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原因探讨

2014-03-25林志彬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10期

林志彬

20多年前发生的震惊世界的苏联剧变其原因有哪些？苏联剧变和中国有何关系？纵观苏联剧变以来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可以看出，这已经不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学术研究和争论了，而是从“怎么看”苏联剧变的原因演变成了中国应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以及中国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理论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汲取争论各方合理的理论内容，重新探讨苏联剧变的关键原因，希望有助于深化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并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众说纷纭的代表性观点

自苏联剧变以来，国内外学者政要围绕剧变的原因一直在不停地探讨、分析和研究。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观点一：苏联剧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此观点在苏联刚刚发生剧变的一段时间里非常流行。如美国前总统布什明确说：苏联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的价值观念的道义力量的胜利[1]488。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弗·亚·克留奇科夫认为：苏联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2]1。国内著名学者肖枫认为：“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解体起了催化和促进作用[3]。

观点二：苏联剧变是由苏共蜕化变质造成的。刘克明指出：苏联之所以瓦解，究其根源就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在特权阶层控制下，苏联共产党越来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最后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4]。刘昀献认为：苏联的演变是党内既得利益阶层推动的自觉过程。这个既得利益阶层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萌芽，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完成了从“人民公仆”到既得利益阶层的蜕化，苏联的演变是党内既得利益阶层为改变社会制度而采取的完全有意识的行动[5]。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持有类似的观点：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在苏联“精英集团”内部有76.7%的人想实行资本主义。20世纪80年代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6]。

观点三：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导致了苏联发生演变。陆南泉说：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它走进了死胡同。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对其丧失了信任[7]。李宗禹等人也有大致相同的观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经过7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解体，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不能不承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是其主因。”[8]1这一观点在国外也非常流行。西方有些学者一直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极权主义管理体制最终必然走向这种可悲结局。”[9]

观点四：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让苏联走向了覆灭。J·F·布朗等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是由戈尔巴乔夫造成的，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主要表现之一是他所制定的改革政策的失败[10]。国内学者周新城认为：导致苏联政局剧变、社会制度演变的因素是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提出并贯彻执行了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即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这是苏联演变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11]。吴雄丞也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条“拆除社会主义大厦”的路线，把苏联引向了绝路[12]103。

观点五：苏联剧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92年高放在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上说：苏联解体有六对十二个方面的原因，且各有主次：即内因与外因，内因为主；近因与远因，近因为主；主观与客观，主观为主；宏观与微观，宏观为主；上层与下层，上层为主；深层与浅层，深层为主。这六对十二个方面的原因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作用，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13]。这一观点在国内的影响很大，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也认为：苏联的悲剧是一系列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14]116。

从上述观点可见，关于苏联剧变的原因，理论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争议呢？究其原因，除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外，至少有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其一，价值评判问题。由于受认识活动的价值原则的影响，在求解苏联剧变原因过程中，人们会基于不同利益关系、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给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鲁迅曾说过：“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15]205罗伯特·索洛认为：“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他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16]8研究者带着或欣赏或惋惜的心态和立场来探寻苏联剧变的原因，其结论也就必然大相径庭。

其二，研究方法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研究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使用的方法有：系统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个案分析法等。众所周知，不同的研究方法分析问题的侧重点不同，结论自然也不同。例如，宏观的系统分析法通常强调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各方面对苏联剧变进行全面分析，这样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一般是比较综合性、多样性的结论。而微观的个案分析法常常从某一个具体案例切入，这样的研究方法虽然比较深入，但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反映某一具体个案特性的结论。宏观的综合性结论可以让我们对苏联剧变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但导致苏联剧变的决定性因素分析不够深入。微观的具体性结论可以让我们对苏联剧变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但这种结论又很容易以偏概全。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关于苏联剧变原因的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够客观准确。

二、关于剧变原因的共识

苏联究竟因为什么而发生剧变，尽管事件本身错综复杂，研究者立场与方法各异，但这绝不意味着历史难题没有公认的答案。从20多年的争论中，人们逐渐看清它的面目，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而根本原因则是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

（一）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

谈到苏联剧变的原因，不可能不触及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戈氏的改革到底在苏联剧变中起了什么作用，理论界一直分歧很大。笔者认为，既不能否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苏联剧变中的直接影响，也不能过分夸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苏联剧变中的重要作用。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是一场错误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其改革指导思想，推行“新思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鼓吹“民主化”，否定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造成了无政府主义泛滥；主张“公开性”，诱发了对苏共历史、苏共领袖人物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否定，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倡导“多元化”，带来了舆论失控、思想混乱，摧毁了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戈尔巴乔的错误改革加剧了苏联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存在的各种危机，直接导致了苏联发生剧变。

