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凌艳

（黎明职业大学 公共教学部，福建 泉州 362000）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进程中，它曾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后来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至今仍然是社会党国际的重要成员。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顺应世界追求生态文明的进步潮流，对生态建设的道路和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不乏卓有成效的方法和举措，这对我国正在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有利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生态文明观的形成发展过程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面对来自环境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工业文明所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愈发意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对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一个从否定、排斥到自觉接受、主动革新、不断深化的过程，将生态文明作为政党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诉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观。

直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秉持工业文明进步观，认为进步就是表现为经济上量的增长，它是建立在工业的高度发展和与之相联系的现代科学技术（如化工技术、原子能等）的应用基础上的，然而对由于工业进步和技术使用所造成的环境破坏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也曾指出“环境和城市改革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必定会具有类似三十年代大量失业那种意义”［1］，但实际上却未能将其上升到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高度加以认识和解决，所以即使认为不能滥用科学技术伤害人类，但党内多数人却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原子时代的人，如果把他们每天都在不断增长的征服自然力的力量仅仅用于和平目的，他们的生活就会更加舒适，摆脱忧虑，就能为所有的人创造福利。”［2］（P69）可见在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未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视野，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做战略性考虑和规划。

进入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发布了《增长的极限》，认为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将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无异于给传统的工业进步观敲响了警钟。而此后陆续发生的1974年英国弗利克斯巴勒事故、1976年意大利塞韦索事故、1979年美国哈里斯堡事故等，使得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对工业生产所导致的生态破坏和科技使用（如核技术）所带来的风险顾虑重重。到七十年代末，以北约决定在德国部署中程巡航导弹为导火线的反核运动在德国国内愈演愈烈，人们包括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纷纷加入到关于增长模式和工业主义的讨论中，抱批判态度的人急剧增加，这使长期持传统进步观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党内在生态问题上变得四分五裂，分歧日益凸显。传统主义者仍鼓吹传统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道路，如理查·洛文塔尔（Richar Leo Löwenthal）就敦促社民党必须鲜明地反对替代主义，并毫不含糊地坚持传统的立场；替代主义者则认为传统发展道路是以破坏生态环境和威胁人类的健康与未来为代价的，“如果社民党想维持民众的信任，并与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念保持一致，就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放弃反生态的工业主义。”［3］（P127－128）“党内互相斗争的派别能否找到有效的办法达成妥协，或者社民党本身是否会土崩瓦解，成了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3］（P128）正是在传统主义与替代主义双方间的激辩与较量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感到“有必要重新思考和论证，在面对生态主义挑战时什么样的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形式，是可以与它们的基本价值相容的。”［4］（P30－31）它开始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出现从“唯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对生态和社会承担责任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趋势，“承认生态应与经济目标处于同等重要地位。”［4］（P31）

到了八十年代，作为德国“新社会运动”产物的绿党（Die Grünen）成立，它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生态保护，直接领导和参与了各种反对环境污染、过度工业化、核能源利用等的政治论辩与实际行动，不仅成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共鸣，更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和拥护。仅在1980年和1987年德国联邦议会的选举中，绿党的得票率就从1.5%陡增至8.3%［5］，而此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却在环境问题上彷徨不决、不知所措，党内传统主义与替代主义间的分歧愈发不可调和，难以形成一致的看法和统一的行动，这是其在1982年丧失政权以及八十年代大批党员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绿党锐不可挡的发展势头给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方面和政党竞选方面均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适应时局的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着手寻求改革转型。1984年5月的埃森代表大会决定制定新的基本纲领以取代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集聚党内各派力量，历经两年的努力于1986年9月召开的纽伦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伊塞尔草案》，它被作为党的新基本纲领的草案在全党内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修改，最终在1989年12月的柏林党代表大会上，《柏林纲领》被正式确定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的基本原则纲领。值得关注的是，新党纲在整个制定过程中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问题，“环境主义贯穿始终是这一党纲的核心”［6］（P79）。《柏林纲领》也因此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生态问题上根本转变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生态文明观基本形成，表现在对待生态环境问题时，不仅具有鲜明的立场和具体的理论指导，也有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总之，面对生态政策目标的关注与经济政策目标的追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倾向于前者。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生态文明观进一步成熟，其提出的竞选纲领，特别是有关调整经济社会政策的设想，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致力于将经济改革与生态改良相结合。在1998年通过红绿联盟取得大选胜利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得以重新执政，使它能将自己的生态文明观通过法律、政策等多种渠道具体落实到社会各领域的建设。此外，党内包括奥斯卡·拉封丹、格哈德·施罗德等在内的一批出色政治理论家纷纷深入探讨了诸如可持续增长、经济生态化等课题。2007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堡召开代表大会，通过的《汉堡纲领》中关于“可持续的进步”和“质的经济增长”等观点得到广大党员的认同和肯定，认为应促进有益于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这些行动和主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生态文明观。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德国社会民主党生态文明观的形成发展过程也是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过程，从价值理念的革新深化到具体制度的实行，从经济领域的主张推广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实行，德国社会民主党力图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从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

