出版。在托尔金研究方面，这一时期英美共发表评介及研究文章约650篇⑥，出版研究专著、论文集及指南30余部。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网上评论文章。除了克里斯托弗编订的《中土历史》之外，研究者们还得益于道格拉斯·安德森（Douglas Anderson）校订并做出校订说明的《魔戒》和《霍比特人》的“权威”版本。应该说，这时期的托尔金研究领域没有得到大幅度拓展，主要还是在以前的领域内挖掘。

虽然善与恶是老话题，但它永远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托尔金研究者们对这个主题仍乐此不疲。希培教授（2000）坚称，托尔金和C.S.刘易斯、T.H.怀特、乔治·奥威尔、威廉·戈尔丁一样都深切地关注着恶的本性和起源。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二十世纪广受欢迎的“奇幻”作家都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人类会犯下极度残酷暴行。虽然他们的解释各异，但他们对人性的关注是共同的，这也使得他们没有赶同代作家的“现代主义”时髦。正如希培（同上）所言，虽然托尔金在用典等许多方面都和现代派作家类似，但《魔戒》不能称为一部“现代主义”之作，因为它没有现代派作品共有的关键特质:反讽（irony）。

由于托尔金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其宗教观不可避免地对其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有学者从宗教视角讨论托尔金作品的善与恶主题。约瑟夫·皮尔斯的《托尔金其人与神话》（Pearce 1998）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著试图用天主教神学来解释托尔金的作品。然而，其对托尔金书信的过多依赖，使得其作为批评家的独立性大打折扣。也有从其他角度讨论善恶的。克里斯托弗·加博斯基（Garbowski 1997）讨论了宗教、伦理和永生欲望，并指出托尔金在这方面有些矛盾。一方面，永生欲望导致了努曼诺尔（Númenorean）的垮台，另一方面，托尔金本人不仅渴望死后的永生，而且还渴望得到小精灵式的不死的、永不衰竭的生命。著名托尔金研究者弗琳·傅力哲在《碎裂之光:托尔金世界的逻各斯和语言》（Flieger 1983）中则争辩说，《魔戒》完全平等地表达了每个人身上的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对立元素。而阿莱克斯·刘易斯在其论文《碎裂之暗》（Lewis 1989）中则指出傅力哲的碎裂的“光”观念同样适用于“暗”。黑暗和恶也从一个超自然的、强大而可怕的东西降为一场在一个帮主及其爪牙与热爱秩序、寻求和平的霞尔及霍比特人之间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傅力哲和刘易斯的这些结论在此后出版的《中土历史》中获得了相关的材料支撑。

这一时期探讨托尔金的语言哲学及语言与创作之关系的最重要著作是傅力哲的《碎裂之光:托尔金世界的逻各斯和语言》（Flieger 1983）和《时间问题:J.R.R.托尔金的通往仙境之路》（Flieger 1997）。如果说上文提到的希培的《通往中土之路》阐释了托尔金是如何写作的，那么傅力哲则要解释托尔金写作的目标。托尔金对语言的热爱是众所周知的，他甚至写文章证明自己对语言热爱的合理性（Tolkein 1983:168－223）。傅力哲论证了虔诚的天主教徒托尔金如何证明自己“次创造”⑦的语言和现实世界的合理性。托尔金的因克林（Inkling）团体的朋友欧文·巴菲尔德（Owen Barfield）有一种观点，即随着人类的逐步进化，对周围环境和自身越来越了解，语言在不断地分裂，语义也变得越来越专门化。受这种“分裂”说的启发，托尔金认为《约翰福音》中上帝的原始语词“道”（Word）也在不断分裂破碎。傅力哲认为，托尔金相信语词和光都是感知的媒介，它们使我们得以看清现象。因此，创造新语词是“次创造”的一部分，也是上帝之道想要人类去完成的事情。语词创造出故事，故事再创造出新语词，新语词再创造出新故事。傅力哲对托尔金语言的关注似乎有些抽象，但她是讨论文体风格与托尔金试图探究的更大的主题（如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间关系的少数几个批评家之一。她雄辩地证明，正是通过对语言与神圣的逻各斯之间关系的认知，托尔金才得以证明自己小说存在的合理性。据此，傅力哲建立了托尔金宗教信仰与其小说的关联。

傅力哲（Flieger 1997）还对托尔金的时间观做出了颇具哲学意味的探讨。她有幸接触到托尔金的遗留资料并获得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帮助而得以见到托尔金未发表的作品。她把它们用来阐释托尔金那些更广为人知的著作，揭示出他的小说远景中一个新的维度，从而在他的作品中发掘了更深的含义。傅力哲探索托尔金在他未完成的作品（如《失落之路》、《概念俱乐部文集》）以及在《魔戒》和其他短篇故事、诗歌中如何将梦境当作时光旅行的工具。通过分析托尔金对待时间和时光旅行的观点，傅力哲告诉我们他不仅仅是个编造神话的人或一个逃避主义奇幻小说家，更是一个与他自己的世纪有着艰难和紧张关系的人。时间使他在过去之镜中看见了现在的模样，他在小说中建立了有关时间的双重视角。

