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晓

(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450002)

自由的绪论：伯林拒斥历史决定论的历史之维

杨 晓

(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450002)

伯林对历史领域的研究涵括了观念史和历史思想的研究，他的历史观主要围绕西方观念的发展变革而来，亦与他的多元主义思想和对决定论的拒斥相互一致；在构建历史观的过程中伯林把多元主义思想运用到历史中，认为文化的差别与人类是同时发生的。对于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责任日渐受之压制，伯林以对历史决定论的驳斥作为回应，以期将历史解释重新拉回到个体轨道之上。

以赛亚.伯林；观念史；个体责任；历史决定论

伯林在构建历史观的过程中，对个体选择自由以及个体责任的强调浮现于不同的文本之中，并作为主线贯穿于整个历史观的构建。但是其历史观念的逻辑进路则是从对观念史的思考开始，直至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为止。伯林秉持多元主义原则，质疑非个人解释的力量日渐膨胀。对于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责任日渐受之压制，他以对历史决定论的驳斥作为回应，以期将历史解释重新拉回到个体轨道之上。

一、伯林对观念史的知识建构

伯林倾其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以及对一般观念的评价、批判和阐述。观念史对于伯林而言，具有独特的地位。对伯林而言，观念史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一个文明或者文化发展历程中核心概念的变迁的探寻力求再现这些文明或者文化中人们对其自身及活动的观感。所以观念史研究的条件和范围可能会比其他学科更加宽泛，或者至少有一些更具体的、往往令人十分痛苦的要求。“观念史不是一系列大哲学家的故事，不是一种观念或体系引起另一种体系，就像一个单性繁殖的过程一样。伯林所关心的是各种观念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人那儿的出现，他们形形色色，特立独行，经常与当时的主流格格不入，与他们协助推翻的正统教义和公认前提相对立。”[1]62对伯林而言，观念史尤其关注的领域是不同文化和文明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观念和范畴，同时也强调情感、观念和哲学、文学、艺术之间的共通性。

对于观念史，伯林首先关注它的知识构建问题。观念史作为哲学的分支之一，能提供给我们的是对基本概念模式的起源的认知，以及这些模式给我们所存身的世界带来的变化。但是伯林认为不管“多么谨慎与周详，观念史家也会感觉到无法逃避根据某种模式来感知他们的材料。”[1]63但是，这种对模式的应用并不能等同于任何形式的黑格尔那种关于人和事物存在某种单一解释的形而上的教条。在多种多样且相异的模式中“观察、对比、分类、排列并不是思考的一种特殊类别，而是思考本身”。[2]19-20对伯林而言，观念史所展现的解释范性必然依据于其所处历史阶段的背景。首先，所有人类的思想、价值、概念、理想、行为和人们自身的经历，都可能会因历史背景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其次，所有的人类思想、价值、概念和理念都可能是有争议的，正如按照历史背景或从背景内部对人们的行为的解释是存在分歧的，因此布里安对每个组成他们自身完全形态的一般有效性基础的批评也是受历史(或文化)背景的限制。伯林对这种历史观的理解来源于维柯和赫尔德：“尽管他们有种过分夸张和含糊不清，维克和赫尔德一劳永逸地让我们认识到，成为一个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或十八世纪的德国人即意味着属于一个独特的社会，而要‘属于’的是什么则不能以这些人与其他社会或宇宙中其他实体的共同之处来分析，而只能以他们每个人与其他古希腊人或德国人的共同之处来分析——有一种希腊或者德国的谈话、进食、缔约、经商、跳舞、做手势、系鞋带、造船、解释过去、崇拜上帝的方式，渗透着某种共同的性质，这种性质不能被普遍规律的实例来分析……根据某种特有的模式，所有具备德国特点的行为被联系了起来……我们像认识朋友脸上的表情一样认识那些现象。被看成是源自或者构成某种独特特征、风格或历史情境的不同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像是一个艺术整体、一曲交响乐或一幅肖像中的统一性；我们斥为虚假或不合适的东西，更像是一幅画或一首诗里那些被斥为虚假和不合适的东西，而不是在某个推理体系、科学理论或某门自然科学彼此结合的假说中被认为虚假和不合适的东西。人类的特征、价值、观念、理念和行为被视为一种‘整体的表达’的部分，因为这要视整体而定，并且是因为它们也会受历史背景的影响而改变。要想理解特殊，必须对整体性质的理解，就像我们像认识朋友脸上的表情一样认识那些现象，或者一曲交响乐或一幅肖像中的统一性——换言之，既不是推理的，也不是归纳的，而是解释性的”。例如，伯林认为今天“没有人会白痴到去质疑历史知识框架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充分掌握作者的想法。”[4]28这种历史主义者集中于整体的表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作为独立于背景的意义和经验，由此道德断言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除非在这种整体性框架之外——不论是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的或自然主义的——可以呈现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和透明性。