（一）创新政党理念：追求可持续的进步以实现基本价值

德国社会民主党强调将经济活力、社会公正和生态责任统一起来，通过生态革新追求可持续的进步，实现质的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这种新进步观，积极地把民主社会主义所提倡的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的基本价值全面地融入其思想中。具体而言，一是自由，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自由的前提是人能获得充分的保障，摆脱贫困和恐惧，所以只有弘扬生态理性，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负责任地对待有限的自然资源和人的无限创造可能性，才能满足人的需要，拓展人的自由限度；二是公正，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使原有的不公正继续存在，还造成了对公正的新的威胁。［2］（P97）尤其是发达国家通过污染转移、废物输出等方式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导致后者愈加屈辱地依附于前者；三是团结互助，当前环境破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具有全球性的，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加强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合作，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推动建新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全面保护环境，走一条尊重生态负荷极限、保证所有国家、民族和未来世代共同持续发展的道路。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改革创新所树立的新进步观，不仅遵循其基本价值，更为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重点、新的事业、甚至一种新的行为规范”［2］（P194）。

（二）确立发展模式：主张经济生态化

摒弃长期以来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截然对立的传统做法，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是并行不悖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正是两者结合的集中体现，而在这两者之间充当“桥梁”和“润滑剂”的就是科学技术。现代科技的应用既能提高经济效益又能节约资源、降低污染，只有依赖科技进步，可持续发展才能成为可能。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卡鲁普（H·J·Krupp）就认为“环境保护技术研究与投资的扩大，既能生产有潜在出口和工作机会的有生机的增长部门，又能服务于环境保护的需要。”［6］（P82）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力图以生态平衡为导向、现代科技为手段，实现经济生态化的转型，确保经济与生态的共赢。为此，无论是在《基本纲领》还是《环保发展纲要》等重要决策中，它都鼓励各产业要采取战略性的有利于生态的政策，建立对生态和社会负责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转变执政方式：对绿党从反对到联盟

作为世界上成立最早的绿党，它从一开始就打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旗号，其反对核武器、反对环境污染等思想与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它也被后者所排斥和厌恶。德国前总理赫·施密特就对以绿党为代表的生态运动持否定态度，认为这只是“厌弃工业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年轻人的无知行为，他甚至断言绿党作为一个政党，不会持续8年以上的时间［7］，德国社会民主党元老巴尔也不看好绿党，认为它是 “对民主政治的威胁”［8］。但德国绿党的主张却得到越来越多草根民众的支持，影响力持续扩大，不仅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吸收了大量优秀人才，到八十年代中期，更成为其不可小觑的对手。这引起由于环境问题导致政策失误，丧失政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视，它开始理性地对待绿党，学习其关注生态问题，在1989年更将生态保护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新党纲的基本原则，为后来的“红绿联盟”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由于在环境问题上的趋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绿党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它力求消除双方的隔阂，由最初的排斥与拒绝转变为合作与联盟。从1985年开始，两党陆续在黑森、柏林、勃兰登堡、不来梅、北威等州实现联合执政，特别是1998年、2002年“红绿联盟”两次在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取胜，标志着两党的合作从地方性胜利走向全国性胜利。对当前处于总体支持率不断下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力争与一枝独秀的绿党联合未尝不是其确保政治地位和选票的重要砝码。

