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琛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202)

政治文本可分为官方文件和政论作品，主要有关政治活动、政治关系等，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成功翻译有助于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然而，中西语言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众研究者对此虽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难题，但如今对外宣传的力度不断增强，广度不断拓展，如何在交流政策方针的同时展现本国的文化软实力已成新要求，仅从语言表面现象研究已不能完全解决政治文本翻译的根本问题。因此，针对政治文本中复杂的文化因素，笔者将以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版为研究对象，尝试性分析跨文化语用学对政治文本翻译的指导意义，希望推动政治文本翻译的理论建设和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和手段，从根本上解决翻译中的难题。

一 跨文化语用学

跨文化语用学主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直接交际时产生的语用现象和规律等语用问题。跨文化交际日益增多，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使用情况倍受关注，跨文化语用学的内涵也逐渐清晰，但研究的范围至今未统一。对于卢姆·库卡尔和何兆熊等学者归纳的类别，不少学者在其著作或论文中都有详尽的分析，笔者便不再重复。2003年，王建华[1]认为已有的四分或三分法存在零散和内容交叉的不足，将跨文化语用学研究划分为：1.文化载体-语用手段层面；2.文化蕴涵-语用环境层面；3.文化策略-语用主体层面。语用手段是语言承载的显性文化，如语音、词汇意义、修辞手法等语言表层的形态，是不同于其他语言的文化。语用环境层面则要深入表层形态，挖掘该语言在语用环境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如不同语言使用背景下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的不同。语用主体层面发挥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使跨文化交际成功实现的重要语用策略，是文化成功传承的关键。王建华教授的新分类概念清晰且逐层推进。因此，本文拟用跨文化语用学的新分类对政治文本翻译进行分析。

二 政治文本翻译的跨文化语用学分析

(一)政治文本翻译的跨文化语用手段

语言是文化的显性载体，最忠实、最直接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英汉语言，除了在语音面貌和文字形式的表层形态上有不同，在词语意义、句子结构、修辞手法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以下就政治文本中常见的语言表层的手段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英汉两种语用现象的共性和个性。(下列中英文例句来自《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版)》，下划线由本文作者加)

1.词语对比

政治文本的翻译中，汉语常用整体概念词、修饰词等，而英语则使用具体概念词、写实词,追求简洁明了。

(1)整体概念词与具体概念词

例1：建立健全种粮农民补贴制度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We established a sound system for subsidizing grain farmers and a sound mechanism for subsidizing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用词上，汉语常用整体概念的词，如例句中的“健全”有sound, sane, healthy等表示具体概念的英语对应词，而英文词汇比较严谨、具体，因此英文根据上下文选择了sound这个具体概念的词。

(2)修饰词与写实词

例2：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快推进西藏、新疆等地区跨越式发展。(We implemented the master strateg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and accelerated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Tibet and Xinjiang.)

“深入”和“推进”在句子中都是为了加强语气而用的修饰词，常见于汉语政治文本。但英文不译修饰词，习惯“避虚求实”，若照实翻译就会显得多余。

当然，政治文本翻译的词语差异不止这些，如汉语中常用缩略词和中国独有的习俗语等，在此，笔者不一一列出。

2.句式对比

英汉的句式结构最鲜明的区别就是汉语追求意合，英语追求形合。汉语句子结构以动词为核心，追求并列、平行，少用关联词，表现出隐化的逻辑。而英语则是以主语和谓语为中心，追求结构的完整，常用连接词、代词、从句衔接，表现出显化的逻辑。

(1)动词连贯句与结构严整句

例3：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发展海洋经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We should strengthen comprehensive marine management, develop the marine economy, become better able to exploit marine resources, protect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afeguard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汉语政治文本高频使用由一连串主语省略且排列成句的动词短语，例句中由5个动词为首形成并列关系的简略之美体现了汉语富有弹性而生动的特点，同时也反映出政府机关科学务实的工作方式和全面综合的工作动向。而英语是注重主语的语言，基本形式构架是主语和谓语的一致。故译文中由主语+动词+宾语形成完整的句子结构，语义层次分明，力求言能尽意，注重空间构架的严谨。

(2)意合句与形合句

例4：以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为重点，加强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分别增加860万人和880万人……(We trained more personnel of all types, with the focus on high-level and highly skilled personnel. As a result, the number of personnel…)

通过分析语义，不难看出汉语句子隐含因果语义关系，因而，对应的英文增添了“as a result”这个关联词，不仅将原文的因果关系表达出来，还紧密联系了上下文。可见汉语的逻辑性是体现在上下文，而英语的逻辑性却体现在语法结构上，形成主次分明的关系。

3.修辞手法对比

政治文本具严肃性，虽未运用多样的修辞方法，但一些常用的还是有其特殊作用。如排比、反复、对偶等，不仅增强了汉语语言的气势，还增添了形象色彩，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英语的修辞形式虽与汉语有相通之处，却没有汉语的明显。

(1)排比修辞

例5：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Unbalanced, uncoordinated and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mains a prominent problem.)