这种观点的本质是关注不同国家、人民、文化和文明发展出来的令人入迷的历史主义特征。就像伯林所描述的那样：“有人认为这个所谓的整体是静止不动的，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它是动态的，但是对于‘整体’是以何种形式——反复循环、直线的、螺旋式上升、不规则的路线——运行的，又抑或起因于震荡所导致的‘辩证的’变化；此外，这个‘整体’到底是具有功能性的、目的性的、还是因果决定性的，人们的意见却并不能达成一致。”[3]78无论历史模式的变化被设想为一种统一的模式，或多样化和不相干的模式，也不论是必然的和决定性的模式，或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模式，一种重要的共有的理念在于：这些处于不同的背景下，它们的关系通常可以通过认真考察历史形态浮现和崩塌的原因，以及其为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铺平道路这两个方面来证明。

通过对观念史家所构建的模式与形而上历史观构建的模式之间差异的观察，伯林指出观念史家的任务“就是努力置身于其外，把观念和价值当作研究的对象，力争使其能够得到尽可能公开的评价”。[1]115我们的许多价值和观念，在做过适当的分析和评价，正确地找出并描述它们的起源和演变之后，就会露出其真实的面目：“它们不是亘古不变的人性本质中得出的永恒、客观、不可动摇、不证自明的真理，而是文化变迁中一个漫长而脆弱、经常十分痛苦悲惨但终究可以理解的历史过程所结出的果实。”[4]100这种批判的讨论所采用的标准本身也必须是检验的对象。

二、决定论形而上根源的探究

由上述可知，伯林指出的形而上的历史观是建基于理性主义之上的，其主张体现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展现出一种具有独特性、普遍性的绝对真理，这种绝对真理可以从具体的历史事实的论证中得到合理性和正当性。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凭借理性解开这种绝对真理的面纱。对形而上者而言，真理就是借助人们的理性去找寻一种同一性的样态，并且所有问题彼此之间具有一种统一的解决方法，因此满足理性的要求必然寻求一种独一无二的模式。换言之，“同一性”和“模式”便是构成形而上历史观的基石，“模式”与伯林所指涉的“存在着扎根于人类思想之开端的目的论见解”[1]115相关联，而“同一性”则与“涵盖所有自然和人文科学的一个统一体系的理想”[4]100相关联。伯林对“所谓历史服从于自然或超自然的规律，以及人类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自然模式中的一个因素”进行分析时，揭示出两种主要的形而上根源：目的论的世界观以及现象与实在的区分。

首先，扎根于人类思想源头的目的论世界观的主旨在于：“人、所有生物甚至还有无生命的事物，不仅仅是它们所是的东西，它们还具有功能、追求目的。这些目的或者是造物主加在它们身上的(造物主使不同的人或事服务于不同的目标)；或者，这些目的并不是造物主加在它们身上的，而是内在于这些所有者之中，以使每一个实体都具有一个‘本性’追求对它来说是‘自然’的特殊目的：而对每一个实体的完善程度的衡量，正在于它满足这个目的的程度如何。邪恶、罪恶、不完善、各种形式的混乱与错误，根据这个观点，是受挫的形式，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努力之受挫与失败，而这些失败要么归咎于厄运(它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设置障碍)、要么归咎于越轨的企图——试图满足某种对于所说的实体来说不‘自然的’目标。”[1]115对伯林而言，在这种目的论世界观中，所谓理解就是去感知模式。对这些秉持目的论世界观的人而言，这种基本模式不是若干个可能的模式之一，而是那个唯一的计划。这个唯一的计划的本质在于其只能满足一个唯一的目的，因此在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宇宙”图式中，可以被认定是一个合适的计划。[1]116对目的论思想家而言，所有存在着的事件的表面的无序以及我们所遭遇的灾难的缘由并不在于事件的本质，而在于我们的心灵的脆弱或狂妄以至无法在任何场合去发现这些事件的目的和本质。对于深谙借助于理性的人们而言，完全的失败并不存在于其人生的字典之中，所以“存在一种比任何已有的洞察力更‘深刻’的层次，对于什么构成‘最后的’成功与失败，原则上不存在经验的检验。目的论是一种既不能为任何一种经验所证实也不能为任何一种经验所驳斥的信仰形式。”[1]119此外，形而上历史观的形而上的根源除了目的论外，亦存在着另外一种历史悠久理念，亦即现象与实在之区分。这种理念认为“并不是或多或少被觉察到的目标，而是一种‘在……之上’、‘在外部’和‘在……之外’的无时间性的、永久的、超验的实在，解释了所有发生的事情并使其合理。”[1]119这种理念认为：实在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和整体亦即其他组成因素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此也必然会呈现出和谐的状态。而现象和实在之区分亦对我们可能存在的疑问提供了解答：为什么我们触目所及的现象和感官世界一片混乱？其原因在于“我们受无知、愚蠢与激情的蒙骗……表面的混乱只是实在之完美秩序的不完善的反映”，紊乱的感官世界不过是终极、永恒且自我一致的实在结构所投射出的扭曲形象和不定的阴影。“真实且唯一的理解就是理解实在与现象的关系。”[1]120伯林认为“实在”这种模式是与目的论的模式相同的，这两者均能导致决定论的产生，因为当我们去追求模式的时候，便罔顾了一切其他可能存在的形式。

