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洪,付凌云

(1．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 巴中 636600；2.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 610071)

一、死刑案件指定辩护应为有效辩护

在我国刑事辩护的司法实践中，辩护率低和辩护质量差是两大突出问题。前者涉及刑事辩护的普遍性——数量问题，后者涉及刑事辩护的有效性——质量问题。对此，有观点主张，我们目前应先解决“量”的问题，尔后解决“质”的问题，同时该观点还认为“在数量问题都没有得到普遍满足的情况下，提倡刑事案件有效性辩护显得有些操之过急。”(1)笔者认为，此种观点错误的根源在于没有真正领悟刑事律师辩护权的真谛——“律师辩护权必须是有效的律师帮助(Effective Assistance)的权利。”[1]之所以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赋予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辩护，关键原因就在于除了被告人在国家追诉中的势单力薄，还会面对陌生、冷僻的诉讼知识，因此，需要辩护律师的“拔刀相助”、“施以援手”。倘若我们在刑事辩护中仅仅追求律师的出场，满足形式上的辩护率，而忽视刑事辩护的精髓——有效性问题，那么，这样的律师辩护如果不说是多此一举，至少也是毫无意义的。在每一个诉讼阶段，审判程序的设计旨在实现以下目的(无论最终实现与否)：既要降低错判无辜的风险，又要确保所有人都能够享有正当程序。然而，制定法和宪法上的制度设计——无论是证据开示、控辩对抗、审判程序本身以及大多数其他诉讼阶段——均立足于以下前提假设：被告人有一个称职的律师代表着他的利益，勤勉地帮助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