（四）落实环保政策：提升环境保护成效

1998年联邦政府换届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联合执政，施罗德出任总理，这使其有机会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生态文明理念通过一系列有效的环保政策付诸行动。具体来说，（1）增加政府投入，发展环保产业。如政府每年耗费近百亿马克作为环保贷款，用于环保技术的研发和环保产品的生产，所以像投资开发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均可获得政府的低息贷款。在红绿联盟执政时期德国环保产业的就业人口已达百万。（2）征收生态税。从1999年起政府对包括汽油、柴油、天然气和电等能源的使用按规定税率征收相应的税金，以降低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环境与气候。（3）优化产业结构。1998年红绿联盟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把“生态现代化”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致力于缩减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比重，扩大低污染低耗能产业的比重，重点开发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旅游、文化等“无烟产业”。（4）退出核能。施罗德政府主张逐步放弃核能，并进行了具体部署，规划于2021年关闭所有核电站，以防止核事故可能带来的生态灾难。（5）大力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从1998年起，德国的水能、太阳能、风能甚至生物能的开发速度大大加快，其利用率也极大提高，以弥补由于核能使用的减少而出现的能源不足问题。如“1999年风能/水能消耗同上年相比提高了14.8%，2000年上半年风力发电装机量比1999年增加了12%”。施罗德政府还规划“到205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基础能源和发电方面的比例提高到50%”［9］。（6）健全法律体系。施罗德执政期间，先后颁布了《农业和自然保护法》、《能源经济法》、《可再生能源优先法》、《节约能源条例》等多项法律法规，为生态建设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在发展有机农业、水土保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利于环保的全方位交通网络等方面也颇有建树。

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虽然中国和德国在社会制度、基本国情、现代化模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两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的挑战，而且中国的环境问题更加错综复杂，生态保护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借鉴意义。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要强调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统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生态文明观渗透并彰显着对自由、公正、互助的基本价值的追求，归根到底是承认自然价值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必然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础。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首先必须尊重自然价值，不能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依存关系截然割裂，人的生存与自然的生存是息息相关的，对生态的保护本身就是对人的保护，对生态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人的发展。因此，要把对自然价值的实现作为现代化建设价值诉求的一部分，“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维护自然的生存权利，变征服自然为尊重自然，掠夺自然为保护自然，主宰自然为敬畏自然。”［10］总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在尊重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生态发展才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生态执政。德国社会民主党自制定《柏林纲领》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行生态环保的路线和政策，尤其是当选为执政党后更将生态保护与生态发展的内容纳入社会经济政治建设的顶层设计，转变执政理念和方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始终强调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坚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不管是为了满足当代人对经济、资源、环境三者协调发展的需要，还是为了保证世代持续发展的要求，生态文明都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的核心取向。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关乎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高度，在培育执政思维、树立执政理念、确定执政目标、优化执政方式、评价执政行为等诸多环节中始终贯彻生态保护的原则。党的十八大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但要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仍需要从思想、组织、制度方面入手，加快生态执政建设，如广大党员要提高生态保护意识，领导干部要树立环保的科学政绩观并自觉践行，要完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使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第三，社会要合力建构全民环保的生态系统。如上所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在最初时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迫于德国民间环保运动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其生态文明建设是沿着“自下而上”的路线进行的，包括不断壮大的德国绿党，数量众多的民间环保组织，踊跃参与的环保志愿者和国民强烈的环保意识等因素都对整个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走的却是“自上而下”的路线，纵然党中央和政府高度重视并极力推行，但地方和民众的环保力量仍较薄弱，环保热情不足也是事实。所以，我们有必要借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做法，努力建构一个包括国家、社会、个人等多个层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维度，依靠道德规范、制度、法律等多种渠道的全民环保复合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国家要进行制度框架的设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继续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性社会的建设，确保各项具体环保政策的实施；社会要积极培育民间环保组织的力量，让它们参与到当地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中，对政府和企业可能造成的生态问题进行有效监督，营造保护自然、关注生态的社会氛围；公民要主动学习环保知识、增强环保意识、提高环保素质，逐步培养符合生态保护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只有自下而上的全民推动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相配合，才能“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1］［德］维·勃兰特，等.社会民主与未来［M］.丁冬红，白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32.

［2］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M］.张世鹏，译.殷叙彝，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Donald Sassoon.Looking Left——Socialism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M］.published by The New Press，1997.

［4］［德］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M］.殷叙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Robert Ladrech，Philippe Marlière.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M］.Machmillan Press Ltd.1999：87.

［6］郇庆治.西欧社民党的“绿化”与红绿联盟［J］.欧洲，1996（2）：78－84.

［7］陈洪清.绿色政治——环境问题对传统观念的挑战［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11.

［8］傅剑锋.他们为何反对发展核能——与德国绿党议员的对话［N］.南方周末，2007－3－8.

［9］戴启秀，王志强.21世纪德国环保发展纲要及新政策［J］.德国研究，2001（1）：47－50.

［10］文雅.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逻辑基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生态建设的启示［J］.理论界，2010（4）：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