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①

一、本土化：反思的焦点

旅游人类学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特别是于1999年在昆明举办的“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被视作中国学者的集体发声，“从人类学角度考察旅游与中国社会是近年来的一个新趋向。其既体现出学科间的交叉互补又反映了时代发展对学术研究提出的现实挑战”。[注]徐新建：《人类学眼光：旅游与中国社会》，《旅游学刊》2000年第2期。从此，旅游人类学在中国发展迅猛。宗晓莲(2001)、张晓萍(2001)介绍了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视角、观点、内容与代表人物；[注]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张晓萍：《旅游人类学在美国》，《思想战线》2001年第2期。彭兆荣(2004)系统地梳理并建构了学科体系；[注]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9～42页。光映炯(2002)、黄福东(2005)、龚锐(2006)、赵红梅(2008)、李伟(2010)探讨了学科的性质、意义、理论与方法；[注]光映炯：《旅游人类学再认识》，《思想战线》2002年第6期；黄福东：《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现实的有关理论浅述》，《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龚 锐：《从异域到本土——旅游人类学的西学东渐评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赵红梅：《旅游人类学理论概谈》，《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李 伟：《旅游人类学的建构与本土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彭顺生(2005)、王健(2007)、孙九霞(2007)、张晓萍、Nelson Graburn、张骊(2012)分析了其在中国发展的学术与学科现状以及不足。[注]彭顺生：《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述评》，《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王 健：《旅游人类学理论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旅游科学》2007年第5期；孙九霞：《旅游人类学在中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张晓萍，Nelson Graburn等：《旅游与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来自中外学者的对话》，《旅游学刊》2012年第1期。可见学界对旅游人类学从一腔热忱到谨慎前行，开始了对研究状态的整理和反思。

在对学术综述[注]选择综述文献研究是因为，首先可以从中获得旅游人类学研究现状的总体概貌与重点态势，其次是对综述研究的反思可以呈现对研究者的二度研究，发现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固化模式与深层症结。文献的回顾中不难看出，旅游人类学在初期主要以翻译、引荐西方成果为主，关注知识谱系：观点、理论、方法的介绍；后期则强调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与问题：谱系对接、学会构成、学科专业等。无论何种关注，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目前旅游人类学在中国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与回避的问题：本土化不足，原创性不够。不论是理论与方法的范式，还是应用层面：本土化创造的共同呼声已经此起彼伏。旅游人类学西学东渐的学术史，在经历了翻译、引介与应用后，目前已开启了在中国的本土化书写。这种书写并不只是“皮肤化”地通过在中国的表层应用，来证明西方理论的合理性与普世性，而是希望能有“骨髓化”地创建出适合中国国情重要性与特质性问题的深入考量，甚至探索出西方旅游人类学未发现之领域与方法，丰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多样性与整体性。因此，验证、修正、弥补是谓中国本土化之意义。

本土化不足是由何种原因导致？至此，关注甚少。其实导致本土化浅层研究的原因投射在综述上，有三点可能：其一，研究本体的边缘性。旅游人类学本着从人类学[注]本文所谈到的人类学专指“文化人类学”，下同。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索旅游的元问题、元理论，原想通过人类学为旅游“强筋健骨”， 成为旅游中的人类学；但目前却多为“点到即止”，现实是成为了人类学中的旅游。本应成为主体的旅游却被边缘化了，是谓“旅游”。其二，研究者的单边性。从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者来看，多为人类学者，缺少旅游学者，容易造成只在人类学学科内部自说自话的形态，固定化的模式易限制研究对象中“人”的多样性，缺少了从学界即旅游人类学与旅游学学科关系的本质，以及从业界即旅游人类学对旅游业现实推进的作用探讨等诸如此类跨界式的互动性分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被限定，是谓“人”。其三，研究思维的线条性。在表述上多为平面式的描述性介绍发展阶段、知识理论与代表人物等，缺乏从旅游人类学学科肌理的知识谱系与思维范式等进行内在逻辑性深度剖析。如何从人类学之“器”(理论与思维范式)提炼出旅游人类学之“道”(本质规律)来分析解决旅游之“象”(问题)，是谓“学”。因此本文拟从对“旅游人类学”之“旅游”、“人”、“学”的视角来反思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困境与解决之道。

二、器缓象驰：旅游人类学本土化问题

(一)研究本体去旅游化

旅游人类学目前多采用的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理论体系来分析问题，因此往往会回归到文化的原生态空间来探讨，并与之在旅游空间的不同遭遇相对比，分析变化及其原因。这种分析模式侧重于以原生态空间的文化为标杆，来指导旅游空间的文化建设。此时的旅游几乎成为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提供案例、进行验证、完善理论、改进方法，拓展了人类学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而非旅游理论与方法的推进。或许这是属于学科交叉的初级阶段，“实际上，这里的学科交叉并不对等，或者严格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学科交叉，旅游不是作为学科和理论背景，而是作为提出问题的实践领域，给其他学科贡献研究问题和研究素材。对于旅游研究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去旅游化’现象”。[注]朱 峰，项怡娴等：《旅游研究中的“去旅游化”现象及反思——基于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旅游类项目的分析》，《旅游学刊》2011年第11期。而旅游人类学目前“后退寻因”式的机械还原研究的确存在着“去旅游化”的隐忧。