戈氏的错误改革虽然直接导致了苏联剧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的前途注定要解体。如果戈氏能够推行一条正确的改革路线和采取正确的策略，还是有机会挽救苏联危机的。中国改革的成功充分证明苏联剧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80年代初的苏联和“文革”后期的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所面临的危机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中国的危机程度比苏联还要严重。如何解决危机，唯一的出路是改革。两国同样都在进行改革，但结局却大不相同。中国由于邓小平的正确改革，使中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从此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而苏联改革因为遇到了戈氏这位“庸医”，其错误改革有如一位蹩脚医生给一位危重病人开了一剂错误的处方，导致病人突然死亡，由此“可以断定，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也许会存在更长一段时间”[17]407。就像现在的朝鲜、古巴那样，虽然没有大的改革和发展，但至少还能勉强维持生存下去。

（二）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谈到苏联剧变的原因，也不可能不触及到斯大林模式。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剧变中所起的作用，理论界的看法分歧也很大。笔者认为：各种原因相比较来看，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为苏联社会主义播下了毁灭的种子。过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造成了经济效益差，资源浪费大，经济发展动力、后劲不足，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发挥，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等。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导致官僚主义盛行，腐败日益严重，人民各项政治权利难以实现等。过度统一的文化体制扼杀了人们的思想自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拒绝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借鉴与吸收等。这些弊端由于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克服，实践中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多，不仅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根本无法体现出来，而且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发生部分质变。斯大林模式下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渐行渐远，让人民群众越来越失望，最终必然走向自我毁灭。

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斯大林模式弊端积累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苏联剧变。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有它内在的基础和诱因，而内在的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主导着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在苏联剧变中扮演了基础性和决定性的角色，是造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离开了斯大林模式的积弊，“戈尔巴乔夫的作用无法理解，也不可能存在，在理论上我们就会跌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18]。中国的“文革”为什么会发生，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9]333。如果不承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就无法理解有着2 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实行社会主义70多年的国家在剧变发生时，不仅没有人民群众出来保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就连共产党员都没出来抗争一下这个残酷事实。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斯大林模式给执政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体制带来的巨大伤害，即使发生了戈氏的错误改革，也不至于使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在没有遇到任何国内外敌人入侵的情况下轰然倒下。

三、苏联剧变的重要启示

苏联剧变不仅给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与破坏，也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难以避免的灾难与冲击，这种惨重的代价与教训不应当随着人们的记忆渐渐淡去而付之东流。在苏联剧变2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事业的追求者们有责任不断探寻苏联剧变的原因，并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既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纵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苏共相继犯了两个严重错误，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斯大林的“左”倾错误和20世纪80年代后戈尔巴乔夫的右倾错误。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从“左”的方面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而戈尔巴乔夫则是从右的方面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导致苏联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最终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回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我们也有相似的经历，改革开放前我们长期犯“左”的错误，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了右的倾向。无论是“左”的错误，还是右的倾向，它们在本质上都是背离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历史来看，虽然有时发生“左”的错误，有时发生右的错误，但比较起来，还是“左”的错误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危害最大。正如邓小平所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0]375基于苏联剧变的教训，在今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既要警惕右的势力试图将中国引向西方资本主义的邪路，更要防止“左”的势力企图将中国拉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在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大课题。简单复制马恩经典理论，墨守成规，必然导致理论脱离实际，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盲目照搬西方发展模式，亦步亦趋，必将迷失方向，葬送社会主义发展前途。苏东剧变就是最好的注脚。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20]2中国和越南在经历了照搬苏联模式的沉痛教训后，毅然决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实行改革开放，很快走出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低谷，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已初步呈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蓬勃生机。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一方面“老祖宗不能丢”[20]369，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大胆地试，大胆去闯”[20]372。

第三，化解社会主义危机，既要注重领导核心的作用，更要注重制度的改革。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危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也会出现危机。发生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该怎样去避免和解决危机。如上所述，导致苏联剧变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一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二是斯大林模式各种弊端的影响。汲取苏联剧变的教训，预防和克服社会主义危机，我们既要注重领导核心的作用，更要注重制度的改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领袖人物能够对社会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毛泽东曾经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21]6。要保证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色，首先是保证领导核心不变色。如何保证各届领导核心永远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拔好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一问题的解决最终要回归于健全的社会主义制度。从长远来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333。可见，化解社会主义危机，更为重要的是不断地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中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恩格斯明确说：“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2]693因此，只要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完善和创新，社会主义社会就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第四，完善社会主义体制，既要重视政治体制改革，也要重视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怎样处理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在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究竟孰轻孰重和孰先孰后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都是首先对政治体制开刀，片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忽视经济体制改革，结果是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反观中国的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同推进，既维护了社会稳定，完善了民主法制，又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20]164。由此可见，我们既要重视政治体制改革，也要重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应协同进行。

苏联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场政治灾难。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在今后的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将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热门话题，特别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与启示。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的解密，对苏联剧变的原因与启示，人们可能还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但人们会逐步摆脱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羁绊，逐步接近历史的真相。有关苏联剧变历史真相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顺利复苏与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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