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 可，夏茂林

（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破解基础教育困境助跳“中等收入陷阱”

邢 可，夏茂林

（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先导，也是人终身发展的基础，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的作用.现阶段基础教育存在目标错位、管理体制缺陷、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为此要实施全面发展教育；因地制宜地建立多元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实现基础教育的高位均衡；同时更加关注新生代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

基础教育；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在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中国正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世界历史经验表明，绝大部分经济体会在这一发展阶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现有的文献多注重经济在跨越“陷阱”中的作用，而忽视教育的作用.从成功跨越此陷井国家的经验看，教育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基础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础，是人终身发展的基石，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先导，是促使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提升为人才强国宏伟目标的关键.因此，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作用.

1 经济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及我国面临的挑战

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需要摆脱以往的发展模式，又没有找到新的发展模式支撑，最终由于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出现停滞，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的状态，则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二战后，大多数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力、墨西哥以及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深受“陷阱”的贻害：经济多年停滞，甚至出现衰退、腐败现象严重、收入差距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动荡不安等.

根据国际经验，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引人深思.第一，未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例如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因国内市场狭小，所以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的需求，忽视国内消费需求的状况，国内经济极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一旦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就可能引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甚至危机；第二，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由于在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不足，导致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动力，难以缩小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收入差距过大，社会发展不均衡.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没能有效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贫富分化严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同时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少数国家的特例，而是大多数新兴国家难以逾越的一个阶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1]同时贫富分化、腐败频发、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资源和人口红利消失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探索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迫在眉睫.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教育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

2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育诉求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力资本积累与优化、投资消费和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重视资源节约与环境治理、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等.[2]这些措施效能的发挥都离不开教育的作用.从深层次来讲，教育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一个表现.[3]

首先，教育促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产业结构，从而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条件.要发挥科技的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就必须依靠教育，教育是使科学转化为技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同时，教育具有再生产科技的功能，是科技再生产的最有效的形式，通过教育可以大大缩短科学技术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

其次，教育能够提供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和条件.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力资本并非是先天的，而是靠后天投入一定成本获得的，而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人力资本构成中最基本的要素.教育进步可以把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最后，教育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发展，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人们通过教育可以获得适应时代需求的知识、技能，提高自身生产的能力，从而增加个人收入，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状态.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公平的发展会使因受教育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差别趋于减缓，另外，还有助于提高社会人口的素质和民主素质，减少社会矛盾，从而使制度转型更加顺利.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教育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作用，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发挥教育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更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注重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为此有必要分析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破解困境的策略.

3 基础教育发展中的困境

3.1 基础教育目标错位

基础教育就是指为一个人的终身发展打基础的教育，也就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对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的旨在培养国民素质的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4]我国的基础教育过分偏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学生技能、能力的培养.人们普遍认为升学就是成才，升学率的高低体现着办学质量的优劣，基础教育仅仅是为高一级学校打基础，升学考试成为基础教育的指挥棒，形成了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能力、重应试轻实用的风气，致使学生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种狭隘的功利性理解，造成了部分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难以适应社会.

3.2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缺陷

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以此为标志，“人民教育人民办”转向“人民教育政府办”，县政府成为义务教育第一投资主体，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从全国来看，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存在不少问题.第一，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行，原来作为中小学经费“半壁江山”的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各种集资相继取消，虽旨在减轻农民负担，但一些财力薄弱的县级政府在义务教育经费中面临着“主”不起来的风险，结果是当地政府削减教育经费开支.第二，乡镇政府办学积极性不高.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主要责任由县级政府承担，投入“以县为主”，管理“以县为主”，乡镇、村既无权，又无钱，“等、靠、要”的思想突出.[5]

3.3 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不仅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而且同一地区校际差别巨大.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在生均公用经费、师资和办学条件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就师资状况而言，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县域内小学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比例的城乡差距最高达35.51%，初中城乡差距最高达47.52%；小学中高级职称教师比例的城乡差距最高达44.22%，初中城乡差距最高达53.17%；小学骨干教师比例的城乡差距最高达20.89%，初中城乡差距最高达24.64%.[6]而且，在同一地区基础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校际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的差距，加之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由此出现了激烈的“择校”竞争，严重阻碍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以及“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

