佀咏梅，张立梅

(滨州学院社科基础教学部，山东滨州256603)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公正问题，把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公正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社会公正，毛泽东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宝贵财富。

一、坚持国家独立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首要前提

对社会公正的的殷切期盼和不懈追求，始终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随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1］，也就决定了在旧中国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刻的认识。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许多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控制了中国的一切，包括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在这种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制度的情况下，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都无从谈起。因此，帝国主义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首要因素，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因此，推翻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成为中国走向独立、实现社会公正的首要前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最根本的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坚决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地位。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中国采取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的孤立政策时，毛泽东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当苏联企图以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时，毛泽东理正辞严，断然拒绝。正如毛泽东在1954年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指出的:“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小，……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2］在此基础上经过周恩来的阐发，形成了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由此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无论在旧中国还是新中国，毛泽东始终把国家的独立主权看的至高无上。因为主权的独立自主，是实现国家和民族平等相待的政治前提，是中国人民获得真正尊严、实现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条件。

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制度基础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3］”，因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里，真正的社会公正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必须推翻剥削和压迫，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新中国成立前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保证了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公正方向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地改革，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了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挖掉了我国社会不公正的重要根基，对广大农民来说，这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公正举措。在城市私营经济的调整中，实行公私兼顾、照顾劳资双方的利益并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的政策，这种政策双方兼顾，相对公平，不仅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也保护并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但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问题。例如:农村在土改后出现了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现象;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同我们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相容的。因此毛泽东决定要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由此铲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否定了由私有制决定的各种特权，实现了生产资料面前的人人平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夯实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

三、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主张按劳取酬

平均主义是与农业的小生产紧密联系的，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毛泽东深知要实现社会公正，必须反对平均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4］91，因为平均主义会妨碍社会的发展，即使在社会主义，也没有所谓绝对的平均。针对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贫富拉平及“共”各种“产”的共产风，毛泽东指出这是工作中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其实质是否认按劳分配以及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并由此造成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这是和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向背离的。为了克服这种平均主义倾向，就必须贯彻执行按劳取酬的原则。因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5］。毛泽东一方面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又对平均主义的对立面两极分化高度警觉。“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6］，尤其是到了晚年，毛泽东对凡是可能导致收入差距的做法都忧心忡忡，甚至采取抵制:比如对于企业中的“八级工资制”和农村的“包产到户”。晚年毛泽东还把按劳分配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限制，要求取消工资制，恢复革命时期的供给制，这样在分配问题上的公正探索又陷入了平均主义的泥潭。

四、反对官僚主义，警惕出现贵族阶层

提倡人与人之间的民主与平等的关系，反对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强烈反对动员群众的官僚主义方法，指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一定“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4］124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极坏的家伙”并没有随三座大山的被推翻而绝迹，尤其是伴随“一五”计划的实施，官僚主义现象越发严重。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是人民民主的敌人，从根本是破坏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主要障碍。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同志要警惕官僚主义作风的出现，避免贵族阶层的形成。并强调指出对于犯了官僚主义而又不改的人，一定要严加处理。针对官僚主义普遍存在的现象，1957年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为第一任务的整风运动。为防止官僚主义的春风吹又生，1960年毛泽东提出官僚主义必须一年用扫帚扫一次。官僚主义在当时主要表现为联系群众少，会议多;经验总结少，文件、表报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人们蹲在机关多等，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实质上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和共产党的作风严重相背离。为了克服官僚主义，毛泽东提出干部要和普通劳动者一样参加劳动，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以打掉官气;要逐步缩小官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职权享用特权。同时，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正，民主必不可少，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把民主提高到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从“三反”“五反”到1957年整风运动，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反对官僚主义，以实现人与人之间地位和关系的平等。为了防止贵族阶层的出现，毛泽东对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高度关注。历来教育是少数剥削阶级所享有的特权，而社会主义教育则不同，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是大众教育，少数人不应独享这种权利。因此毛泽东提出干部子弟学校必须要废除，与人民子弟学校合一，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教育上的平等。

