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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图书集成》石印本与铜活字本考异

2014-03-28李善强

图书馆界 2014年1期

李善强

[摘要]《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成书于清代,并两次由皇家组织刊印,初次为铜活字本,再次为石印本。虽然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是以铜活字本为底本影印的,但是二者并非完全一致,一些方面还是有所差异的。

[关键词]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本;石印本

《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成书于清代,并两次由皇家组织刊印,初次为铜活字本,再次为石印本,皆因量少而世所罕见,故备受珍视。

1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编纂者是陈梦雷。陈梦雷(1651—1723),字省斋,康熙九年(1670)进士,福建闽县人。自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至四十五年(1706)四月,陈梦雷根据“协一堂”与自家藏书一万五千余卷,编纂成《汇编》,由诚亲王胤祉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进呈,康熙改名《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即位后,陈梦雷被诬流放,客死他乡。蒋廷锡受命续纂《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的著作权遂被取消。

蒋廷锡(1669—1732),江苏常熟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雍正三年(1725),《古今图书集成》续纂完成。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摆印成书。

是书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共5 020册,522函,堪称洋洋巨观。按内容分6汇编,32典,6 000余部。每部又细分为汇考、总论、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四级类目,条分缕析,纲举目张,若溯流以观澜,如沿波而讨源。

是书集古今图书之大成,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医卜星象,虫鱼鸟兽,无所不有。卷帙浩繁,图文并茂,被认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百科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以铜活字摆印,光印模就有25万枚,可谓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铜活字印刷工程。印本字大如钱,墨如点漆,装帧精美,开本阔大,尽显皇家气派,令人叹为观止。

《古今图书集成》只印成64部及样书一部,内府文渊阁、皇极殿、乾清宫等处各藏一部,又颁赐皇室贵胄、在朝显宦。乾隆三十九年(1774),又赏赐纂修《四库全书》时献书最多的江浙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各一部,作为好古之劝。

因印量有限,又经过二百多年的沧桑,现在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存世已稀,据裴芹《〈古今图书集成〉研究》统计,现今存世完整或已残缺的雍正本仅有24部[1]。

2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

一百六十多年之后,光绪帝深感《古今图书集成》原本传世日稀,欲使化身千百,遂于光绪十六年(1890)6月间令军机处奕劻照殿版式样石印,以广流传。这是《古今图书集成》第二次由皇家组织刊印,底本用雍正四年铜活字本,只是增加了《考证》24卷。

奕劻领旨后,经过调查,认为上海商人对石印书籍最为熟悉,遂电告上海道聂缉椝寻找书商筹划。聂缉椝随即回复道:已与同文书局合计,打算用料半开三纸,照殿版原式刷印100部,每部需银3 500余两。必须先购买殿版原书一部,作为描润照印底本,需另外给底本费银一万三千两,印完后原书上缴。并且多印一部,黄绫包装,免费进呈[2]61。

聂缉椝联系的同文书局由徐润、徐鸿复等集股设立,光绪八年(1882)成立于上海,是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石版印刷图书的出版机构。

奕劻认为聂缉椝所议合理,即上奏请旨敕令两江总督督促上海道照此办理,并派专人驻书局校勘,以臻完善。

同文书局于光绪十七年(1891)承印,二十年(1894)告成,由两江总督验收解进。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首册卷底副页即钤“江南江西总督关防”满汉双文长方朱文印。

此版本“字朗体整,又有考证,是为最善者。原印仅一百部,其留沪若干部不久即遭火厄”[3]5,故流传稀少。

3石印本与铜活字本之异

一直以来,人们大都认为光绪石印本是根据雍正铜活字本原版影印而来,因此开本、版式、内容等方面二者完全相同。其实,仔细比较,二者之间还是有些许差异的。

3.1 内容

石印本新增《考证》24卷,故册数由原来的522函5 020册,增为528函5 044册。考证为龙继栋所撰。龙继栋,字松琴,号槐庐,广西临桂人。曾任图书集成书局总纂,晚年出任江宁尊经书院山长。《考证》对《古今图书集成》核对原书,详加校订,旁征博引,订正原书引文错讹脱漏之处约2万条,故实用价值较原本更高。

3.2 版式

据清华大学图书馆叶桔《古今图书集成版本介绍》,铜活字本“版框高20.6厘米,宽13.6厘米,每半页9行,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4]。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同文书局石印本版框高21.4厘米,宽15厘米,行格字数一样,装潢样式也与殿本相同。很明显,石印本并非按原大影印,板框的宽和高都有所增加,字体较原版本稍稍放大,据说“其版圈图样,按照原式放大十分之一”[5],开本更加宽阔,外观愈加气派。

3.3 印刷

雍正本用铜活字摆印,光绪本用照相石印。石印是以石板为版材,将图文直接用脂肪性物质书写、描绘在石板之上,或通过照相、转写纸、转写墨等方法,将图文间接转印于石版之上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这是根据石材吸墨及油水不兼容的原理创制的。