(二)研究表述趋向民族学化

学科关键词的表述往往能呈现学科的认知视角、方法背景与价值取向，同时它也是学科发展阶段评价最外在的指针。从目前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主流来看，在对象选择、表述分析上趋向民族学。人类学最初在中国是在民族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民族文化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就与以文化研究为主旨的人类学产生一定交叉和重叠”。[注]周大鸣：《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思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并且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也几乎集中在民族地区。这种在学科、学理上的亲缘性特征，使得旅游人类学在向民族学借鉴与挪移时，充满了天然的合法性与便利性，但毕竟旅游人类学不是旅游民族学，这也导致了目前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胎伤”：“表述遮蔽”与“村庄旅行”。如以“民族”或“族群”为主的关键词表述，研究视野就会集中在民族、族群或乡村、村寨，很明显这将会限制旅游人类学研究中“人”与“地域”类型的多样化，甚至会过滤掉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三)研究对象的狭窄化

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关注目的地社会、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注]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东道主—游客是其核心的研究对象：文化互动、经历转换、身份认同等均为传统话题。游客研究重点分析其在旅游中的体验本质，对于如何成为和成为怎样的游客，也即准游客的生成阶段探讨还很少，“人类学学者对旅游客源地的研究还远未开始，‘上层建筑’的视角能做些什么，尚待到实践中去探索与求证”。[注]赵红梅：《旅游人类学理论概谈》，《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游客研究出现了单向化问题。

此外，“对旅游中介者研究较少。旅游中介者泛指旅游过程中的人、机构、物、符号等, 是东道主—游客、目的地—客源地联系、互动的桥梁和纽带，是旅游系统和旅游人类学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注]路幸福：《国外旅游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的介体在旅游实践中，通过对主体的引导和客体的改造，往往决定着旅游体验的质量高低，并因其良莠不齐的专业意识和技能触发了大量的旅游问题。因此，介体在中国旅游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现有的介体研究非常薄弱。一是数量少；二是质量不高，多发表在一般期刊；三是零散研究多，缺乏指导主线和系统性；四是客体化消解：即把介体作为客体景观建构产生吸引功效中的一部分，回归了传统的“两端式”(即东道主与游客)研究，而消隐了介体的“纽带”本质以及由此引发的特性问题，缺乏把介体作为一个整体单元进行独立研究，研究中出现了明显的“弱介体”化趋势。

不同类型的游客生成条件差异、都市旅游中的景观夸富、旅游策划的“近视”现象……旅游人类学面对旅游中“新象”、“多象”的不能回答，实为研究中出现的“器缓象驰”现象，现有的理论发展急需“本土化”的拓展和延伸。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承认学科发展中的表述危机，在借鉴民族学的基础上还应自我建构起符合旅游人类学特点的表述话语谱系；其次要注意研究边界的限定，在分析时，问题的呈现、阐释与解决均在旅游场域中，“出于旅游，解于旅游”，并希望借此推动旅游学科本体的发展；最后，在深入到旅游内部探讨时，关注旅游热点，注重整体分析，去除研究盲点，对带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研究对象，要开创出新的研究模式与方法。

三、器旧道弱：旅游人类学本土化问题成因

(一)学科定位：人类学的？旅游的？

作为一门分支学科，旅游人类学需要寻找一个母体学科来确定自己的研究边界与重点，[注]虽然目前学界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旅游人类学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但笔者认为就现阶段的研究进展来看还为时过早，其理论根基与知识谱系都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待完善。如此时基于立名分的热情而将其视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易导致学科泛化，反而瓦解了其学科性。而母体学科的定位可以更加明确分支学科的归属与依托，改变研究者看待学科中心问题与方法论的方式，在学科建设和学术宗旨中将能更加有针对性地侧重与打通，避免各说各话的封闭与模糊状态，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研究活动将会依照中心问题的前后有序地向前推进。是旅游还是人类学？“今天，人类学家们不仅意识到旅游对于当地人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还将旅游视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注]杨 慧等：《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旅游人类学最初发轫来源于人类学家，“旅游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注]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年，第26页。“旅游人类学以旅游现象中的各类人群为主线, 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社会现象(旅游) 研究，探讨旅游现象中各类人群的行为、关系和区域旅游运行机制的文化内涵，揭示旅游对社会的互动影响规律，为旅游发展及区域社会进步提供理论依据。”[注]李 伟：《旅游人类学的建构与本土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从字面上来理解，旅游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旅游。这与旅游心理学、旅游经济学、旅游文化学、旅游生态学等一样，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旅游。其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研究旅游——这一特殊的人类行为以及由此引起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注]张晓萍，Nelson Graburn等：《旅游与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来自中外学者的对话》，《旅游学刊》2012年第1期。

