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殿文，李芳凡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国际关系格局中，曾经在二战后能够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初意料之外地没落甚而崩溃，到底是什么原因改变了超级大国的命运，这一直是历史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奥尔森从利益集团的分利倾向出发，指出国家的兴衰原因在于其社会中的利益集团也即我们所谈到的特权阶层或分利联盟，其中奥尔森对利益集团发展和国家兴衰之间相关性的研究正好弥补了传统政治团体只关注有限的政治现象这一缺陷，能够很好地解释庞大的苏联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的，为此可借助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从特权阶层的形成、发展及影响出发，对苏联的国家兴衰进行相应的分析。

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是服从于其成员利益的，利益集团中的成员是不乐于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的，他们更乐意“在‘馅饼’大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分享更大比例的份额使其成员获益而非通过帮助形成生产效率更高的社会而满足其成员的利益”[1]，从狭隘的趋利避害的立场来说，这种选择是最简便的利益最大化选择。鉴于此，奥尔森将做出如此选择的这些组织称之为特殊利益集团即“分利联盟”，并提出分利联盟的存在和寄生必然会给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制造许多不利因素，其主要表现可概括为：第一，分利联盟的排他性，分利联盟一旦大到某一点后就会具有排他性，并尽力限制新成员的进入和利益的分配。第二，分利联盟具有分利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加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奥尔森的“抢瓷器”的比喻恰当地说明了社会效率和总收入何以降低的事实。第三，分利联盟的存在会提高政策制定的复杂性，以自身利益影响政策制定，最终致使非民主的出现，甚至影响社会演进的步伐。

一 分利联盟——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联特权阶层的出现应该在斯大林时期，是在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下产生发展的。当时，斯大林运用手中的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官僚等级名录的推行最终致使领导干部逐渐演化为拥有自己特殊利益和生活方式的特殊利益集团，甚至诸如斯大林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也在生活待遇上享有很大的特权。因此，在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特权制度，特权阶层享有巨大的权力和优厚的待遇。但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及政治条件等缘故，特权阶层这一群体并没有真正出现。

特权阶层的真正形成是在赫鲁晓夫时期，但由于当时频繁的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主观随意性的体制改革以及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使得这个特权阶层的产生并不稳定。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他认为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执政的前提，强调领导干部的继承性，而这也最终致使特权阶层逐渐稳定下来。特别是在其执政后期，体系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党内外民主监督机制的破坏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腐蚀，苏联党内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他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留下来的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都依然照旧保留。而他对苏联特权阶层的日益腐化也是无动于衷，视而不见，且在其执政后期，特权阶层的范围有所扩大。而随着苏联的崩溃和苏共的闭幕，这些手握管理权的官员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资源跟种种关系，吞并国家财产，由管理者演变为了占有者，把管理权变成了自身的所有权。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2]

苏联特权阶层肇始于斯大林当政时期，历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而雷打不动，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后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寿终正寝。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可以说苏联的败亡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权阶层所致，那些通过手中权力占有大量国有资产和资源的人，更是希望政权变色而使自己攫夺的利益合法化。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各种精英的分布，我们会发现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摇身一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富翁和新官僚。这一点可以从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官员的组成得到证实。“苏联时期的干部在现总统班子中占75%，在政府部门中占74%，在地力政权中更高达80%。而国内企业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员占85%，很多是直接由国有企业经理变为老板”[3]。

二 从奥尔森利益集团论看苏联败亡

(一)特权阶层的排他性

奥尔森认为分利联盟至少达到某个点后就会产生排挤新成员的动机。因为在特权阶层达到某一个点之后，新成员的加入必然导致特权阶层原有成员分到的收益会减少，每增加一个并非必要的新成员，特权阶层就会减少分配给其他人的收益。这样一来集团之外的其他人员也就很难进入到利益集团中来，利益集团的排他性维护了集团成员的利益。

在苏联的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曾经实行了特殊的干部政策，党员干部要经常进行更替。但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他认为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并反对党员干部经常更替。这样致使苏共的领导层组成人员就很难进行变动，并逐渐形成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而据有关史料显示，在苏共二十三大上，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率达79.4%，二十五大时，除去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竟在位长达25年。到1981年苏共的二十六大召开时，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是二十五大时的原班人马，其中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更都是在自己的职位上走完整个生命历程。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化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的内部成员之间可以互相庇护，互相提携，共同分享集团所带来的利益，其成员的产生也主要来自特权阶层内部。此外，他们限制其他出身普通的人员进入，来自底层的精英逐渐失去了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升迁的机会。可见，在当时的苏联，随着特权阶层的兴起、固化和自我封闭，利益集团的排他性使得来自底层精英的升迁之路几乎被堵死了，特权阶层在苏联逐渐脱离了普通群体，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

(二)特权阶层作为利益集团的分利化倾向

关于利益集团的分利问题，奥尔森认为对于利益集团来说，利益集团均倾向于努力争取自己成员在社会总利益中得到更多的份额，而不是通过自身努力来增加全社会的总收入，所以，“即使分配改革造成的社会成本超过再分配的数量很多倍，这样做也是有利的”[4]。奥尔森把集团的这种行为倾向称之为“分利化倾向”。