对于形而上的历史观所设想的历史规则及宇宙模式之观念，除了前述两个形上学根源之外，伯林认为另有“对自然科学的迷恋培育了这种潮流”。[1]115这种对科学的迷恋是伴随着十七、十八世纪自然科学研究获得巨大胜利而逐渐形成的：“从笛卡几和培根到伽利略和牛顿的追随者，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到圣西门、孔德和巴克尔，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威尔斯、贝尔纳、斯金纳和维也纳实证主义，他们都怀有这种涵盖所有自然和人文科学的一个统一体系的理想。”[4]100伴随着这种对自然科学的盲信，人们觉得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存在的事物皆是物质世界的一份子，一切事物都可以使用科学法则加以解释和说明。这个时期的大部分人都相信“存在着永恒的、无时间性的真理，它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不管是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科学的还是艺术的领域，都是一样的；认识这些真理只有一种方法，即利用理性，伏尔泰并不把它解释成一种演绎的逻辑或数学方法，因为它太抽象，与日常生活中的事实和需要无关，而是一种良好的直觉，它虽然不会导致绝对确定的知识，却能够获得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或可能性的知识，这对于人类事务，对于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也就足够了。”[4]107因此，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理论上都存在一种可以预测或重新构建现在、未来乃至过去人类生活中的每一细节的指导原则。正如伯林所抨击的“这种拉普拉斯的观察者(具有关于事实与规律的适当知识)能够在历史的任何给定时间内准确地描述每一种过去与未来事件，包括‘内在生活’，即人的思想、情感、行动的事件”。[1]134对伯林而言，这种将人文学科或历史学比附为自然科学的观点是荒谬的，其与形而上历史观的两种形上学的根源大致相同，均认为所谓“历史解释便是将要解释的对象包含在一般的公式之下，就是将其作为涵盖无数情况的规则的一个实例”。[1]121而整个法则体系便是目的论者所谓的宇宙目的，便是形上实在论者所谓的实在结构。

三、伯林对历史决定论的拒斥

伯林指出，在决定论的框架之下，人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以及所遭遇的任何苦难，都是隶属于固定模式的一部分。而决定论的若干形式——目的论、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宗教、美学的或将历史比附自然科学所导致的那种寻找历史模式与一致性的历史观——的共同特征体现在：“终极而言，个人选择自由(至少在这里的含义，见下文)是一种幻想；人类能够做不同的选择，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无知之上的；结果，任何宣称他们应该这样或那样的行动、应该避免这个或那个、应受(不仅仅是引起或回应)称赞或贬低、值得赞同或谴责的主张，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预设之上：他们生活的至少某个区域，并不全然受规律决定的，不管这些规律是形而上学的、神学的、抑或表明了科学所揭示的概率。”[1]122伯林的自由主义思想极具人文关怀，“人”之概念在伯林的思想中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具有创造性的存在。对伯林而言，历史本身的意义是由人所赋予的。如果决定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可以得到论证的话，那么人类珍若生命的自由选择，以及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道德责任将变得毫无意义：“如果决定论被表明是有效的，那么伦理语言将不得不受到根本的修改，这既不是一种心理学或生理学上的假设，也不是一种伦理学的假设……谴责那些不能自由选择的人是不合理的……行为的概念和范畴就得重新界定了。”[1]18