不难看出，旅游人类学的学科定位经历了曲折的论争，从最开始属于人类学的垄断论调，逐渐转变为向旅游学靠近的呼吁。当然这一转变与自身的发源、旅游学科合法性质疑、人类学面临挑战交织在一起。如果从表述上分析旅游人类学这一专有名词，涵义有二：其一，旅游中所蕴含的人类学观念、现象，即旅游中的人类学；其二，对旅游所做的人类学研究，从人类学的角度(术语、理论、方法)来剖析旅游现象，即旅游的人类学研究。第一种理解，旅游是基石，人类学是现象；第二种理解，旅游是现象，人类学是基石。如果仅停留在易进入的第二种理解层面上，那么旅游人类学将很难扭转“去旅游化”的格局。但鉴于相比之下，旅游学的学科体系的建构(核心问题、基础理论与方法)弱于人类学，因此旅游人类学的发展会经历先从第二种理解进入，再转换到第一种理解，从而实现对旅游学科发展的推动，这也是旅游人类学的学科史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生存状态。再者，从旅游人类学的功效看，纳什(Nash)认为，“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可以看做是与许多有意义的‘他人’对话的结果”，[注][美]丹尼尔·纳什：《旅游人类学》，宗晓莲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其中的“‘他人’对话的结果”正是根本问题不断生成和不断被解决的主旨，而主旨的逻辑突破口——“有意义”，越来越需要还原至旅游学学科的本质：旅游活动的内在矛盾及运动变化，这些构成了旅游人类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据，而不仅仅只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旅游场域的再印证。因此，旅游人类学应定位在旅游学体系中，才能充分发挥其学科使命与旨趣。旅游人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袭人类学的血脉，主张地方性知识的保护，于是“文化商品化”、“舞台真实”、“神圣旅程”、“经济霸权”等凸显了其反现代化、反标准化的特征，是旅游各分支学科中最具后现代性色彩的代表，希望解构和控制旅游的现代性。学科的后现代性张力需要其丰富又厚重的理论系统架构，而这一切又植根于对旅游现象与逻辑的深入考量。

(二)学科思维：线状的？网状的？

旅游学与人类学共谋的连接点是文化，其便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进而更潜移默化地成为思维范式。人是旅游人类学研究旨趣的根本所在——如何认识？如何区分？文化成为一种标尺。首先，它能反映人的社会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规律性的联系，是谓之思维；其次，它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并能使科学共同体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共同信念与趋向，[注][美]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1页。是谓之范式。旅游人类学阐释探讨的立足点都会从文化出发并进行深描依此来进行定义与区别，于是以文化为关键词衍生出一整套思维范式构架：文化的变迁——涵化与濡化；文化的差异——他者与我者；文化的表达——符号结构与话语叙事；文化的真伪——舞台真实；文化的身份——认同；活态的文化——仪式；静态的文化——物与博物馆，等等。

人是研究对象，文化是思维范式，于是旅游人类学约定俗成式地树立了先确定人再确定其产生的文化现象和关系的研究模式。此模式的优势是将人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强调了文化的主体性和功效性，缺陷就是如果研究中“人”的类型不丰富、不完整，将会遮蔽“文化”的多样性，出现研究盲区。而受旅游基质中的“异地性”特征影响，自然会划分出“客源地”与“目的地”两大类型，衍生出的“主客对称关系”使得东道主与游客的文化互动成为传统探讨的主要话题。其实抛开现有的研究悬置，进一步追问游客如何从客源地来到目的地？如何得知相关信息？如何形成决策？目的地如何提供旅游服务？展示何种旅游形象？其实在旅游时间轴上，“人”的类型不止东道主与游客，还有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连接了他们，促进游客与东道主相遇，这就是旅游的工作与服务人员：介体。他们与作为旅游主体的游客、旅游客体中的东道主共同构成了旅游中的利益相关者，也即旅游场域中的“人”，并且彼此互动。旅游人类学现有的“两端式”线状的思维模式需要转变成“三端式”的网状，详见下文图1、图2。譬如在分析文化商品化现象时，旅游人类学带着文化“是真是假”的疑问开始顺着两端分析游客和东道主的体验与感受，关注的是“为谁商品化”与“商品化谁”，即商品化的前与后；传统研究即到此为止。其实如果再进一步关注“谁来商品化”与“怎样商品化”，即关注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就会发现此处的“谁”是属于被遗忘了的“边缘”对象—旅游介体—商品化的实施者，更加深度影响着游客的体验与东道主的展演。

(三)学科路径：单一的？交叉的？

旅游问题的综合性与复杂性，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旅游研究应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分界。“应然的多学科的旅游研究却遭遇着学科分割的严峻历史与现实。学科分化有利于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专注于某一独特的领域，但学科分割则容易造成分门别类的学科之间彼此隔阂。这些学科往往独立作战、各自为政，很少联合与合作……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两个关键的因素无论何时都在作祟：其一是各个学科争夺学术资源和话语权而争斗；其二就是学科之间、学者之间的分割与孤立。”[注]张敦福，阿克巴尔：《旅游发展应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分界》，《旅游学刊》2012年第10期。

