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一村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国际学院，北京 100102）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从最初的狂热到随后的批判，从改革初期的回暖到如今的消沉，百年风雨历程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和一代读者产生过刻骨铭心的影响。有人认为，俄罗斯文学是“政治文学”，其发展历程总是与政治脱不开关系。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是一部“政治操纵史”，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俄罗斯文学无疑是脱离“政治管控”后的“自由发展史”。然而，在摆脱束缚“自由发展”之后，昔日风光无限的俄罗斯文学却未能延续辉煌，反而黯淡消沉，淡出人们视野，时至中俄政治关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仍不见起色，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俄罗斯文学在当代中国“失宠”了呢?其中政治因素固然十分重要，也存在文化层面的诸多原因，但笔者以为，最为关键的因素来自于经济方面。

一、经济转轨促进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加剧了各国文学产品间的竞争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我国迈开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政治管制”的“撒手”与开放的政策和市场为文化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此大环境下，80年代初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迎来崭新的春天。文革时期中国读者被压抑已久的阅读热情瞬间释放，各种文学流派、文艺思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中华大地上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俄罗斯文学作为我们的“老朋友”，凭借其在国民心中的“传统感情”和文化价值观上的相似，当仁不让，成为外国文学的“龙头老大”，再创传播发展的新高峰。不过，在其高度繁荣的表象下，深刻的危机悄然来临。

良好的市场环境推动了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浪潮，政府也将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提上日程。所谓文化产业，是指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文化的产业化使得文化内容这一原属精神层面的产物具备了商品的特性。文学逐渐转变成为一种文化消费产品，以商业化的运行方式在文化市场上流通，市场需求成为文学生产的第一导向，而从事文学生产、流通的主体则可通过资本或劳动的投入获得利润。中国庞大的文化市场无疑吸引了全世界投资者的目光。来自欧美及其他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企业家、商人蜂拥而至，纷纷投资开发，“抢占”市场，给国民带来了新鲜养分，繁荣了我国的文化市场。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激烈的竞争。曾经弱势的英、法、日、美乃至拉美文学，以其“标新立异”的“新姿态”吸引了广大中国读者“好奇”的目光，迅速由初来乍到的“新手”成长为俄罗斯文学的强劲对手。一场以经济利益为目标，以文化市场为战场，以文化产品为武器的商业大战在我国愈演愈烈。俄罗斯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短期内其文学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尚可维持，然而它却未能与时俱进，适应新游戏规则、跟上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随着苏联解体带来的经济萧条和国力衰退，俄罗斯文学的霸主地位遭遇严峻挑战，在竞争中颓势尽显，几经波折，逐渐淡出国人视野，走向没落。

进入21世纪，随着中俄两国政治关系不断升温，两国文化领域合作日益深入，我国政府对俄罗斯当代文学进行了大量引进和推介。有数据显示，“1999—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共进口俄罗斯版图书1672种，其中文学类图书高达1060种，占总量的63%。”［1］以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达利娅·东佐娃、波利娜·达什科娃、阿库宁等小说家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以维克多·佩列文、奥克桑娜·罗布斯基、谢尔盖·卢基扬年科等作家为代表的严肃文学作家的优秀作品，如《卡缅斯卡娅》、《收获毒浆果》、《巴黎惊魂》、《土耳其开局》、《“百事”一代》、《恰巴耶夫与虚无》、《好的斯大林》等都能见诸中国各大书店。然而，与高层火热的政治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冷淡的回应。市场需求的“经济杠杆”似乎从未倒向俄罗斯文学一侧。书店里大排面的俄罗斯文学专柜依旧鲜有人问津，而欧美日韩柜台前却人头攒动。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201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11年全国共引进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15 592种，其中俄罗斯仅有55种，占总量的0.3%，而美、英、日三国分别占到29.2%、14.5%和12.7%［2］，俄罗斯文学依然延续着低迷的状态。

可见，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对文学的控制力和话语权正逐渐凸显，市场需求已取代政治因素成为影响文学发展的第一要素。

二、俄罗斯经济衰退致其文学事业发展受挫，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也步入“冬天”