照相石印,“是将底本用照相方法摄制成阴文湿片,落样于涂布感光胶的胶纸上,或者直接落样于石版上,经过处理后成为印版,即可再现原书”[6]。因为照相可随意放大或缩小,就可将现成的底本放大或缩小影印,适应了不同的需求。

同文书局印刷《古今图书集成》就是用照相石印的方法。但是并非只是对底本简单原样照相复制,而是事先经过加工。因为底本已经有160余年的历史,有的地方墨色不一,有的地方有黄色斑点,有的地方字画不清,原样拍照就会影响制作效果。加工方法是先作修复,或描润,或修饰,所以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又称为描润本(有的学者仅将石印底本称作描润本)。这种方法当时没有明确记载,好在实物提供了证据,此描润底本现藏清华大学图书馆。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其描润之底本,民国初年外交部赠清华大学。今详察之,确系铜版开花纸初印。染矾磨蜡,纸色因而黄厚。虫蚀圆眼,则粘补平复。铜版墨色深浅不匀,均用墨笔描润。开花纸年久即有黄色斑点,以粉笔饰之。字画不清之处,以粉笔钩之。既非裱褙,亦非钞写,确为石印摄影之底本,非影石印摸写之新书也。”[3]4对此,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宋建昃先生作了证实:“书中不仅将每页不清晰的框线、栏线重新勾画,而且对不清晰的字,如字形尚好就即直接用墨笔描黑,字形不好的字则先用白粉涂白,然后再用墨笔重新写好。”[7]因为对底本细致加工过,所以石印本比铜活字本墨色更均匀,字迹更清晰,精美度明显超过铜活字本。

3.4 纸张

铜活字本用开化纸或太史连纸,此次石印用料半纸。料半纸又称单宣,是宣纸的一种,纸面上有纵横的抄纸帘子纹路,纤维长,拉力大,吸水性强,绵韧洁白,厚薄均匀,适用于装裱工艺。料半纸出于安徽,制造量不大,而《古今图书集成》卷帙浩繁,用纸量大,大约要生产三年才能够用。因此,光绪本石印完成也是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至今120年过去,石印本纸张依然洁白如玉,帘纹或纵或横,细密清晰,令人爱不释手。

3.5 避讳字

古人行文,遇到与君主、尊长名字相同的字要回避,叫避讳。清人对避讳问题极为重视。雍正四年,《古今图书集成》摆印时,只是对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的名讳作了缺笔或改字处理,至光绪时,又经过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皇帝,产生了更多应该避讳的字。针对此事,石印《古今图书集成》时,奕劻曾专门上奏,称拟遵照《钦定科场条例》内临文敬避各条,或用他字恭代,或敬却末笔恭代,以求划一[8]。石印前有专人一一查检,涂抹改写。这可是件庞杂而劳神的工作,一万卷的巨著,劳动量是可想而知的。

以石印本《明伦汇编·家范典》为例:

第三十七卷《母子部·纪事七》第22页“举宏治九年进士”与第三十八卷《母子部·外编》第17页“五祖宏忍大师者”句中“弘”字皆作“宏”,雍正铜活字本均作“弘”,避乾隆帝“弘历”名讳,为避讳改字。

第三十七卷《母子部·纪事七》第24页“迁湻安知县”、同页“海湻安非母寿肯肉耶”与第三十八卷《母子部·杂录》第4页“资三灵之湻懿,诞华宗之澄粹”句中“淳”字皆作“湻”,雍正铜活字本均作“淳”,避同治帝“载淳”名讳,为避讳改字。

第五十五卷《女子部·纪事一》第13页“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与同页“琰年六岁” 句中“琰”字右下“火”皆作“又”,雍正铜活字本均作“琰”,避嘉庆帝“颙琰”名讳,为避讳改字。

此外,“曆”皆作“厯”,避乾隆帝“弘历”名讳; “寧”皆作“甯”,避道光帝“旻宁”名讳。至于“玄”作“元”,“弦”、“泫”等缺末笔以避康熙帝名讳,则雍正铜活字本原即如此。

类似避讳字均经过改写,石印本与铜活字本就又有了一些不同之处。

总之,虽然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是以铜活字本为底本影印的,但是二者并非完全一致,一些方面还是有所差异的。

[参考文献]

[1]裴芹.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古今图书集成》的版本及流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154.

[2]子冶.清廷石印《古今图书集成》旧档:朱批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军机处奏片[J].出版史料,2003(1):61.

[3]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卷中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卷[M].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民国二十二年.

[4]叶桔.古今图书集成版本介绍[J].图书馆论坛,1991(3):41.

[5]裴芹.古今图书集成研究:点石斋与同文书局竞印《古今图书集成》广告拾零[M].北京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199.

[6]李培文.石印与石印本[J].图书馆论坛,1998(2):78.

[7]宋建昃.描润本《古今图书集成》述介[J].文献,1997(3):258.

[8]子冶.清廷石印《古今图书集成》旧档:朱批光绪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军机处为避讳事奏[J].出版史料,2003(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