排比是“连用几个意思相关，结构相同，字数大致相等的词组或句子，达到增强语势的目的”[2]。汉语例句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是词组成分的排比，语气连贯，把问题的特点阐释得透彻有力。而对应的英文也以“Unbalanced”、“uncoordinated”和“unsustainable”三个相同前缀形成押头韵，音调铿锵，朗朗上口。

(2)反复修辞

例6：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We made significant socialist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反复修辞是“重复使用同一单词、短语或句子”[3]。汉语例句采用的是单词重复，“建设”一词重复了5次，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但英文讲究简洁得体，省略重复使语言简洁明了，表达的主要信息也更加明确，避免冗长拖沓，达到衔接恰到好处。

(3)结构对仗

例7：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顺利推进。(Smooth progress was made in major projects such as those for transporting natural gas and electricity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and diverting water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结构对仗词，即四字结构词，是汉语中独特的修辞手法。不仅被广泛用于文学作品，还被大量使用在政治文本中。例句中的四字词，不仅在结构上整齐划一，工整对仗，还有语气连贯、节奏鲜明、富有感召力等特点。然而，英语若使用过多固定的词组会使行文呆滞，失去表现力。另外，英语的句法严谨，不重音韵，也少有类似表达，因此，若结构上无法统一，便要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更好地为英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二)政治文本翻译的跨文化语用环境

语用环境即语言运用的环境，由隐形因素和显性因素构成。隐形因素又分为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就社会因素而言，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思维模式或宗教信仰等。这种因素对语言运用的制约虽是间接的，但作用却不可低估。

1.思维方式差异

思维方式是“一种文化系统中最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思维习惯及方法，以及认识、审视事物的主要趋向”[4]。思维方式的差异是文化差异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政治文本中英汉语言形式特点的不同即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表现。

(1)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综合思维即整体思维，它和分析思维构成英汉思维体系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层面。综合型思维是将部分结合成整体，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而分析思维则把整体分解成部分，进行逻辑思考。综合思维注重整体性的综合分析，追求整体和部分的统一，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汉语的政治文本讲究“意合”，强调语义逻辑。而分析思维讲求理性分析，注重个体的独立，强调形式逻辑论证的思维，主要表现在英语的“形合”，突出结构的完整性和严谨性。

(2)本体思维和客体思维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注重人文精神，长期积淀形成了本体型思维方式。而西方则以自然为本位，把客观自然世界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便形成了客体型思维方式。二者的差异在政治文本上表现的是汉语常用生物主语或潜在的主语表达行为主体，而英语则用非生物主语。汉语中潜在的主语即省略主语极为常见，这对本体型思维的人们是可接受的。

2.审美心理差异

审美心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方面主要表现为对节奏韵律、词语意义、句子结构、修辞手法等的审美感知，从而在审美体验中获取情感的愉悦。在政治文本翻译中审美心理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审美心理的差异

汉语审美偏于表现，重意境，强调审美的愉悦性，相反，英语则偏于写实性，重理性。这导致在政治文本翻译中，汉语在语言上追求丰富的修辞效果，语义上体现逻辑，善于适当使用修饰词来增强语气等。而英语在表达上追求理性，在语言结构上体现显性的逻辑，偏用写实词和意思简洁明了等，符合西方的审美心理。

(2)审美情趣的差异

汉语不仅追求意境，还注重形式方面的和谐。政治文本不仅表现出语言文字的形式美，结构和布局上还极具气势，反映一种个人风格和政治修养。而英语倾向于简洁直接的表达，以现实中读者的接受能力为先，相对汉语的审美情趣稍逊色。

跨文化语用环境中所蕴涵的文化差异使不同语言的人产生不同的联想，但文化差异之多实难一一列举，需要不断实践、积累与总结才能应付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

(三)政治文本翻译的跨文化语用主体

语用主体是“说写者和听读者双方共同构成，可分别称为‘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表达主体是信息的发送者，接受主体是信息的接受者”[5]。可以说，作为信息的传递者，政治文本翻译中的译者既是接受主体也是表达主体，其具备的认知结构、文化结构对语用策略的实施起着关键作用，直接影响跨文化语用效果。

1.语用主体的认知结构

认知结构“是学习者在某一特殊知识领域内的全部内容和组织。”[6]全部内容即已掌握的基本知识，而组织是运用知识的方法与手段、知识系统的逻辑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体现主观能动性的知识。因此，要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语用主体已有的语言和相关知识是基本条件，翻译政治文本时，首先要正确理解原文的含义，然后才能准确地向读者传递，此时语用主体即接受主体，接受主体已掌握的基本知识决定着对原文本的理解程度。而在转换语言时，语用主体便为表达主体，其能动性与创造性决定语用策略的实施，并影响着语用交际的效果。

2.语用主体的文化结构

文化结构包括与文化紧密相关的社会背景、民族性格以及文化渊源等，而不同文化结构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不同文化结构的语用主体影响着语言的运用，并制约着语用策略的实施。译者凭借自身的源语文化结构，对政治文本全面且深入地解读，然后在了解译语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认知结构的发挥，完成文化过滤。当然，语用主体深受源语文化影响，在语用过程中会受其制约，因此，语用主体应作为文化的协调者，清楚对待源语文化并处理好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间的关系，特别是对政治性、敏感性强的政治文本翻译。

政治文本的语言及其承载的丰富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翻译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要实现文本的成功翻译，达到跨文化交际目的，应该从根本上认识政治文本的语用手段和语用环境，同时发挥语用主体的重要作用。因此，从跨文化语用学视角分析政治文本的翻译，对政治文本的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减少在翻译过程中走弯路、走错路，为国际间方针、政策等政治性交流做出贡献。

[1] 王建华.跨文化语用学研究刍议[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6).

[2] 李维琦.修辞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 李银芳.英语修辞格浅论(下)[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4] 赵铁生.传统文化精解[M].北京：知识出版社，2010.

[5] 王建华.语用研究的探索与拓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 王萍.认知结构及教学构建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