3.4 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的上学问题十分严峻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进城务工农民的数量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第一，受户籍制度、学籍制度、投入制度的影响，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要进入城市的公办学校手续繁琐，还要交纳杂费、借读费等，这无疑给父母增添了经济压力.同时进城务工农民流动性大，子女转学、辍学率较高，加之学习基础差、学习兴趣丧失和学习习惯倦怠，为此一些公立学校把他们拒之门外.第二，农民工子女学校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子女入学的机会，但是这些学校由于经费不足，在校舍安全、教学质量和管理、师资等方面很难达到正规办学的水平标准.这就导致进程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尽管有学可上，但享受的依然是比公办学校低得多的待遇.而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这种隔离教育，又造成了新的不公.

4 破解基础教育发展困境的策略思考

4.1 端正基础教育办学思想，实施全面发展教育

基础教育要转变思想，关注所有学生，为所有学生的全面发展打基础.在过分强调知识教育的今天，我们要更注重学生素质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教育中的“钟摆现象”，摒弃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完全对立，以素质教育代替应试教育的思想和做法.所以要改变由“素质教育”向“应试教育”转轨的提法，以全面发展教育取代之.“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使人们学会做人，实现个人全面发展”.[7]

4.2 因地制宜，建立多元化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面临着“主”不起来的困境，必须采取措施保障基础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首先，根据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区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因地制宜地建立多元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并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执行的监督保障机制.东部发达地区，实施“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以县为主”的基础上加强省、中央的财政支持力度；特别贫困的地区，直接由省和中央配置教育资源.

4.3 转变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方式，实现“高位发展”

均衡发展不是限制发展，不是“削峰填谷”，而是“造峰扬谷”.在均衡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进一步促进发达地区、优质学校和强势群体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扶持基础薄弱地区、弱势群体的发展，进而把基础教育办成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不断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方式必须从以资源配置为中心、依赖政府力量驱动、强调同质发展的均衡发展方式，转变为以质量提升为中心、依赖学校自我发展驱动、注重多元发展的均衡发展方式.[8]首先，加大教育资源向农村投入的倾斜力度，调整资源的配置结构，重点保障教师工资、危房改造等，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其次，严格教师准入制度，定期进行教师培训，实施城镇新教师先支教再上岗政策，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最后，学校的发展需要有强有力的、有效的内部管理体制作为后盾，建立健全学校管理制度，提升学校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能力.

4.4 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更加关注新生代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入学问题日益受到关注.2010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进城务工农民问题”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问题的重心转向新生代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新生代进城务工农民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9]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进城务工农民在子女入学方面有更高层次的要求，希望子女接受优质的教育，所以问题的关注点要从“有学上”转变为“上好学”.为此，国家要设立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专项基金，按当地生均教育经费核算金额，弥补流入地教育预算的缺欠；放开城市公办学校，农民工随迁子女根据居住地就近入学，取消一切专门面向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不合理收费，平等地对待所有学生，使他们享有与当地适龄孩子同样的入学机会；加大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规范管理，提高学校的硬件设施和教学水平，保障就读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

〔1〕胡鞍钢.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当代经济,2010(8).

〔2〕张飞,全毅.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J].亚太经济,2012(1).

〔3〕孙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教育大有可为[N].中国教育报,2012-9-21.

〔4〕李森,宋乃庆.基础教育概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2.

〔5〕袁桂林.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管理体制现状及多元化发展模式初探[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督导评估研究中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报告(2010)[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147-166.

〔7〕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学习——内在的财富[R].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76,85.

〔8〕姚永强,范先佐.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式的转变[J].教育研究,2013(2).

〔9〕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进城务工农民问题的研究报告[EB/OL].http://news.sohu.com/20100 621/n272942936.s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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