旅游人类学目前研究的主体学缘呈现出了单一性特征，主体为人类学者。保继刚在与人类学者交流时认为，人类学者从事旅游研究需要深入到旅游学科的内部，了解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了解旅游业的运作机制，而不能站在旅游外部，仅仅从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对旅游评头论足，那样的研究将是缺乏深度、缺少现实意义的。[注]宗晓莲：《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县纳西族文化为例》，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较为“阳春白雪”，还不够“下里巴人”，接地气还不够多、广、深，其实主要原因之一，是人类学者受阻于自身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当其在分析人物时，惯性的第一考虑是研究对象在生活世界的族群归属和族群性，其次再回到旅游世界。这样，人类学研究的表述话语可能会遮蔽其在此特定场域而产生互动关系的基质——角色性。角色性由职业性与岗位性构成，职业性由其在场域中的延展边界确立其宽度，呈现人物互动的可能类型；岗位性由其在场域中的直接服务确立其强度，呈现人物互动类型中最主要的矛盾。旅游中的“人”均以其纷繁多彩的角色类型，共同建构了错综复杂的旅游人际网络。如果职业性被模糊、岗位性被淡化，那么旅游的场域性也随之被降低甚至消解，“去旅游化”的研究危险已然出现。

由此可见，旅游人类学学科耕耘只靠人类学者孤军奋战式的单一路径是不明智的，也是学科成熟需要跨越的藩篱，这不仅依赖于研究者的努力，更需要研究者学缘背景的多样性、交叉性，对话、批评、反思、进步，学科的成熟路径大抵如此。

(四)学科发展：守成的？变革的？

在明末清初以传教士为首的西方文化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西学东渐的传播主体不再是传教士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关注点由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 在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开始关注以政治为主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大量地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精英们文化观念的转变。”[注]周桂英：《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冲击与重塑》，《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在“东渐”历程带来现代化的同时，中国也付出了传统文化断裂的巨大代价，学术研究中的“学术失语”现象也引发了共同关注。作为“舶来品”的旅游人类学所秉有的话语、规则、理论、方法、标准均出自于西方，落脚中国后也出现了“水土不服”。如李天元等曾指出，在国内曾经一度被拔高成“凝视理论”的“tourist gaze”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际旅游市场需求的特点，类似于国人通常说的以饱眼福为目的的文化猎奇式旅游观光或观光型旅游活动，而当今国际旅游市场需求的特点已不再是“tourist gaze”，而是已经演变成了“non- gazing tourism”。[注]李天元，张凌云等：《国际旅游文献中若干术语的汉译表述：问题与探讨》，《旅游科学》2012年第5期。旅游人类学除了器用的“食洋不化”外，器用内卷化也日益突出。宗晓莲2001年在回顾西方人类学发展时，曾总结有格雷本(Graburn)与纳什(Nash)两大学派；[注]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思想战线》2001年第6期。在分析美国的旅游人类学时也谈到代表人物有格雷本(Graburn)、史密斯(Smith)、马康耐(Maccannell)、丝旺(Swain)等，[注]张晓萍：《旅游人类学在美国》，《思想战线》2001年第2期。但在最近几年提及(访谈、成果译介)最多的就是格雷本(Graburn)，诚然，格雷本(Graburn)教授是旅游人类学中国际性的领军人物，但是“一花独放”难以支撑“春满园”的学术格局。研究中的“羊群效应”日益突出，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改善，虽然“量”仍在增长，并越来越精致，但是对于“质”的突破则功效甚微，那么研究方法就会出现“器用内卷化”的问题。

学术研究一旦形成了模版，也就意味着会带来定式化、僵硬化倾向。先理论梳理，再应用到实际问题解决，这样的规范程序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作为“他山之石”的理论要点与背景是否切合本土实际？即对该理论应用的合理性与边界性缺乏仔细思辨与追问。若要达到研究中的合理前提，有两条路：一是延伸或改写理论的逻辑边界、结构与结论，二是调整或改写问题的观察点与探讨角度。当然第一条路径能带来真正的本土建构，但是路之艰辛，有可能力所不逮；第二条自然容易些许，还可以续写“传统”。但如果学者所做的只是不断地复制已有范式，在舒服且理所当然的学术状态下隐藏着被边缘化的学术危险。曾作为“对抗模式”[注]李 伟：《旅游人类学的建构与本土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的旅游人类学以其鲜明的人文性，为以统计数据为基础发展的旅游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如果对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不捕捉、不重视，那么这个学科的学术使命已然枯萎，学术价值已经滞后。这一境遇在中国已经迫在眉睫，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在应对中国旅游迅速而又复杂的发展问题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也就是为什么众多学者在提及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时都会感叹道理解不到位和原创性不够的原因。

