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波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思政部，广东 广州 510990)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用枪炮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歧视、受压迫的处境催生了他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强国梦”。近代华侨华人在抗争侵略和探索国家命运征途中为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民族英魂和爱国精神。

一 精神动力的价值：助推目标与理想行动的可持续性力量

精神是人类社会特有现象，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唯物观认为，精神虽为物质存在所决定，但对物质又有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能转化为物质。人们的行为、人们对理想的追求、人们对奋斗目标的坚持不懈等，这些无疑都是由精神动力所支配的。著名学者徐冰认为，“所谓精神动力，实质上就是认识、思想、价值、信仰等观念力量对物质世界和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即精神的物化功能。”[1]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因素孕育、激发和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动力。精神动力的构成要素较为复杂，但其关键元素应包含着人们的认知、需求、情感、意志、目标、理想等主观心理特征。精神动力不是瞬间产生的，它是人们长期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文化的积淀。精神动力具有稳定性、持续性和继承性。精神动力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丰富多彩，也推动着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是各民族千百年来经过无数次的斗争实践凝练、融合而成，是炎黄子孙赖以生存与发展之源，更是中华文明得以可持续性发展之根本。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时代主题，是一个民族和社会文化内在特征的体现。中华民族素有热爱祖国、眷恋故土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渗透着人们对自己祖国、社会和故土眷恋、执着、向往的强烈情感，也是支撑人们为之不屈不挠奋斗拼搏的不竭之源。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昏庸无能的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卖国求荣。无数炎黄子孙怀着国恨家仇背井离乡，“没有国怎有家”则已然成为海内外游子们最为真切的感慨和共识，“振兴中华”的强国梦在他们心中因此应运而生，并鼓舞和召唤着他们在困难和敌人面前不屈不挠，奋勇前行。

二 爱国精神动力的生成要素：激励主体行动的主动性、自觉性及坚守目标的韧性

人们的精神动力是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恩格斯曾指出： “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2]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近代华侨华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民族历史文化是他们爱国精神动力孕育和形成的根本动力。

(一)主动性源于被迫远离故土与亲人的割舍心境

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同胞在封建势力残酷剥削和西方列强侵略、掠夺下被迫流离失所，远渡重洋。他们有的通过不平等条约以卖猪仔形式，有的则被诱骗和胁迫到所在国从事最艰苦、繁重的苦工。据统计，从1851到1875年，被掠卖出国的华工人数达128万，其中贩往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约50万，到东南亚约65万[3]。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年代，中国人是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常被当作廉价物品一样买卖，没有尊严和人格可言。他们美丽的家园被侵占，亲人遭欺压，财产被掠夺……这一幕幕血与火的事实使他们心灵伤痕难以愈合，一桩桩生与死的惨剧时时引燃着他们的抗争怒火。“有国才有家”是他们的感同身受，祖国的独立与强大是他们的最大期盼。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改变现状、改变命运。“强国梦”成为他们在困难面前披荆斩棘、义无反顾的勇气和动力。如南洋苏门答腊的华侨资本家张耀轩，曾打算随张弼士从吧城到新加坡办理商务， 但是德国轮船竟规定不准华人购买官舱票。张耀轩为此非常愤怒，他发誓要创办华侨自己的轮船公司， 并且嘱咐部下职员“记住， 以后我的商船一律不让德国佬买票。”[4]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黄兴等在海外组建兴中会等反清组织，当地华侨积极参与，许多华侨还纷纷回国参加反清战斗，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中共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上曾经指出：“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 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华侨。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 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5]二战时，位于日本秋田县北部的花冈，那里的华人劳工面对日本当局惨无人道的迫害，于1945年6月举行了暴动，后被残酷镇压，史称“花冈惨案”。在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有的回国投身战斗，有的积极捐款。以1939年为例，当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为18亿元，而当年华侨捐款和侨汇即有13.3亿元。据统计，抗战8年中华侨汇给祖国亲友的款项约达95亿元[6]。这无疑对当时入不敷出的中国经济财政状况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二)自觉性源于祖国落后所致的悲剧命运

