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琳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0)

北朝时期陇右农业政策探析

张 琳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0)

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后逐步向中原推进，其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应地发生变化，由以牧为主转为农牧并举或以农为主。北朝在陇右地区推行重农政策，使陇右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为隋唐时该地的富庶奠定了基础。

北魏；西魏；北周；陇右；重农政策

陇右位于泾、渭两大水系上游、陇山以西地区，为古秦地的一部分。此地与关中毗邻，在秦汉时期已为著名的农业区。陇右农业经济发达，地理位置险要，自然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从西晋衰乱到北魏统一北方，陇上人口丧失极为严重，生产萎缩，经济衰退。北魏平定秦陇，把陇右从战争的泥淖中拖出来。北魏、西魏、北周各政权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恢复、发展陇右经济。

一、重农思想的推崇

北魏初期奉行劝农督课政策，重视农业生产，至孝文帝时把重农思想推向高潮，诏曰：“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在此基础上，“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劝课农桑，尽地利。并把从事农桑纳入国家法令中强制执行，“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者，加以罪刑。”[1]卷7，143西魏继承了北魏的重农思想。宇文泰推出24条新制，务弘强国富民之道。大统七年(541年)苏绰在宇文泰的支持下，奏行“六条诏书”作为施政纲领，经济方面提出“尽地利”、“均赋役”的思想，“夫衣食所以足者,在于地利尽。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诸州郡县，每至岁首，必戒敕部民，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及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达到“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的目的[2]卷23，384。

北周武帝下诏令“为政欲静，静在宁民；为治欲安，安在息役”[2]卷6，80。在“宁民”、“息役”的指导思想下，多次下令要求各级政府注意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如建德四年正月下诏：“刺史守令，宜亲劝农，百司分番，躬自率导。事非机要，并停至秋”。建德六年五月两次下诏:“其露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撤”；“三农之隙，别渐营构”。周武帝勤俭节约，关注百姓，并且多次“亲耕籍田”[2]卷6，80。

北朝的重农思想为农业生产作了动员，陇右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亦迎来较好的契机。

二、重农政策的实施

(一)全力解决劳动人手问题

北朝各政权采取多种手段解决政府控制下的劳动人口问题。

其一，招怀流民，安抚初附。战争破坏了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求生计，农民只能到处就食，致使农田大量荒置，同时也给社会的安定带来隐患。政府解决流民的一般政策是劝其归复原地，“有流徙者，谕还桑梓”[1]卷5，118，重新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因饥失业、天属流离，或卖鬻男女以为仆隶者，各听归还。”[1]卷7，222对于不能返还旧处的，重新设置郡县，就地安置。拓跋嗣时，“秦、雍人千余家推襄邑令上谷寇攒为主，以降于魏，魏主嗣拜滋魏郡太守。久之，秦、雍人流入魏之河南、荣阳、河内者，户以万数。嗣乃置南雍州，以潜为刺史，封河南公，治洛阳，立雍州郡县以抚之。攒善于招怀，流民归之者，三倍其初。”[3]卷118同时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选用良吏，吸引流民前来垦植。独孤信镇守陇右时，“示以礼教，劝课耕桑”，几年间，“流民愿附者数万家”[1]卷16，266。

其二，检括户口。社会大量流散人员为了寻求庇护，大多流入豪强地主家。豪强地主为了巩固自身势力，亦抢占人口，借机包荫大量农户，造成“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1]卷53，1180的局面。北魏统治者多次下诏检括户口，劝诱逃户归业。北魏延兴三年(473年)九月“诏遣使者十人循行州郡,检括户口。其有仍隐不出者,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1]卷7，139尽管如此，还是收效甚微。李冲指出其原因在于“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国家财政收入受损严重。他建议宜准立三长，由三长发挥“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1]卷110，2855的作用，将豪强大族控制下的户口检括出来。

其三，释放奴婢。战争过程中，各势力相互角逐，掠夺人口为奴成为风气，豪强势力蓄奴动辄以千数为计。有的农户为了逃避政府赋税，变身为隶杂户,“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1]卷110，2851大量奴婢、隶杂户的存在，使政府控制的农业生产人口减少，国家赋役流失。文成帝和平四年(463年)下诏：“前以民遭饥寒，不自存济，有卖鬻男女者，尽仰还其家。”[1]卷5，121献文帝延兴二年(472年)，“诏工商杂伎，尽听赴农。诸州郡课民益种菜果。”[1]卷7，137周武帝从保定五年(565年)开始至宣政元年(578年)，连下六道释放奴婢令，为政府赢得了众多的劳动力。

其四，灭佛。北朝时佛教发展迅速，北魏末年全国人口约3000万，僧侣人数达200万，寺院共有3万余所；北周人口不到1000万，僧民有100万，寺院1万余所。[4]僧侣广占良田，隐瞒丁口，蓄养奴脾，又免服赋役，造成国家财政空虚，危及王权的统治。北魏时先后进行了规模较大且残酷的“灭佛”行动。周武帝实行较为缓和的“废佛”：“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把僧侣“皆复军民，还归编户”[2]卷5，国家赋税与兵役大为增加。