西方旅游人类学家也开始了反思，纳什(Nash)也明确指出，目前旅游人类学缺少理论与方法的争论，还不足以成为一个成熟学科，[注]Nash D，“Anthropology of Tourism on the March”，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no.3,2000.“器旧道弱”，因此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中面对多重艰难险阻，而现在能做的，就是一直向前走下去：学科定位的厘清指明了旅游人类学的归属与使命，回归“旅游”；学科思维的线装贯通丰富了“人”的完整类型；学科路径的交叉模式复原了“人”的场域特性；学科发展的变革需求确保了学科中“学”的“质”的进步。在摸清了旅游人类学本土化问题的学科成因后，本土化的尝试也就有了针对性的建议。

四、观象、释器、成道：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探索

旅游人类学在中国“水土不服”的情形，究其根本由中西文化土壤的异质性而造就，它的移植只能是一定程度或者一定范围的。因为“将西方学术范式当作万能范式时，其局限性所造成的对研究对象的生硬切割、粗暴改造、野蛮阐释便难以避免。在西方的视域与话语中，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便被扭曲、变形、改造，其价值被错评、低估，其独特性被遮蔽，其完整性被破坏，这不仅给本土文化带来伤害，而且给接受者以错误的引导，使之形成错误的文化认知”。[注]曾洪伟：《学术失语致文化失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1日。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旅游人类学的场域中已经不能忽视，所以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不能再依赖于西学东渐的学术传播轨迹，本土化探索势在必行。李亦园认为：“假如要研究更有结果的话，应该进行修正，发展成为自己的一套理论，这对文化的理解就更有意义。这是社会科学理论中国化的根本所在。”[注]李亦园：《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关怀与祝愿》，《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旅游人类学在研究内容本土化的基础上，开拓出更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即通过理论与方法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观象”、“释器”、“成道”三个环节进行探索。观象：从实践中找出由中国国情产生的问题；释器：发掘公平、客观的解释技术与理论；成道：重塑“人—人”模式，回归本体。鉴于目前旅游人类学中的研究主流是人类学者，所以站在人类学者的立场，提出以下建议。

(一)入场域：观“前所未观”之象

旅游学是一门实践的学问，与其相关的各分支、交叉学科都需要以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旅游实践活动为基础，否则，易变成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旅游人类学来于实践，也归于实践。乔健指出，“中国人类学要走出象牙塔，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注]邢兆远：《人类学要走出象牙塔》，《光明日报》2012年10月8日。“应用研究是旅游人类学的一个鲜明特色”，[注]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年，第26页。因此，中国旅游人类学要根据中国旅游业的实际，来发展旅游人类学的内涵，促进对业界的指导和推动。因此进入旅游场域，观未观之象：发现新矛盾与新问题，探索新规律与新理论是其重要使命。

“人类学者和可以被称为旅游或旅行产业间交流如此之少的原因还很不清楚”，[注][美]丹尼尔·纳什：《旅游人类学》，宗晓莲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14页。无论何种原因，如果人类学家脱离业界，故意拉开距离借以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其一，他们帮助东道主的传统使命与情怀可能沦为“一纸空文”，田野点退化为资料收集地；其二，他们的学术研究可能带有滞后弊病，因为现实远比书斋精彩、复杂；其三，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将受影响，因为旅游场域总是多种身份与力量的交织、博弈，主动屏蔽这一事实，就会带来“纸上谈兵”的嫌疑。因此，基于上述三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者应该排除主观抑或客观的障碍，开启与业界的紧密连接。

首先，重视热点问题。诸如导客关系冲突、旅游企业诚信经营问题、旅游景区随意涨价现象、游客的不文明旅游行为、灾难性旅游景区收费的网络抱怨、旅游微博营销的话题性与伦理性、带薪假期的认同困境与管理困境……这些现象常是各型媒体、街巷百姓热议的话题，并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具体性。现象中的人物、事件、关系都非常明确与具体；其二，冲突性。基于人物在旅游场域中扮演着不同角色的现实利益分割不公，冲突常常发生，并有违职业道德；其三，国情性。许多现象的发生与国家国情紧密相关，并是社会转型的旅游投射。所以关注本土热点问题，是实现旅游人类学本土化的第一步。针对热点问题，哪怕旅游人类学学界还没有现成成熟的理论来分析，也应尝试，顺着问题的脉象按照学术规范来研究，或许从未观之象中能发所未发。“实践中的很多课题，看起来可能很小，却很有用，还很有可能蕴涵着巨大的理论金矿。”[注]崔凤军：《立足于实践 钟情于微观》，《旅游学刊》2005年第4期。

