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

我与光明先生相识多年，他的诚恳厚道与简洁明快的交往方式，总是让我十分感动。这就是说，他是一个特别善待朋友的人。光明兄把近年和姜岚合写的文章的合集出版，要我写点东西，我也干脆欣然从命。

这本名为“纯文学的历史批判”的文集，之所以找我写点东西，也是因为我有一本书名之日“不死的纯文学”。原来一看书名，我吓了一跳，以为光明先生要批判我鼓捣的那些关于“纯文学”的说法，后来看一下他的文集，我们的观点相去未远。当然，他即使直接批评我的观点，朋友同行之间，我也是欢迎的，我也会写点东西回应，有争论，学理才会深化宽广，才有思想的丰富和锐气。话可说回来，即使观点相近，也可以在差异中展开对话，读光明兄的这些文章，这对我关于纯文学的思考也是一次重新整理的机会。

这部“纯文学的历史批判”的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并非是批判纯文学或驳倒纯文学，而是梳理、分析和读解纯文学的历史，在当代文学的历史沿革中来阐释纯文学。其时间脉络贯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当下，是整个我们称之为“当代文学”的这个时段，以梳理的眼光去看“纯文学”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的那些代表作品所蕴含的文学性意义。

在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纯文学”批判时，文集注重去发掘在政治强大压力下，那些被认为典型的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作品，如何依然具有文学性。很显然，人们对于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经常采取两种比较直接明确的做法，其一是将其宣布为政治概念化的产物而拒斥到工具化的文学那一栏，当然不能认可其具有“文学性”；另一是从“政治正确”（正统的）或“再正确”（新左派）的立场，宣布其为“历史正义”的作品。这种观点，只对“历史正义”负责，文学也只有表达了“历史正义”才是有价值的文学，纯粹的文学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这部文集显然没有采取如此简单直接的做法，而是既看到这个时期的文学被政治化的现实，同时也看到这些政治化纲领下的文学所具有的文学的价值。在这一论题下，文集首先重点分析了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文集的分析表明，《山乡巨变》实际上并没有写多少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斗争，甚至当地的地主一个都没有出场，小说的笔墨放在描写“公与私”的冲突上。小说突破了“农村题材写作的基本模型，弱化了重大题材的史诗性，也没有拔高正面人物，而是对普通人或边缘人物倾注更多的笔墨，同时“对乡村性格和地域风情倾注了更多的关怀”。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山乡巨变》给‘农村题材带来了异质性因素。这些异质性因素与已然退出文学现场的‘乡土文学有更多的联系。”文集显然有一个关于“纯文学”的基本标尺：那就是现代中国的启蒙主义的文学，或者说具有现代文学的某些禀赋和元素的作品。

文集打捞“纯文学”的工作十分认真，时有新颖独到的见解。在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解读中，依然能打开不同的视角。文集从小说的原题和改题切入研究，王蒙的这篇小说原题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时，编辑部将题目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来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及其他集子时，作者又将其改为原题。文集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里也使用原题。可见王蒙用这个题目有他的用意。文集的分析很有见地，两个题目的逻辑重音不同，作者的题目放在“年轻人”上，而改题是“新来的”。“这样就牵涉到小说的视角问题。前者是内部视角（尽管是第三人称，但小说的基点是在林震身上，叙述是以林震为视角的），在审美品格上，标明了小说的表现性，而主要不是生活写实。后者成了外部视角，从外面来看小说，不是小说自身生成的题目。如果说作者的题目是小说的眼睛（内部精神的窗口），那么改换后的题目就有点像贴上去的标签。”关于原题和改题的探讨学界也多有论述，文集揭示得更为清晰透彻。很显然，题目改为“新来的”，突出林震来到组织部后构成的矛盾结构，而不是只着眼于原来的矛盾。现在林震也成为矛盾一极。这篇新解的文章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分析多有见地，对林震和刘世吾的分析也很见深度。

在政治的夹缝中打捞“纯文学”乃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但这是必要的。这基于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的基本判断。在对这段文学史持拒斥态度的人们看来，那段文学作品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作家都被政治驯服，都是自觉充当政治的传声筒。于是根本不能去读解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不能把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很显然，这也是一种“一体化”的看法。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无疑是政治高压的时代，知识分子和作家没有任何思想自由的空间。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分离出来讨论：其一，那个时期在文化上试图创造一种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理性抱负是否还有值得肯定之处？是否相对于西文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它也确实有在文化上开创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这是指那个时期的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主导方面，如何理解其历史意义。它在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所有理念和实践固然体现为对人的规训，但在文化的理想性设计方面，是否有历史的合理性？比如创建社会主义新人，创建一种积极的富有献身精神的文化？比如文艺为人民的方向，让更多的人民享有文化，文学艺术具有民族形式和风格方面，这些是否也有历史合理性？其二，文学的书写具有很强的传统传承的特性，离开了文字书写文学不能成立，既然如此，文字书写本身就会产生一种文学性，无法被政治理念所全盘规训的文学意味。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的所有的文艺作品，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满意过。否则，就不会在“文化大革命”时由着江青把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打成反党、反革命或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那些作家哪一个有主观意图反党、反革命或反社会主义呢？没有。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实际上，说“小说可以反党”更是一项发明。其三，还是要看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作家对于政治高压的屈服是出于恐惧。有相当部分人是自觉，但也是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理念的理解和向往，其中有其真诚性。这种理解如果包含着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话，那也有可能超越企图作为政治控制的策略的可能，因为这是作家有可能当作新的革命文化来理解社会主义文学的诉求。比如，自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尽管可能有概念化和公式化的明显印记，但也是一种创建新型文学人物的探求。这上世纪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中还是比较有文学自觉的特征的。像《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洼地上的战役》中的王应洪，《百合花》中的小媳妇，《铁木前传》中的九儿，《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甚至《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等等，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打上了政治概念化的印记，但其中包含的社会主义文学要塑造积极的、具有历史主动性的人物形象的意义，却是在现代性的文化建构中也是有其历史正当性的。endprint