这一时期有一批研究者试图将托尔金作品确立为“英国的神话”。托尔金本人从未明确地称自己的作品为“英国的神话”，只是在有些地方（例如1952年写给出版商米尔顿·沃德曼的信和1956年给汤姆森先生的信）（Carpenter 1981:143－161；230－232）做过些暗示。托尔金有意创造一套详尽的相互关联的传奇，以便别的艺术家们可以基于其之上进行创作。他也说过，他想恢复英语史诗传统，并向英国人展现一部“他们自己的神话”。因此“英国的神话”之说深深地扎根于托尔金研究者之心中。虽然，1917年，TCBS⑧成员之间的信函中，开始以“史诗”和“神话”称呼托尔金的作品（Garth 2003），但这种“英国的神话”的研究视角可能最早来源于简·钱丝·尼采的著作《托尔金的艺术:一部英国神话》（Nitzsche 1979）。从此以后，“英国的神话”便成了许多论文和著作的主题。这些研究者的基本观点是:托尔金想为英国创作一部史诗。他们认为，罗马化和日耳曼化时期的不列颠是有神话的，而托尔金深爱的如华威郡（Warwickshire）农村那样真正的英国却没有神话。托尔金的《精灵宝钻》则可以填补这个英国史诗的空白。傅力哲（Flieger 2000）论证了《精灵宝钻》和亚瑟王传奇之间平行关系。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还做了大量的“捍卫托尔金”的研究工作。希培对贬低托尔金的人给予了猛烈的回击。他（1982，2000）指出，几乎所有不喜欢托尔金的人在批评他时要么未切中肯綮，要么受事实错误影响，并且许多贬低托尔金的人的观点自相矛盾。希培指出，托尔金生前不属于极具影响力和确立二十世纪英国文学机制的那个小圈子中人，而不少最刻薄的批评家恰恰和那种文学权威关系密切。托尔金招致批评也多因其创作威胁到所谓文学权威的文化霸权。托尔金好像从他们头顶上越过，直达大众，而同时又表现出毫不逊色于乔伊斯、庞德或艾略特的学识。这当然令所谓正统者们不满。皮尔斯（Pearce 1998）、帕特里克·卡利（Curry 1997）和海尔·科巴奇（Colebatch 1990）也都发表自己的观点，捍卫托尔金。皮尔斯详细展示了文学权威们对《魔戒》被各种民调评为二十世纪最好的英语书的反应，然后他指出，托尔金的罗马天主教宗教情感使他拒绝那种反讽的、无神论的现代主义的文学正统。因此，托尔金的著作似乎对其读者和研究者产生了两极化的影响，要么爱，要么恨。卡利（1997）通过捍卫中土来捍卫托尔金。他指出，那些反对托尔金的批评者们都是些守旧的现代主义者，是要在“后现代”的《魔戒》面前决意维护权威们的霸权地位。他认定《魔戒》为一部环保主义的“绿色”著作。它推广一种与现代主义和机械主义观点不一样的意识形态。科巴奇（1990）坚称，《魔戒》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是按“传统的”道德观来处理善恶的。而这传统的善恶观恰好是当代作家故意拒绝的。可它依然能为西方的个体和说英语的国家提供必要的精神食粮——对英雄主义的热爱、个体性、进取心和忠诚等。读者无法从当代文学中找到这些美德，所有他们会热烈地拥抱托尔金的作品。

由上观之，二十世纪70至90年代末，托尔金获得越来越多的学术认可，更多的学者投入到托尔金研究中来，除了像以往那样在托尔金作品的主题、原型、讽喻意义、象征性、基督教元素、自传因素、政治隐喻等方面继续挖掘外，还在托尔金在其作品中所创造的语言及其语言哲学、托尔金的宗教信仰与其创作的关联、托尔金作品中的时间问题、其作品创造的“英国的神话”、托尔金与现代派之迥异的原因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新探索，托尔金研究的学术地位也日渐巩固。

附注

① 导致这一波高潮的原因应该还有1996年12卷本《中土历史》的出版。它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以前所不了解的背景材料，激发了更多的人从更多研究视角来研究托尔金。

② 中国将电影The Lord of the Rings译为《指环王》。

③ 对其他几波的托尔金研究，本文作者另作专文介绍。

④ 关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英美托尔金研究状况，参阅West（2004）；Drout和 Hilary（2000）；Drout等（2000）。

⑤ 这12本书即 C.Tolkien（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

⑥ 这里指纸质文章，未统计不计其数的网络和电子文章。

⑦ 托尔金认为，相对于上帝的创造（Creation）而言，人类的各种创造只能是“次创造”（sub－creation），上帝创造的世界为第一世界（Primary World），而人类创造的世界，如托尔金创造的“中土”只能是第二世界（Secondary World）。

⑧ 关于TCBS的来历可参见Garth（2003:5－7）及其中文本:约翰·加恩（2008:5－7）。TCBS是托尔金在爱德华国王学校时形成的一个讨论学问的小团体，主要成员是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1892－1973）、Christopher Luke Wiseman（1893－1987）、Robert Quilter Gilson（1893－1916）和 Geoffrey Bache Smith（1894－1916）等。托尔金在爱德华学校学习时兼任该校图书馆管理员。起初，这个小团体就在图书馆煮茶论道，形成所谓的Tea Club，后来他们也在校外的Barrow’s Stores茶室内相聚。所以，Tea Club又被称为 Barrovian Society。后来 Tea Club和 Barrovian Society被合并简称为TCBS。这个组织一直延续到他们上大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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