其次，拓宽旅游中政治现象与经济现象的人类学入口。萨林斯认为，“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注][美]丹尼尔·纳什：《旅游人类学》，宗晓莲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而建构上层建筑的基础却是由文化性、经济性与政治性多属性交织覆盖，这也正是旅游综合性与复杂性特征的呈现。格林伍德(Greenwood)反思到，“文化的表征、文化的多元化、文化的动态性、虚构真实的重要性、跨文化的特性以及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系统意义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值得研究的。作为人类学的标志，文化相对论的内容必须被充实和修订，以此来面对现实”。[注][美]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等译，2007年第2版，第161页。旅游人类学在本土化的进程中，必须要面对中国旅游发展的特色：政府主导。因此，尽管这不是人类学者专长的领域，但不可避免。王健指出，旅游人类学在政府领域中可以“指导政府确定旅游发展的总体方向；指导政府制定旅游发展关键性法律和政策；改善政府管理旅游的效果”。[注]王 健：《旅游人类学理论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旅游科学》2007年第5期。周雷、杨慧从“泛政治化”的视觉经验，分析了政治在旅游中的修补与夸富功能、地域中心主义以及行政绩效前台化，[注]周 雷,杨 慧：《“凝视”中国旅游：“泛政治化”的视觉经验》，《思想战线》2008年第S2期。开启了以人类学视野研究政府行为的窗口。张晓萍将以往学者视为“麦当劳化”、“迪斯尼化”的文化再生产称作“文化商品化”，进入旅游中的经济现象，认为“舞台真实”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传统文化的神圣仪式等必将产生消解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创新和整合的机会，[注]张晓萍：《旅游开发中的文化价值——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商品化》，《民族艺术研究》2006年第5期。并进一步通过田野案例实证分析，在文化商品化过程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转换与影响，[注]张晓萍，李 芳等：《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民族旅游文化商品化的再认识》，《旅游研究》2009年第1期。赋予了商品化新的内涵与活力。关注经济现象的阐释，得出了与其他旅游人类学者不一样的结论，还原了旅游的真实功效。所以，她也总结到:“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旅游业，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对文化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管理和保护，并且提升到理论层面去审视，以期达到旅游开发中经济和文化的共赢。”[注][美]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等译，2007年第2版，第2页。旅游人类学研究中曾经讳莫如深的经济领域，经过学者努力，也搭建了与文化的连接桥梁。因此，“入场域”的深刻意义不仅只是以观察旅游现象为主，更重要的是,要详细探究此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真实旅游规律，这才是本质目的，当然规律挖掘得真实与否将依赖于“入场域观象”的多寡及深浅。

(二)跨学科：释“客观研究”之器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斯洛命题”[注][英]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4 年，第1～5 页。现象早已引发关注，这种由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综合性与学科分野的局部性、细化性引发的矛盾,在旅游人类学领域中分外突出。旅游人类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对于交叉学科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视野，“跨”即为“越过”、“超越”，连起来讲即是超越原有学科界限，体现学科间借鉴与渗透的一体化，而非多学科的并置式。旅游人类学被其他学科所质疑的焦点,就是研究中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虽然人类学在其“参与式观察”中树立了研究者“中立”的学术素养来规避“移情”，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难以公开检测和约束。而部分人类学者对旅游持有的偏见态度,的确影响了研究的公正判断。如何从跨学科的路径上寻找到解释“客观研究”之器？

首先是跨认知：改变对旅游的态度。被视作旅游人类学研究里程碑的瓦伦·史密斯 (V·Smith) 主编的《东道主与游客》于1989 年发行了重新修订的第二版，其中的变化可以看做是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先驱们的集体反思：在大部分案例研究中修改了消极观点，编者在前言说道,“第一版的作者们必须承认，那是由于他们思想的局限所导致民族主义思想”。[注][美]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等译，2007年第2版，第1页。努涅斯(Nunez)分析到：“对于某些国家和地区来说，发展旅游业也许还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尽管旅游业有时被证明会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带来一定的破坏。”[注][美]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等译，2007年第2版，第240页。可见，早从1989年开始，西方旅游人类学界就已逐渐消除了由民族主义情怀带来的对旅游态度的误判，但时至今日，国内旅游人类学界部分学者仍然认为，旅游是加速民族传统文化衰落的“原罪”，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弱势”的东道主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在“旅游化”土壤中会丢失自己的传统文化，因此，若要保存传统文化，其生存空间也应尽量维持原样，避免现代化，这种保护弱势的人类学情怀根深蒂固。但是，文化传承与淘汰的规律应更多地交予文化主体即文化持有人，是其在使用文化、代表文化，而每一种文化的生成、演变与消失，又是其与社会、经济、政治等组成的历史长河相协调的投射。因此，人类学者可以采用多样化的方式记录与保存文化，但不能决定他们要不要“现代化”，“不能再把他们视为人类学研究保护区类的原始宠物”。[注][美]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等译，2007年第2版，第240页。