俄罗斯文学由兴盛走向衰落，还存在重要的主观原因——国家经济衰退对本国文学发展所产生的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经济衰退导致俄罗斯出版发行业的“休克”

苏联解体后，失败的“休克疗法”把俄罗斯国家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的急剧转型使得俄罗斯的出版业陷入长达五年之久的混乱中，并由此引发了其最大的文化品牌——俄罗斯文学在国内外文化市场上的严重“滞销”。

苏联时期，出版业隶属于国家，其经营活动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苏联解体后，总统叶利钦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大批国有出版社开始股份制、私有化改革，政府取消对出版业的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导致几乎全部的国企出版社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整个出版发行业进入“休克”状态。此后几年，“几家大型私有出版企业，如瓦格里乌斯出版社、德罗法出版社、奥尔玛出版社、瑞博尔－经典作家等出版社逐渐崛起，其出版发行的图书总量占到了全国市场份额的1/3以上”［3］，而一批“残存”下来的国有出版企业，如俄罗斯人文书籍出版社、国家公众历史图书馆、俄罗斯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的图书出版数量和市场份额却连年下降。经营体制的急速转型给出版行业造成极大的混乱，对俄罗斯文学产品的生产、销售、流通产生了严重影响，直接导致许多文学产品因市场流通不畅而积压、滞销，大大降低了俄罗斯文学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1995年，政府颁布《国家支持大众传媒和书籍出版法》，以法律形式规范出版发行业混乱的运作秩序。同年，俄政府提出保留极少数几家出版社的国有性质，将其余出版社全部纳入资本运作市场和现代化商业体系的发展战略。经过几年的痛苦转型，到1997年，俄出版发行业才逐渐恢复“知觉”，“回到”中国市场。然而，“休克”过后的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状况却不容乐观［4］。

此外，俄罗斯在知识产权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可依”，在国内大多数市场上则是“有法不依”。虽然1994年俄罗斯已经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但在市场管理上依旧漏洞繁多。国内盗版势力猖獗，大批价格低廉、质量低劣的盗版产品泛滥，把正规的国家图书出版行业挤得“无路可走”，更不用谈与国际接轨。“根据非商业组织‘知识产权联盟’的评估，盗版电子书市场2009年达到了750万至950万美元（2.277至2.884亿卢布）。”［5］长期以来俄罗斯的图书出版一直“逍遥”于国际版权机制之外，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饱受西方国家批评。直到2008年，俄政府才正式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由此可见，由经济衰退造成的整个出版发行业的“休克”导致文学产品流通不畅、大量“滞销”。这使得原本就已在中国市场上捉襟见肘的俄罗斯文学更加举步维艰，难以形成市场竞争力。

（二）经济条件恶化致使俄罗斯文学创作出现“短路”

影响俄罗斯文学传播发展的另一个“内在原因”是其文学创作本身出现了“短路”。苏联解体，国家经历天翻地覆的巨变，俄罗斯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受到剧烈冲击和震撼，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创作遭遇严重危机，作品质量逐渐下滑，各种思潮、流派风起云涌，文学总体面貌趋于多元化而难以把握。“国内学者主要分化为自由、传统两派，对本国文学发展走向问题纷争不断。”［6］绝大多数文学家、作家、文化工作者不仅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地位，甚至连“基本”的生存环境也被破坏，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新贫民”生活。为此，他们中间许多人或“流亡海外”，或“弃笔从商”。还有一些人为了“糊口”放弃了“崇高”的“创作理想”，改变创作风格和理念，迎合“市场需求”，转而创作“通俗”文化“商品”。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大变革中，俄罗斯人的处世态度和审美趣味也发生变化。传统的、以社会现实主义为主流的“高尚文学”逐渐被“市场”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低品位的、娱乐大众的、刺激感官的通俗读物和影视产品。这些“通俗文化”产品大多缺少憧憬、精神力和使命感，“文化含金量”不高，但在当时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它们却能够以其“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低廉”的创作成本和“变通”的销售渠道占据市场，满足大众需求。然而，这些所谓的“通俗”作品显然无法与国际市场上的西方文学相抗衡。久而久之，俄罗斯文学逐渐丧失了过去的优良传统，整体创作水平不断下滑，优秀文学作品出现“断层”。源头断了，我国便无从引进，俄文学只能在我国市场上啃苏联时期的“老本”，自然导致其市场竞争力大打折扣。