五、反对论资排辈，主张代际公平

论资排辈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因，人们根据资历深浅、辈份年龄的大小来决定级别、待遇的高低。因此，即使是有能力的年轻人也在论资排辈中抑制了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按资排辈也是一种特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公正。毛泽东反对论资排辈的陈腐观点，认为这是封建思想的遗毒。并指出世界上有老资格和新生力量两种人，虽然他们各有优缺点，但就发展潜力来说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正如1957年他在莫斯科的演进说的那样，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正在兴旺时期。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虽然老资格的人有经验，阅历丰富，但是容易翘尾巴，并且思想比较保守，通常以自己的保守思想来压制年轻人的进步，因此必须打破论资排辈的思想禁锢，要发挥青年人的力量，重视他们的特点，放手让他们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以形成年轻人才脱颖而出的格局。当然，这并不排除年轻人要谦虚地向年长者学习。年长者要适时地对年轻人进行思想和工作上的指导，保证他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为了克服按资排辈的倾向，实现代际之间的公正，毛泽东提倡资历老的人和年轻人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双方才能共同进步，进而有利于在整个社会营造公正的氛围。

六、提倡男女平等，推动妇女解放

几千年来中国妇女一直生活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束缚和控制下，尤其是在在夫权统治下，中国女性从来都是男人的附属物，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在毛泽东看来，男女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不能简单归结为两性之间的问题，而应该是社会问题。因此，要使妇女真正得到自由与平等，必须铲除造成轻视妇女和侮辱妇女的社会基础，即社会歧视与社会压迫。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大力推动妇女解放。1949年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由此掀起了妇女解放的伟大革命。之后，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婚姻制度被废除，男女双方婚姻自由，不容许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并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婚。男女在权利上一律平等、保护妇女的合法利益等同时被写进了1950年的《婚姻法》中。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8］从此，中国女性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当然，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仅靠法律制度还不够，真正的男女平等，需要女性在社会改造中通过自身价值的实现来解放自己。因此，毛泽东在推动妇女解放方面提出了许多口号，如“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男子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直到今天，这些口号仍然是女性自我解放、追求男女平等的格言。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女性在“半边天”的鼓舞下形成了自我认同的人生价值观。她们开始超越自我，挑战传统的男尊女卑陋习，并进军传统的男性领域，由此中国女性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成就证明妇女真正能顶半边天。

七、结论

毛泽东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在前进的道路上，他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公平正义的社会才有了独立的国格和人格的基础;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的平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为今天反腐倡廉、反对特权思想提供了有益借鉴;有关代际公平的思想能够激发青年人的创造力，从而有利于形成人才脱颖而出的局面。上述探索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毛泽东为实现社会公正所做的探索对今天公平正义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方面，公平正义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公正。毛泽东追求社会公正的初衷是好的，在某些措施上也是得力的。在毛泽东的努力下，新中国比旧中国有了更多的公平公正。但到了毛泽东晚年，其追求的社会公正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践踏个人利益，没有意识到社会公正的实现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制度发展程度的制约，也没有意识到社会公正的实现程度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完善具有反作用。今天，我们正在为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而努力，但也存在着诸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保障亟需提高等问题。我们必须理性对待上述社会不公，既要认识到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又要将其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我国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既不急躁冒进，也不漠然视之，要以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保证社会公正的实现，以更高程度的社会公正促进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又遭受帝封官三座大山的压迫，所以中国在实现社会公正的道路上要和形形色色的封建思想遗毒作斗争。比如，当前某些领域存在的特权现象、官僚主义、按资排辈等，虽然毛泽东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为之消灭做出了努力，但由于封建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还不可能根除，所以我们要时刻警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这既是对特权现象的一种挑战，也是社会公正的主要内容。在通往社会公正的道路上，我们不要让封建思想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毛泽东在实现社会公正的具体探索上没有一以贯之，在追求公正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些错误和曲折，理论和实践也出现了严重的背离，探索的深度和广度也无法和我们今天追求的社会公正相比，但是我们深知“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的东西。”［9］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社会公正的不懈追求和探索是难能可贵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宝贵财富。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1.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7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8.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0.

［7］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205.

［8］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475.

［9］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