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镜培

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多次关注肇庆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并吸纳肇庆人诤言。本文试从所掌握的资料作一略述，以之纪念。

赞扬广宁农民运动，并向全国推广广宁人的做法

1924年4月上旬，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广宁籍共产党员周其鉴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以国民党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率部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返回广宁开展农民运动。广宁是广东省农民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运动初期，曾遭受过广宁县长李济源“拒绝农会登记注册”，乃至唆使地主豪绅纠集民团武装捣毁农会，发生了残害会员的“广宁风潮”事件。为确保农民运动取得胜利，直接组织开展广宁农民运动的周其鉴、彭湃，根据农民运动斗争实际，首先把从广州返回的党员和当地榨油工人党员组织起来，并吸收了8名运动积极分子入党，成立了周其鉴任书记的中共广宁党支部。这是在广东乃至全国最早在农村建立的基层党组织之一，直接领导广宁人民开展农民运动。与此同时，建立了由中共广宁支部和县农会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广宁县农民自卫军，负责反击地主的武装进攻，保卫农民运动斗争的果实，维护社会治安。

在党的领导下，广宁农民运动率先以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最终赢得了全县性的农民运动尤其是减租减息的胜利。这一开全国先河的做法，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军阀在农村的反动势力，震动了全国。同时，也自然地引起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的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曾多次撰文，赞扬并向全国推广广宁农民运动的做法，勉励中国共产党人要继承和发扬广宁人民“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

1926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文中不仅充分肯定了当时海丰、广宁农民运动的做法，还加以总结，向全国推广。指出：“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上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

这年5月，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为切实使广宁和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在全国开花结果，他聘请周其鉴担任教员，向学员讲授广宁、高要等地的农民运动的做法，把周其鉴撰写的《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作为教材供学员学习。后来，毛泽东在主编《农民问题丛刊》时，又收入了《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和其他有关广东农民运动的材料共八种，并为丛书作序，指出此“乃本书最精粹部分，他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又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①

1969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再次称赞大革命时期的广宁农民运动和海丰农民运动是我党在大革命时期独立领导农民运动的典范。

挥师追歼西逃之敌，肇庆人民从此获得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组成的大军挥师南下，发动广东战役，14日解放华南重镇广州。此时，虽然广东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已获得解放，但地处广东中西部的西江地区尚未解放，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肇庆地区原称西江地区，毗邻广西，是华南连接西南的重要通道。解放前夕，肇庆籍的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回广州上任后，又派遣叶肇等一批曾依托西江起家的党羽回肇招兵买马，经营反共“救国”基地。广州解放后，驻穗的国民党残部又纷纷向西江方向逃窜，致使肇庆反动势力更为猖獗，人民苦不堪言。为追歼逃敌，扩大战果，继而做好发动广西战役的准备，10月17日，一直关注着广东战役事态进展的毛泽东向林彪并叶剑英和陈赓发出电令，指出“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四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②此后，担任前卫指挥作战的陈赓按照毛泽东的电令分兵三路，水陆并进，分别向粤中、粤西和西南方向推进。在粤中纵队、粤桂湘边纵队等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大军所向披靡，节节胜利。18日解放西江重镇肇庆，接着又解放了德庆、封川、高明、云浮、新兴、罗定等西江两岸各县。从此，肇庆人民获得翻身解放。

题书《西江报》报头，勉励肇庆人民贯彻好党的政策

肇庆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为适应形势需要，新建立的中共西江地委创办机关报《西江日报》，并于1950年4月1日正式创刊。但该报与读者见面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由于印刷设备落后，加之基层干部紧缺，报社人员陆续调往基层任职，或参加土改等而被迫停刊了。

6月下旬，随着本区清匪反霸、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及和平签名等各个运动的深入开展，地委深深地体会到：没有一份面向群众，宣传群众，配合地委开展工作的报纸不行。7月初，地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复刊《西江日报》，并更名为《西江报》，指定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鉴负责复刊工作。随后，为提高《西江报》复刊后的质量和知名度，地委又吸纳张鉴的建议，调整版面，改善印刷设施，改变原用单一的宋体铅字印刷，并特邀毛泽东为复刊的《西江报》题写报头。

地委函请毛泽东题书报头的请示是7月初寄出的，并通过中央办公厅转递。当时，毛泽东正为如何巩固新解放地区，部署解放西藏等国事日夜操劳。但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为了激励肇庆人民做好各项工作，欣然应许了。至7月下旬，中央办公厅向地委复函并附上毛泽东为《西江报》题写报头的手迹。地委领导和报社工作人员看到主席题书的“西江报”三个笔划流畅、刚劲有力、独具一格的手迹，感慨万分。表示一定要不辜负毛主席的关心和期望，努力把报刊办好。

1950年8月1日，复刊的《西江报》与读者见面了。此后，在全区人民尤其是报社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西江报》越办越好，成为肇庆地方党组织传播信息、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投身各项运动的重要“喉舌”。随后又被国家邮政部门确认为全国一类新闻报纸。毛泽东为《西江报》题书的报头一直沿用至今。

推广红星社做法，让红星精神在全国开花结果

5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我党又在农村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总结典型经验，指导和推动这场运动深入发展，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广宁县江布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红星社”）是于1954年3月10日由原来互助组合并而成的，既是广宁县第一个建立的农业社，又是当时广东省和粤中区第一批试办社之一。

红星社地处贫困山区，建社后，坚持从山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推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济。即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林、牧、副、渔，还办起了石灰窑、水力磨粉厂、腐竹厂、编织场、鸡场、养鱼场等小企业，并利用业余时间安排劳动力外出搞运输业、建筑业。