三、经济条件的改善使得国民的价值观念发生转变，俄罗斯文学不再适应市场需求

随着国家经济的稳步发展、文化的市场化导向及人民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普遍提高，国民在精神领域的需求也不断增长。新形势下的人们逐渐抛弃了那种理想主义主导的“纯洁”、“崇高”的生活观念，文学艺术的神圣化和现实生活的世俗化之间的界限已不复存在，过去理想的、空泛的、虚无的艺术追求逐渐朝着贴近生活的、平民大众的、具体实际的方向转变。“‘本我的快乐’逐渐取代了‘超我’的理想原则处于首要地位，过去那种奉献光荣、享乐羞耻的价值观正逐渐发生改变，‘富裕光荣’、‘享受无罪’的逻辑如今大行其道。文学的教化功能在逐步丧失，消遣娱乐功能在逐步加强。”［7］

这一价值观的转变对文学传播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市场需求方面，即“世俗化”的消费倾向日益加剧。过去那种以理想主义制约的“革命的”、“火热的”生活为主题，宣扬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追求崇高远大理想、美好宏大事物和朴素坚贞的爱情，歌颂共产主义理想的“严肃文学”已不再那么受人欢迎。取而代之的是以西方文学为代表的一些简短易读、轻松幽默、娱乐消遣、贴近生活的“通俗文学”读物，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简洁直观、浅显易懂的“快餐文学”。随着经济的发展，国人生活节奏明显加快。长期处在繁忙工作中的人们可以用来读书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少，那些长篇大论、思想复杂、文字艰深、教义深刻的读物（如俄罗斯文学）越来越遭受冷遇，而一些浅显易读、简短轻便的西方快餐文学（如微型小说、诗集、散文小集等）则大受欢迎，成为畅销读物。

第二类是娱乐消遣、轻松幽默的“休闲文学”。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人们的工作强度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压力也明显增大。在完成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或是单调刻板的体力劳动之后，人们无力再面对那些严肃崇高、沉重忧郁、慷慨激进的文字，转而寻求以娱乐消遣为主、轻松而新颖、时尚而幽默、情节曲折又猎奇的文学作品。侦探、科幻、爱情小说之类的“休闲文学”便大受新一代读者的青睐，而“沉闷”、“古板”、“赤色”的俄罗斯文学读物明显与当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不太搭调，被逐渐挤出文学消费市场。

第三类是贴近现实、关注生活的“大众文学”。改革开放后，一种世俗的、务实的社会意识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国家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之上，普通人民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那些远大而空洞的理想，而是将目光转向离自己更近的平凡人的生活，那些以市井文化、平淡无奇的琐事，以个人化、隐私性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受到国人的追捧而广泛流行。因为这些描写“平凡人”日常生活的作品更“接地气”，读者从中更能找到自身的影子。反观那些理想主义的、以歌颂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塑造伟大英雄人物、描写革命峥嵘岁月为题材的俄罗斯文学读物则被读者“打入冷宫”。

可见，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重要转变，市场需求的“指针”逐渐发生偏离。以庄严肃穆、雄伟恢弘、忧郁沉重、感情细腻、思想深刻为特点的俄罗斯文学因其“娱乐性不够”、“太脱离时代”、“过于沉重”、“难以读懂”等种种原因不再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终究没能抵过“大众文化潮流”的冲击，随着老一辈怀有俄苏情愫的文学热爱者的隐退随即“失宠”，步入衰退。对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资深俄语编辑张福生曾坦言，“人文社”对俄罗斯文学的出版活动在90年代完全停滞下来，“自从出了苏联小说《一个外地女郎的自述》之后，整个90年代基本上没有出版过一本苏俄小说”［8］。与之相对的是具备新颖丰富的文学样式、文学观念和文学题材的西方文学，这些鲜亮的“洋物”极大地吸引了中国读者的眼球，俄罗斯文学遭到无情的排挤。据笔者统计，《2009中国图书年鉴》的“年度重点书简介”栏目推出的56部年度重点图书中，仅英美两国的文学作品就多达32部，占57%，足见其强大的影响力。来自西欧其他国家，如西班牙、瑞典、奥地利、德国、法国等国的作品也多达15部，占27%，日本、韩国作品6部，占11%，此外还有3部作品来自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9］，而我们昔日的老朋友俄罗斯文学却无一上榜，其发展前景着实令人担忧。