决定论的这些形式，尽管语调可能不同——要么是科学的、人道主义的、乐观主义的，要么是暴怒的、天启的与狂喜的——但是它们都认为：“世界具有某种方向并受规律支配；通过运用适当的研究方法，这种方向与这些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发现的。”[1]127我们可以得知，决定论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所有存在的事件的实现完全由其它事件所决定，而伯林则认为我们至少可以拥有在不同的选项之间自由选择的能力。因此，贯穿伯林思想始终的观点也包括这种对决定论的拒斥。伯林认为：“自由选择和决定论这两种断言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主张每一个意志行为或选择都完全由它的相应的前件决定，那么这种信念仍然与普遍人和哲学家在他们不是有意识地为一种决定论做辩护时所持有的选择观念不相容。”[1]6此外，伯林进一步指出，决定论与道德表述的系统是相互排斥的，如果人们坚信自由选择的理念是错误的话，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道德语言的变革则会使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因此，当我们使用日常语言对某人或某件事情做出道德褒贬的判断时，也就意味着在道德上某人应该为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担负责任。个体对这种责任的担负的基础在于其做出的行为选择是自由的，而不是迫于外力的强制。伯林认为，评估这些自由选择的人们的责任的大小，或者将种种后果归咎于他们的自由选择，甚至把他们视为模范或威慑、试图从他们的生活中抽衍出教训，都变得毫无意义。而与之相反，决定论者的行为和理论则消解了个人责任：“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被抛入一个特殊的精神、社会与经济环境中，我怎么可能不选择现在的所作所为呢？”通过这种方法把个体行为所导致的责任转嫁给社会或国家这些实体之上。因此，伯林认为道德褒贬只有用于具有自由选择能力的人之上才有意义。对于决定论的荒谬性，伯林嘲讽其“用行为与言辞可能之相符的真实词汇来思考真实的决定论宇宙是什么样子的，与设想生存在一个没用时间的世界或生活在一个有十七度空间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带有最低限度的不可或缺的具体细节(也就是说，能够想象的)——相比，并不更容易一些。”[1]137

对伯林而言，他不止一次强调决定论与选择的自由之间的悖反，因为决定论者认为一切都已经被预先设定的事件所决定，所以个体选择的自由将毫无意义，同样决定论与道德判断之间也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矛盾鸿沟。伯林指出：“如果我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实际上是被决定的，他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行动(感受、思考、欲求与选择)，那么我必须说，这样一种褒贬用在他身上是不恰当的。”[1]10伯林并没有直接论证决定论是错误的力量，但却以一种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指出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由选择的应用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如果人类不认同上述所言而相信决定论才是对的，那么，这种认知将会导致人类基本用语与观念的彻底的颠覆，其规模之浩大、震撼之剧烈，势必达到所有决定论者所不能了解的程度。因此，对伯林而言，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断言人们必然会接受决定论。由此可知，伯林虽然并没有否认决定论是错误的理论，但是对其拒斥的态度却非常坚决。他对决定论的拒斥源于这种形而上的理论与现实生活的需要大不相符。相对于这些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伯林更珍视个体所拥有的基本价值：道德、自由以及个体所具有的创造性。

同时，伯林亦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解释为何人们总是愿意相信决定论：“但是我觉得它主要源于一种推卸责任的欲望，在我们自己不被评判、特别是不被强迫去评判别人的情况下停止评判的欲望；源于逃到某种巨大的、与道德无关的非人的、磐石般的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艰难时世’或社会结构的不可抗拒的演进——的欲望。”[1]183-184伯林认为这种推卸责任的想象通常会出现在混乱与内部虚弱的时刻，因此信奉决定论的人可以轻易地把自身应担负的责任转嫁到非人为的实体之上，在决定论之中人们将会失去自由选择的能力，其难以抵挡的诱惑体现在：相信决定论的人们再也不必为受困于历史危机中的个体行为痛苦怀疑，更不必再感受到伴随着自我反省而来的希望与绝望相交织的痛苦感觉；此外，由于所有事件都是预先决定的，所以道德判断将毫无意义，伴随着人们的罪恶、骄傲和悔恨等负面情绪将不会再现。对此，伯林认为“人类中总有些人情愿处于被囚的和平和满足的安全中，一种至少在宇宙中找到自己适当位置的感觉，而不愿处于痛苦的冲突中，不愿遭遇大墙外面世界的那种无序的自由所产生的困惑。”[1]179

[1][英]以塞亚·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M].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Isaiah Berlin．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M].London：Chatto&Windus,1997．

[4][英]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2013-12-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10YJA720018)；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基金项目(2013BSJJ060)。

杨 晓(1981- )，男，河南郑州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思政部讲师，博士，从事西方伦理学、道德哲学研究。

B03

A

2095-7602(2014)03-0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