其次是跨技术：提升研究客观度。“精神上的痛苦是容易表达的，但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这会对旅游业产生负面的影响。”[注][美]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等译，2007年第2版，第159页。这是格林伍德(Greenwood)在反思自己以前对旅游引发Fuenterrabia地区阿拉德(Alade)节日仪式商品化的愤怒情绪，阻碍了自己客观的研究。旅游人类学主要使用以“讲故事”为主的个案式深描观察，习惯从具象到共象的归纳思维，研究的客观性较倚重于个体经验，并且受人类学的影响偏好于为“弱势”的东道主代言，“但人类学家应该谨慎行事，克制自己，不要把旅游业咒骂为一种不应该的侵略、一种剥削”。[注][美]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等译，2007年第2版，第240页。虽然，从情感上进行了建议，但如何能从方法、规范上减少个人情感对研究结果的不利影响，是目前急需解决的诘问。其实“质”的研究并不排斥“量”的技术，定量化技术的引入和使用是时候进入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了。也许人类学者会有两点质疑：其一，定量研究会不会让旅游人类学不再像自身？只要学科基础的核心理论范式与方法范式没有本质的改变，就没有改变学科本性；其二，定量研究中的指标选取也会包含研究者的先验预设，如何保证定量的客观性？在现在的定量研究技术中，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多种技术方法设置了相关指数来进行客观性检验的保证，技术软件开启了更加友好、简洁的交互界面。鉴于上述的合理性与操作性，“量”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个人情感与经验不足而导致的不利影响，在如此文化特征、文化关系与文化变化的阐释得以更加客观与令人信服的研究格局下，旅游人类学的开放性、动态性也由此呈现“我们整体地而非单个地、同时而又平行地使用的思维技巧，既渗透了我们自己独有的范式，也反映着凡所能有的任何学科的思路”。[注][加]希利尔·贝尔绍：《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未来面临挑战》，陈 恩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9年第2期。

(三)立模式：成“人—人模式”之道

西方学者在描述介体时多用“边缘人”、“文化代理人”、“文化掮客”等词语来表述，瓦伦·史密斯 (V·Smith)在2001年重新编写的《主客关系新探：21世纪旅游问题》(HostsandGuestsRevisited：TourismIssuesofthe21stCentury)一书中的第5部分“Culture Brokers”，“广泛讨论了旅行社、导游、政府及国际机构在主客文化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注]夏赞才：《旅游人类学近1/4世纪研究的新成果——主客关系新探：21世纪旅游问题述评》，《旅游学刊》2005年第3期。纳什(Nash)认为：“有闲的旅行者(游客)，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可以看做是在一些旅游戏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戏剧场面中当然还包括各类东道主(如饭店员工、商店营业员和亲戚)、交通运输和导游人员(如飞行员、汽车驾驶员和导游)以及那些使他们能得以成行的人(比如旅游机构、朋友和亲戚)。所有这些演员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都能成为旅游研究的对象。他们组成了非常之多的‘他人’，这些‘他人’正是人类学研究旅游现象时主要关注的人。”[注][美]丹尼尔·纳什：《旅游人类学》，宗晓莲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1页。相比，纳什有了明显的推进：其一，从“人”的角度进行表述，打破了文化表述的局限；其二，把旅游工作人员与东道主、游客提到了同样的位置高度，“平等化”视之，不再是传统研究的边缘；其三，提出了旅游工作人员的众多类型。但遗憾的是，纳什并没有用“介体”[注]在后文中，会发现人类学者偏好于使用“中介者”的表述，这与游客、东道主相呼应，但是笔者之所以使用介体，是因为不仅可以有更通适的范围，而且可以直接构成旅游介体，与旅游主体、旅游客体的表述相一致，减少歧义。来概括和表述；没有专门独立出来作为一个需要强调的重要板块；没有区分介体体系中，由与主客体紧密程度而带来的层级性，难免有泛化的嫌疑。

国内研究则阐述道，“‘旅游民族’每每处于商业化的‘被表达’(‘被包装’) 状态。他们的想法和声音不同程度地受到干扰和扭曲……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抵制、消极和敌对情绪， 甚至对抗行为”。[注]黄福东：《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现实的有关理论浅述》，《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这样的提醒没有问题，但表述有一个缺陷：“单线式”站在受力者——东道主的角度看，遮蔽了旅游场域中作为施力者——“他人”：造就“被”的源泉所在，割裂了双方在旅游场域中角力的事实，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单靠提醒生效。而产生“单线式”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到“民族”、“族群”此类的表述影响，[注]彭兆荣也透露出了类似的担忧，他认为：“人类学是一门讲求‘关系’的学科。传统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主要对‘不动的社区’人群共同体整体关系的关照。当代大众旅游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移动群体’的文化景观，可称为‘临时共同体’。与学科性质相吻合，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视野也旨在关注这一松散的、游移的、短时段的人群共同体的社会伦理关系。”参见彭兆荣《旅游人类学：“临时共同体”的民族志关照》，《旅游学刊》2012年第10期。“临时共同体”的提法比较谨慎地延续了人类学关键词“共同体”的表述，同时去除了以往的表述遮蔽，并且体现了旅游的临时性和集聚性，但稍感冗长化。易形成不属于此表述划定范围的，就不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惯性遮蔽。可见旅游人类学中“他人”这一核心关键词的“他”需要进行重新界定，去除“表述遮蔽”。“他人”来源于人类学“他者”(other)，是人类学传统的对研究对象的称呼，是西方学者为了区分自身与研究对象，让自己能更彻底进入“弱势”的被研究对象的生活空间，并做出客观与平等的分析，可见，“他”提出的参考坐标是学者“我者”。而在旅游场域中，其研究对象中的“他人”已从生活空间“当地人”的身份过渡到旅游空间的“东道主”，并且旅游空间中不仅有东道主与游客，还有导游、旅游企业(旅行社、饭店、交通、规划公司等)、旅游景区等，研究对象已从单一化演变成多元化，表述区域已经扩大。其实，从“他者”到“他人”的表述已经暗含了语言所指的变化，只是研究者的思维还没有跟上。彭兆荣进一步指出：“‘主/客’其实都在充当同一角色：‘看客’——双方相互对看，真正的操盘人是中介者。”[注]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年，第283页。可以看出，介体不仅起着东道主与游客的连接，部分介体还能以“操盘人”的身份和能量决定“看什么”、“怎么看”，直接影响东道主的地方资源旅游化方向和样态，以及游客的旅游体验仪式的成败和深浅，同时这也提及到介体体系中的层级性。