利益集团的分利化倾向对社会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降低经济效率，引起社会政治冲突。利益集团过分注重自身利益，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却不愿承担太多的成本。在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继续实行以备战为主的经济政策，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与军工相关的重工业，把军备扩展到了极不合理的程度且长期隐瞒军费开支的实际数字。有关史料显示，长期以来苏联官方统计的国防开支只有200亿卢布，直到1989年才第一次公布了较为实际的数字是780亿卢布，但这仍是大大压低了的数字。戈尔巴乔夫就曾说过，他直到出任最高领导人才知道有关国防的开支有多巨大，外界普遍认为苏联每年将至少超过国民生产值的30%投入到军工生产领域，这是巨大军费开支基础上的畸形经济，并伴随着特权阶层享有的各种特殊待遇，而当苏联单方面缩减军备时便受到国内军工企业的强烈抵制。

其次，特权阶层作为分利集团的游说活动增加了立法的复杂性，扩大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出现泛政治化后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立法复杂化并不意味着政府效率的提高，当新的法律出台，总有一些有关法律专业人士为了本集团的利益钻新法律的空子，从中寻求有利于本利益集团的法律漏洞并提出有利于本集团的建议，这既造成法律的复杂性提高，又增加了法律的执行成本。苏联《青年共产党人》杂志就曾揭露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领域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大量发生，不仅如此，到80年代中后期这种活动更是变本加厉，特权阶层通过钻法律漏洞、利用特权及其与特权有关的影响，逐渐完成从管理权到所有权、管理者到占有者的转变，变国家财富为私人财富，彻底抛弃公有制的面纱而步入能够自由管理并占有的私人所有制领域。

最后，作为利益集团的特权阶层会造成采用新技术和技术创新的障碍，减缓为回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而对资源的再分配，并因此引起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冲击之下，1973年5月由基里连科牵头的一个工作小组为中央全会准备了一个在苏联推荐科技革命的报告，呈送给了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没有兴趣，压了下来。”[5]勃列日涅夫罔顾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及高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一如既往地运用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机器老化严重、超负荷运转的现象比比皆是，生产同品位的产品，不论质量跟人家差距有多大，光是铁、煤、石油等生产的消耗就远远超过日美德法等国，在这样的情形下，苏联社会远远落后于西欧。这种对待科技创新的态度充分揭露了苏联特权阶层已经成为阻碍先进技术和生产力的障碍，并最终致使苏联经济衰退。

(三)集团政治的非民主性

理论上一般认为，集团政治是代议制度具有反独裁的作用，不少政治学家把集团政治作为民主的成果。但实际上，作为利益集团的分利联盟的存在却提高了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因为利益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以自身利益倾向影响政策制定，而一般公民的政治冷漠也会助长利益集团对政策的把持，最终致使非民主的出现，甚至影响整个社会演进的步伐。其具体表现为：其一，利益集团由于承担了影响政策的成本，自然使政策偏向自己，而忽视大部分其他成员的利益。其二，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力明显高于其他普通群体。即便在决策时注意到了公平的必要性，然而在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仍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致使政策的出台只能让属于小部分的特殊利益集团从中受益，成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矛盾现象”。

到勃列日涅夫的后期，领导干部终身制再加上任人唯亲，集团政治的非民主性日益严重并产生一系列恶果。例如，60年代末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的一份关于苏联经济改革的报告就引起了勃列日涅夫及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苏联特权阶层不想通过经济改革来分割自身的利益，他们会通过自己手中权力和影响力来左右改革的前进，至于整个苏联的发展，他们甚至漠不关心。由此可见，苏联特权阶层在影响社会发展及民众利益的政策制定方面，考虑的只是本阶层及成员的利益，只关心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他们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维护自身的权力、地位，影响民主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而对于其他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事情则采取敷衍了事、搪塞推诿的态度，最终致使他们一步步走向专权与反民主。

三 苏联特权阶层与苏联国家兴衰

如果说腐败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存在，那苏联的败亡和腐败究竟有何关联？其实可以看到，苏联的败亡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特权阶层的产生及兴起。一方面，特权阶层的自我封闭和排特性，使得苏联普通民众阶层失去了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进行升迁的可能，大批出身普通阶层的有志之士被阻隔在了政权阶层之外，相反越来越多特权阶层内的裙带亲属却能够进入权力核心，这直接导致了苏共的执政能力和统治基础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苏联特权阶层在经济改革、政治政策以及法律制定等方面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通过特权阶层手中掌控的资源来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份额，以至于最终出台的改革方案或政策方针脱离群众、效率低下、思想僵化……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当特权阶层发现通过改弦易辙可将集团私利扩大化时，他们竟然不顾整个苏联社会安稳和群众利益完全放弃了政权，将仅挂在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彻底抛掉，从而顺其自然地将国家财富占为己有，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的那样：“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6]

而近期以来，我们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十八大以后在党的最高层支持下中纪委的“打虎行动”，其意都在破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形成的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严厉惩治党内贪污腐败，并全力破除由此产生的特权阶层，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也是我们党对苏联共产党历史所存在问题的重要认清与反思，是党始终密切联系群众，防止阶层固化和分利集团蚕食发展成果的重要表现，对于我国未来的社会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4] 曼瑟尔·奥尔森.国家的兴衰[M].李增刚，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2] 宋锦海，远方.新权贵——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崛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3][5] 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3).

[6] 纪彭.特权基层的兴起与苏共的败亡[J].决策与信息，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