北朝采取的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北魏前期北部中国人口有户大概200万，人口千余万，至520年，户数有500多万，人口在2000万以下。以后人口有短时间的回落，但到577年北部中国的户口已达600万户，人口近3000万[5]117。大批人口成为国家编户民，自然而然地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至太和时期出现了盛世的局面。陇右经济赶上顺风车，逐渐恢复起来，并呈发展之势。

(二)调整土地政策

北魏初实行的是“计口授田”政策，以人口数为单位授田，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随着社会秩序的日益稳定，务农者更多，计口授田政策“犹未足以久赡”，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和渴望更强烈。为了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政府尝试将官田荒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部分地分割给畿内百姓。太和九年(485)，下诏实行均田令，“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1]卷7，156，打破常规，在授田时直接规定其中一小部分属于受田者私用。虽然私田所占比率较低，但它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户真正做到事勤力役，即使在少雨时节，仍出现禾稼茂盛的景象。北魏后，西魏和北周亦推行均田制，只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微小变化。

(三)劝农督课，轻徭薄赋

随着北魏政权的建立和强大，国家封建化过程不断推进，农业经济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生产方式也由以牧为主转为以农为主。北朝统治者不断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以适应农业经济的需要。北魏统一中原后，针对“民废农业”的局面，屡次下诏劝农督课，“事勤力役”，推动农业生产，“牧守之徒，各厉精为治，劝课农桑，不听妄有征发”[1]卷4，96，把“劝课农桑”作为“富民之本”[1]卷7，156。西魏宇文泰时注意劝课农桑,“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2]卷23，384。北周武帝要求刺史守令，“宜亲劝农”[2]卷6，91。即使遭遇灾荒，仍需抓住农时，继续下一轮生产，不能懈怠，“去年牛疫，死伤太半，……其敕在所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做到“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1]卷7，144北朝把官吏劝农督课的成效作为考课的标准，擢用廉吏，贯彻实施劝课农桑之政。独孤信在陇右“示以礼教,劝以耕桑,数年之中,公私富实”[2]卷16，266。

为了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政府推行“薄赋敛”、“轻徭役”的政策。高宗文成帝诏曰：“故薄赋敛以实其财，轻徭役以纾其力”，从而做到“百姓修业，人不匮乏”[1]卷5，118。拓跋焘继行“宽徭赋，与民休息”[1]卷4，83政策。孝文帝亦强调“简以徭役”。北周武帝强调“宁民”、“息役”的政策，指出“为政欲静，静在宁民；为治欲安，安在息役”[2]卷5，80，并强调官吏“厉耕为治，劝课农桑，不听妄有征发”，对执行不力的官员进行督罚，犹不悛改者，“谪出家财充之”[2]卷5，80，禁止官吏随意征发百姓。西魏、北周人民的徭役负担在北朝诸代中相对较轻，得力于西魏、北周统治集团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制度渐趋完善。虽然当时因与东魏、北齐交兵，也有“科发切急”[2]卷33的说法，但总体而言政府对征发人丁还是有所节制的。

(四)政府的优复政策

为了稳定社会生产秩序，在新招附地区政府屡次出台优待政策，安定民心，维系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拓跋焘攻克夏安定后，“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赐复七年”[1]卷4，77。刘洁攻上邽，“抚慰秦陇，秋毫无犯，人皆安业”[1]卷28。遇灾荒之年，政府屡次下诏给予百姓优复政策，文成帝诏“而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其遣开仓廪以赈之”[1]卷5，118。孝文帝时因为秦州民饥，“开仓赈恤”[1]卷7，143。

经过一系列重农政策的实施，陇右农业生产能力得到恢复和提升，粮食储量丰富，成为租调的重要征集地和军粮的重要供应地。太和七年，孝文帝下令薄骨律镇将刁雍发车五百乘，从陇右和河西输粮给沃野镇。刁雍仅用几个月的功夫，便调出粮食600万斛，“秦州殷富”[1]卷52，1148的局面逐渐形成。

三、结语

北朝在进行经济建设过程中，把农业置于首位，推崇重农思想，并采取有力手段贯彻实施重农政策，使陇右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陇右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不是直线上升的，它的发展轨迹是曲折的。其最直接的原因是北魏在陇右实行恩威并施政策的同时，对其他民族实行压迫政策，再加上地主官吏的贪残压榨，使社会动乱和斗争此起彼伏。从北魏后期起，发生在陇地较大规模的斗争就有十多起，对陇右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西魏和北周时期，陇地斗争相对较少，因为宇文泰和周武帝注意擢用廉吏，采取的安抚政策得力，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1]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令孤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刘精诚,简修炜.周武帝述论.东岳论丛[J].1983(1).

[5]高敏.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2013-12-23

张 琳(1976- )，女，湖南临湘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硕士，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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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4)03-003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