四、经济发展推动科技进步，俄罗斯文学难敌欧美日韩等国高科技产品的冲击

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推动科技水平不断进步，网络传媒、计算机和信息化技术突飞猛进，文学传播的手段和样式更加现代化、多样化。除纸质印刷品外，广播、电视、影院、网络等现代化传播方式“异军突起”。诸多高科技元素开始融入到文学当中，衍生出品类繁多的文学新产品。电影、动漫、电视剧风靡全球，以互联网为依托，以手机、电脑、平面播放器等高科技设备为载体的电子文书和网络数码产品迅速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今的观众更愿意通过电视、电脑、影院等直观、生动的形式来欣赏文学，追逐时尚的年轻一代则喜欢手捧平板电脑、触屏手机等更为迅捷、便携、人性化、智能化的高科技产品来进行文学欣赏。

在此大背景下，俄罗斯文学也着手进行文学产品的“变形”。如今，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被拍摄成电影或电视剧搬上荧幕，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回归》、《小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许多俄制“商业大片”更是以高新科技拍摄手段赚取票房，如《第九突击连》、《星星敢死队》、《列宁格勒袭击》、《我们来自未来》、《风暴之门》、《无畏上将高尔察克》、《布列斯特要塞》等，这些文学新产品都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了好评。不过，与风靡全球的好莱坞大片、欧美电视剧、韩国言情剧、日本动漫相比，俄罗斯产品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欧美势力依旧是文化市场的主流，人们只在关注西方文化产品之余才会光顾俄罗斯产品。另外，如今许多俄制影视和网络文学作品在制作技巧和文本翻译水平上都存在“瑕疵”，直接影响了其在多国精品荟萃的文化市场上的竞争力，在与他国产品的竞争中落于下风。

回顾俄罗斯文学在我国传播发展的历史，不免让人感慨万千。念其当年之盛，叹其今日之衰。然而也应该看到，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传播发展从过去的“鼎盛”走到如今的“衰落”，是符合文学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过往的繁荣是“政治管控”下畸形发展的产物，今日的消沉则是健康环境下优胜劣汰的结果，其中“经济杠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俄罗斯文学在今日中国传播发展的规模与影响大不如以前，但国人对俄文学接受和理解的程度却远比“激情燃烧”的革命时期要深入得多，对其评价也客观得多、理性得多。以此而言，他国文学的“衰败”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从中我们可以吸取经验教训，明确一个道理: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绝对不会有强大的文化实力。在今后对外文化宣传和文学推介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顺应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滚滚浪潮，牢牢把握住市场需求这一“经济杠杆”，用心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具备强大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品牌，向世界播撒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中国文学精品走向世界。

［1］谢寿光.中俄出版合作的历史、现状与前景［J］.出版发行研究，2008（8）:41－45.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201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下［EB/OL］.［2013－07－11］.http://www.gapp.gov.cn/news/1656/93519.shtml.

［3］杨状振.俄罗斯图书出版发行业的市场化道路［J］.中国图书评论，2009（11）:48－55.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2000—2011年版权统计［EB/OL］.［2013－07－09］.http://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hannels/495.html.

［5］中俄资讯网.俄罗斯图书出版市场同比降8%为646亿卢布［EB/OL］.［2013－07－12］.http://www.chinaru.info/zhongejmyw/shichangshangqing/4339.html.

［6］张捷.如何看待和评价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6）:17－26.

［7］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中华读书报.苏俄文学出版:一个甲子的沉浮兴衰［N/OL］.（2009－08－18）［2013－07－08］.http://www.chinanews. com/cul/news/2009/08－18/1824041.shtml.

［9］中国编辑协会.2009中国图书年鉴［M］.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590－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