古代中国的综合国力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中国人民创造的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先进科技曾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到了近代，由于清政府的闭关自守，古老的中国在工业革命浪潮下渐渐落伍了，并在中西力量对撞中一败再败。清统治者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并逐渐沦落为洋人的走狗。历史总是在印证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悲剧，近代中国就是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这也是华侨华人刻骨铭心的事实和教训。在近代史上，西方侵略者针对华人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如荷属东印度公司制造的“红溪案”事件：为了控制和打击华人势力，荷属东印度公司在1740年对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城内的华侨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殖民者丧心病狂， 见人就杀， 不分妇孺老幼，华侨被杀近一万人，尸陈满街，血流成河，又称“ 红河事件”。美国当年对华人的歧视与暴行也是让人瞠目结舌的：1881年5月，美国通过了第一个为期10年的排华法案。在怀俄明州，还制造了“岩泉惨案”：1885年9月，美国怀俄明州几百名流氓暴徒袭击华工住宅区，屋宇被暴徒放火烧毁，所有财物被抢劫一空，损失达十五万美元，华工寥臣颂等23人当场惨遭杀害，重伤15人，被驱逐者600人。而那些制造事端、乱杀无辜的凶手， 事后都没有追究责任，任其逍遥法外。当时被贩卖在秘鲁的华侨状况也是惨不忍睹， 在钦查岛上挖铲鸟粪层的华工， 其生活环境极其悲惨， 该岛在十年间引进华工四千多人， 但幸存下来的不过百人而已。积贫积弱的中国，国际地位低下，任人宰割。一部海外华侨华人的血泪史，无不诉说着落后不仅葬送大好河山，同时一个民族的尊严、文化也被玷污和蚕食的事实。在近代，中华民族被认为是劣等民族，东亚病夫。“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国家的危亡也就是同胞的灾难和不幸。因此，只有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才能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清末民初，孙中山为筹集兴中会成立后在国内进行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经费， 其兄孙眉曾不惜把畜牧场里含辛茹苦喂养的一半牲畜折价出售， 每头牛仅卖六、七元。另一位檀香山华侨邓荫南， 亦把商店、农场全部出卖。侨居加拿大维多利亚、温哥华等地的华侨， 为了筹集革命经费， 遂将致公堂的公产抵押给银行。在那时，许多反清武装斗争，其活动经费大都来自华侨的义捐。

(三)韧性源于探索祖国与民族发展的新途径

海外华侨华人由于长年的西方生活，能领略到工业文明的实惠和科技成果的价值，为改变祖国落后现状，他们积极借助西方新思维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发展。流亡海外的孙中山曾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侨乡广东台山，1937年的《台山工商杂志》发刊词《本志的宗旨和使命》中有言：“夫中国，乃世界之中国”。从中可看出，海外华人在切身体会中期盼封闭的祖国融入到世界发展洪流中去。在这一时期，海外华人纷纷把科技立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想作为拯救国家命运的重要途径。随着国内洋务运动的开展以及清政府政策的相对放开，海外华人回国投资、办新学等活动也渐渐火热起来。如1872 年，南洋华侨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县西樵简村创办继昌隆缫丝厂，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华侨投资的企业。1890 年旅美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市创办中国民族资本第一家电灯公司———广州电灯公司，开广州民间使用电灯之先河。爱国华侨领袖张弼士于1892 年在山东烟台创办中国第一个现代发酵工业企业———张裕酿酒公司。不仅如此，海外华侨还捐资助学办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广东华侨容闳于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国，他不仅为清政府洋务官员办洋务献计献策，同时还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制定了极富远见的“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开创了我国近代留学教育先河。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堪称办学的楷模，他不惜投巨资办各类学校，为祖国培养建设人才。二十世纪上半叶， 海外华侨通过艰苦奋斗，在经济状况好转的情况下，用积累的资金支援祖国的经济、文化建设， 特别是支持侨乡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教育。他们创办了一批学校， 实行近代教育。