根据连接东道主与游客的直接性的强弱，介体可分为显性介体和隐形介体。显性介体多为在一线或前台接触，主要有导游、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交通、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店、旅游网络销售商等，多是承载游客旅游计划的执行；隐形介体包括旅游策划/规划公司、旅游行业协会、旅游局等，不轻易被接触，多位于后台，但却扮演着“操盘人”的角色。显性介体研究中较多的是关于导游的研究。笔者提出了导游在旅游人类学中其与多种旅游角色交往的研究模式，[注]杨丽娟：《导游：旅游人类学的缺场》，《思想战线》2011年第5期。史艳兰分析了民族导游在客体景观形象建构的结构。[注]史艳兰：《云南石林景点导游作为景观的旅游建构》，《旅游学刊》2012年第7期。目前介体研究还受制于传统研究视角的限制，淡化了导游现实中主要矛盾的观察点，有介体研究客体化的倾向。有趣的是，随着事实的不断涌现，杨慧提出了“驻客”的概念，认为是游走在游客、东道主之间的类中介，[注]杨 慧：《“驻客”：“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类中介人群》，《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从其介绍的生活模式看，这部分驻客扮演着“非正式”的导游身份。隐形介体较多的是旅游规划的探讨：有代表性的是宗晓莲、甘万莲借助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思维提升旅游规划品质的借鉴，[注]宗晓莲，甘万莲：《文化人类学与旅游规划》，《思想战线》2004年第1期。近期成海从旅游规划专家的视角切入，运用民族志的方法探讨了旅游规划的建构与运作机制，[注]成 海：《“圈子”的建构与实践——旅游规划的民族志》，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除此之外其余类型探讨较少。以介体与主体和客体的紧密度、重要度为依据分类型依次展开分析，在切入研究视角时，紧紧抓住旅游场域中的岗位性，有助于把握核心矛盾，至此介体的研究在旅游人类学中大有可为。

“社会科学前进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方法创新和问题拉动。那么，前者更多地得益于向其他知识体系的开放和借鉴，后者则是起源于向现实世界的开放。”[注]罗卫东：《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创新的新路径》，《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入场域观象”即是通过向现实世界开放而获得的问题拉动，促就学科思维从散点走向串联；“跨学科释器”向其他知识体系的开放和借鉴带来的方法创新，促就学科路径从单一走向交叉；在两者基础上重塑的“立模式成道”，促就学科发展从守成走向变革，找到中国旅游人类学的有效发展之路。

五、结 语

李亦园认为：“我们的种种文化特色应该成为人类最基础的文化原则的基本材料。用西方人的立场来作为描述全人类文化的原则，总不如以中国文化的特色来描述更有意义一些。”[注]李亦园：《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关怀与祝愿》，《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中国丰富又多样的文化土壤，有足够的养分来滋养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旅游人类学更是如此。在西学东渐之后，学者们也经历了从文化失语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的探究历程。旅游人类学需要重新思考传统并保持与之对话，所以其本土化应为“实质论”，而非“结合论”。“实质论”有三层含义：第一，验证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二，修正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第三，弥补其未发现之规律。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探讨的是旅游人类学本土化不足的学科问题表现、成因及对策，此外，本土化的学理内涵与评价标准仍需深入探究。如此，或许旅游人类学能以东学西渐的形式实现学术反哺。当然“东”、“西”的表述划分并非强调地缘上的对抗，而是希望借此唤醒中国旅游人类学者们的努力，将“旅游人类学在中国”从空间地理的意义，上升到学科本质及方法论的意义，即为形成拥有独立话语体系及思考范式的中国模式，从而可以丰富世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多样性与全面性，如此的旅游人类学离成熟学科亦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