另外，像《红豆》这种作品，文集的分析则打开了那个时期文学在夹缝中显露的另一种方式，那就是在革命规训的叙事模式下，它也建立起情感表现的复杂机制。按文集的分析，作者通过叙事的精心设计，采用“间离”法，模糊了对小说主人公的人生选择——去与留——的价值判断，把对爱情悲剧的遗憾长久地留在了读者的心中。《红豆》对人物的情感复杂关系，矛盾与迷惘的表现，并且有保留地给出价值判断，反倒让人们体验到生命、亲情伦理、政治以及爱情之间的缠绕关系。这就显示出文学叙事的能动性，所谓“纯文学”，也在这些夹缝中不可压抑地有所流露。

对“纯文学”的梳理对于这部文集来说，也是一次重读，其重读的角度与此前的“重读”颇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了文学性的角度。很显然，影响颇大的“再解读”并不想赋予价值立场，只是读解文学作品作为意识形态表征的那种意味，固然有值得肯定的甚至令人兴奋的学理意义。至于再解读的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文学的意义，或者是否具有审美的效果，则始终语焉不详。因为肯定其文学意义则要解释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政治评价的立场，阐释政治性的叙事就要有明确的判断。显然，这一点是不能回避的。这部文集则在文本的细读中，去发掘那些被政治压抑的文学性，政治还是被指认为压抑性的，只是文学文本有时无法全盘被压抑，有缝隙撕裂开来。

在论述“新时期”以来的那些作品时，这本文集就自如得多。关于铁凝的《哦，香雪》的评论可谓汗牛充栋，主要是就表现新时代的可能性方面来揭示其社会意义。也有把它放在对比结构中来重视审视的，例如，把它所表现的20世纪80年代乡村女子的希望，与90年代中国南方工厂女工的凄凉现实对比，从而揭示出文学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分裂，这些读解无疑都有其独到的学理意义。毕光明和姜岚显然也不愿在众多的分析阐释面前止步，他们要做出自己的阐释。文集试图在“诗性叙事”上来定义这篇小说的文学意义，尽管“诗性叙事”也是附着于它所表现的时代精神方面，诗性来自乡村女子寻找未来美好理想的那种心理和行动。这种积极性以及实现的途径表明，20世纪80年代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给乡村的女孩也带来了希望。“它以人格成长的人文内涵和主观化的表现方式，加入了‘文学回到自身的努力，呼应了再度奏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主旋律。”确实可以看出这部文集对“纯文学”隋有独钟。

文集因为秉持“纯文学”的肯定性立场，对意识形态倾向性过于鲜明的作品给予相当直接的批评。《那儿》是近些年来被一部分评论家十分推崇的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代表作，文集中收录的《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为例》，对《那儿》提出直接批评。这篇文章发表于2006年，算是较早的发表质疑观点的文章。文集指出，为写底层而写底层，小说就可能成为愿望和概念的产物。事实上，小说以《那儿》为题，就是对一个象征一种已逝理想的概念的诠释。这篇小说试图把工人阶级的命运与共产主义理想相依存结合在一起，现实逻辑并不牢靠，小说结局让朱卫国自杀也很生硬，文集尖锐指出，“《那儿》的备受关注，引起热评，主要不是小说为文学把握现实提供了多少新经验，而是它成功地促成了一次思想者的集会。”

毕光明先生和姜岚对纯文学确实怀着一种理想性的态度，但同时也保持着历史的眼光，在这本文集的后半部分，有多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地探究“纯文学”这个概念，尤其是在当代批评话语的对话中来接近厘清这个概念。说到底“纯文学”这个概念只是一项命名，正如文学也是一项命名一样。它必然经历历史的演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纯文学”观念，不同的民族国家也有不同的“纯文学”观念。这就是说，“纯文学”这个概念是历史的、民族的，也是相对的，它并不能被实体化，也没有本质化的存在，或许它并不存在。按照德里达的看法，文学或许也并不存在，因为文学也没有本质的存在，文学存在边界无法定义，文学是一种奇怪的建制，它可以写任何东西，甚至任何文本都可以称为文学。但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放弃“文学”的概念，我们总是怀着一种关于文学的理想性态度在谈论文学。同样如此，之所以要借助“纯文学”的概念，是因为如今“文学”的概念越来越宽泛，边界愈来愈模糊，文学越来越多样化、分层化。因此，有一种与传统经典文学联系更为紧密的文学，有一种不能被观念性的强大力量全部消除的文学，不能被快感、消费和娱乐全盘清除的文学，它们或者是一种文本，或者是文本中的质素，或者是文字的痕迹，总之，是书写事件中能进入人的精神性世界的那些东西。

总之，毕光明先生和姜岚带着自己的文学情怀，梳理当代文学穿过政治的和历史场域的那种倔强性，也呈现了文学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困局中存在的状况，它让我们相信文学的存在，相信文学能够存在下去，这是可贵的。

2012-10-28于北京大学

（责任编辑：孟春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