三 传承与弘扬：中国梦是凝聚当代中国人的正能量与共识

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华侨华人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7]在今天继往开来的新时代，我们弘扬近代华侨华人的爱国精神和光荣传统对于凝聚共识和走向世界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一)爱国是历史赋予海内外华人的时代主题

爱国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爱国也是鲜明的时代主题。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到西方列强入侵和蹂躏的耻辱，这既教育了人们，也更激发了人们爱国斗志与热情。海外华侨华人远在异国他乡，承受着难以想像的屈辱，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训始终萦绕和铭刻在他们心中。如出生于1828年广东南坪镇的容闳，家境贫穷，后随美国传教士辗转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美国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没有让他迷恋，年轻的容闳心中惦记的依然是自己的祖国与家乡父老。他在美国生活含辛茹苦，通过自己多年的顽强奋斗，于1854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但他选择的是回到自己的祖国，他要实现他梦寐以求的西学东渐、振兴祖国的梦想。回国后，他经历了千难万险，先后参与了洋务运动、幼童留美计划、维新变法及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直到1912年临终前夕他还念念不忘祖国的发展形势。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海外华侨华人都以国难当头，从我做起为大局意识和行动指南。在华侨社会中，面对处于危难之际的祖国，海外华侨华人有的回国参加战斗从容就义，有的为国家发展慷慨解囊，有的在国外参加各类斗争。如被誉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他们的爱国爱乡事迹更是家喻户晓。抚今追昔，华侨爱国精神永存并世代相传，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更是践行“中国梦”时代使命的需要。近代华侨华人百折不挠、玉汝于成的爱国精神必将继续激励当代中国人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道路上不断创造新辉煌。

(二)中国文化是凝聚海外华人爱国的基石

海外华侨华人生活在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国度，但思乡之情从未泯灭。在伴随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征程中，他们以不同形式谱写了一篇篇爱国诗篇。中国文化是凝聚海外华人团结爱国的力量所在。中国自古就有“羊羔跪乳 乌鸦反哺”的道德追求。《诗经》曰：“维桑与梓，必恭敬之。”《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无数海外华人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深处，无不印证着中国文化的生命与活力。海外华侨在国外建立的许多汇集华人力量的会馆， 会馆都冠上故乡之名， 如广东会馆、福建会馆、广西会馆等等。从会馆名称这点滴细微之处，便清晰可见海外侨民思乡之情。寻迹各地侨乡，那里的每一草、每一木都散发着“叶落归根”的古色古香，洋溢着海外华人对家乡故土的眷恋之情。漂洋海外的华人，在早期他们把在海外辛苦赚的钱寄回家中，支持家里的生产、生活。后来，随着国家对侨政策的调整，他们则是带着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积攒多年的资本回国投资，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如20世纪之初，中国大都市现代商业公司时代，曾以上海南京路上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为标志。此四大公司创始人均为广东香山(现中山市)人，他们在澳大利亚创业发展，后回国投资办百货业。

当前世界正处于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的大变革时期，在这期间，国外渗透势力不会停止，国内深层次矛盾不断凸显，各类危机和突发事件也会以不同方式呈现。为此，我们不能懈怠，更不能复制照办别国模式，跨过这一瓶颈和难关的出路在于对中国文化的坚守、对中国道路的坚定和对中国精神的弘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要求我们要拥有国际视野，更需要保持以史为鉴、恪守中国元素和民族特色之根本。

[1] 赵应云.论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1995．

[3] 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4] 沈立新.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的爱国主义[J].思想战线，1985，(1).

[5] 董必武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61-10-10.

[6]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7]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侨务[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