红星社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增加了社员的收入，改善了社员的生活，还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生产的积极性，成为当时该县和粤中区的先进典范。1955年，广宁县委驻社工作组全面总结了该社的做法，并撰写题为《广宁县江布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了多种经济》的典型材料，在粤中区党委主办的《粤中通讯》第254期发表。

是年12月，正在广州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毛泽东从刊物上看到这份介绍红星社的典型材料，甚为赞赏，欣然在这份材料上写下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推广”的按语。随后又将原标题改为“广宁县江布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了多种经济，解决了很大问题”③，收录入书，向全国推广。

毛泽东加按语向全国推广红星社的做法，不仅使红星人的精神在全国各地闪烁，而且成为激励肇庆人民尤其是红星人勇于开拓，敢于探索，加快发展的动力。当时，本区许多农业初级社、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尤其是广宁县江布乡附近的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得知这一特大喜讯后深受鼓舞，纷纷要求入社并社。不久，红星社把全乡所有单干农民和附近16个新成立的小社社员全部吸收进来，组成了全县最大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红星人坚持以毛泽东的“按语”为动力，积极担当“试验田”角色，敢于探索，积极创新，不断为粤中区和1956年2月成立的高要地区提供做法和经验。农业生产也连创佳绩，1956年，红星社在大旱之年仍然获得水稻大丰收，荣获广东省农业特等奖；1957年2月，红星社主任詹家洪代表本社赴京出席全国农业模范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1958年12月，红星社又荣获由周恩来总理署名、国务院颁发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称号的奖牌。

吸纳肇庆人诤言，取消农村公共食堂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地处山区的肇庆专区新兴县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纷纷掀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新兴县属人多田少、粮食产量低下的缺粮区。在“大跃进”运动期间，部分领导干部为体现 “跃进”政绩，虚报粮食产量，夸大收入，从而增大了农民上缴粮食任务，造成公共食堂存粮少。加之各食堂用粮无计划，盲目刺激粮食消费等，致使公共食堂出现了上月吃下月米、寅年吃卯年粮的窘况。尤为甚者，许多社员因营养不良而患上水肿病，并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据1960年4月20日的材料记载，新兴县成为全省因缺粮而患水肿病比较严重的县份之一，其中里洞公社蒙坑大队也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患上此病。在此前后，时任蒙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梁纪南，曾多次在各种会议上指出当前实行的“一平二调”、“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害处，但无济于事。1960年夏，群众缺粮带来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梁纪南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于是决定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他直接写信向省委常委、副省长安平生反映情况，指出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有“四大害处”，并提出“十条建议”。④

梁纪南的“上书”，不仅引起省委的重视，更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就在梁纪南向省“告状”期间，正值党中央已初步注意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人民带来的问题。为了找出根源，纠正失误，党中央倡导开展调查研究。1961年初，毛泽东亲率工作组南下，分别前往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作调查研究。

是年1月，中央工作组抵穗后，对梁纪南的“上书”高度重视，与省组成联合调查组，曾两次深入蒙坑大队调查。同时，还两次邀请梁纪南和公社党委委员苏品芳到省委参加座谈，取证梁纪南反映的问题。联合调查组还吸纳梁纪南意见，并运用新兴县的事例，以里洞公社蒙坑大队为“麻雀”，进行解剖和分析，提出解决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共产风”、平均主义和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形成《调查纪要》，以便毛泽东等领导人了解情况。

2月13日，毛泽东来到广州，看了调查组报送的《调查纪要》后，察觉到：平均主义不是广东一省一县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普遍存在的问题。“共产风”以“一平二调”为特征，根子就是平均主义。他还察觉到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规定的“12条”，只解决“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即平均主义的问题。对于公共食堂问题，毛泽东对梁纪南所反映的解散公共食堂的意见高度关注，专门听取中央调查组和省委所作的汇报。为系统地解决当前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种问题，他决定从2月下旬开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并于3月5日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农村问题，通过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意见。

3月10日至13日和15日至23日，毛泽东又在广州先后主持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简称“三南区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具体讨论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研究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后称“60条”）。他在“三南区会议”上指出：“这次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谈到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时指出：“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即梁纪南——笔者注）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食（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⑤

会议期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领导带领调查组深入各地调查研究，进一步了解农村当前存在问题。其中2月27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2月下旬到江门（肇庆）专区新会县调研情况和县委书记党向民的四点建议致信毛泽东。3月10日，毛泽东将陆定一的调查信转发参加会议人员。3月14日、15 日，中央调查组又请梁纪南和苏品芳到广州座谈，就有关人民公社的几个重要问题与他们交换意见。梁纪南直言不讳，结合本地本队实际，对社队的规模问题、分配问题、食堂问题、粮食定征定购等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3月16日，毛泽东看过《座谈纪要》后批示：“一个重要文件，印发各同志讨论”⑥

3月16日，梁纪南在广州参加座谈会之后回到大队，当即宣布取消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定额补助的分配办法，很快就调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1961年4月中旬，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将该大队的做法和新兴县另外一个大队实行三成供给七成按劳分配的做法一并印发与会人员。在此前后，中央调查组也曾约见过梁纪南、苏品芳：“你们所提出的意见，都是正确的。请你们放心，中央很快就会下达指示”⑦

1961年9月，中央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彻底解散公共食堂。至此，长达三年的人民公社食堂终于散伙了。

注释：

①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载《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21日。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③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

④《一位引起毛泽东关注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见《广东党史》2002年第5期第30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254页。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43～444页。

⑦陈弘君、叶文益、肖燕明：《访问苏品芳记录》，2002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