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俊思，李 冰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欲望叙事与伦理回归：德莱塞叙事伦理的双重特征

车俊思，李 冰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综观德莱塞近半个世纪的小说创作，德莱塞对人性及生命意义的观点与他的机械论创作思想产生矛盾，并由此形成了德莱塞小说独特的叙事伦理：道德叙事与欲望叙事互为关照的双重叙事特征。德莱塞的道德叙事与欲望叙事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其小说的内在张力。作为一个有主体性和伦理意识的艺术家，德莱塞追求人生信仰和道德完善的人文精神是其借助小说创作这种艺术形式表达道德主题的内在动因。德莱塞创作观与道德观的多重矛盾及叙事伦理的双重特征，展示了德莱塞书写真实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

德莱塞；叙事伦理；欲望；伦理价值；道德

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经典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作为美国作家中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1930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高度评价德莱塞的文学成就，认为正是德莱塞的开拓精神使美国小说从维多利亚时代豪威尔斯那种谨小慎微、温文尔雅的风格转到了开诚坦白、直言无畏、充满生活激情的风格。虽然美国文学界对德莱塞到底是一位自然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争议众说纷纭且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即便是对他描写的题材毫不掩饰的社会批判倾向有过微词的某些西方批评家，也强调他是第一个掌握了美国本土气息的小说家。

德莱塞把自己的创作思想归于对现实的“机械论”观点[1]。这一创作观抛开道德，否认追求的意义，对生活宿命悲观。作为一个机械论者，德莱塞将现代美国工业社会视为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一切幻想都是荒谬的，一切道德标准也都是不必要的，唯有生存本身才是最终的目的。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德莱塞的艺术创作中，他同时也为读者展示出另外一幅画面：他作品中的人物远不是他的个体机械论所派定的一个个机械的原子组合，他笔下的人物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复杂丰富得多。以《嘉莉妹妹》为例，作为德莱塞在小说中的代言人，艾姆斯对生活意义的观点及其对嘉莉妹妹精神启迪的情节描述在客观上解构了德莱塞意欲向读者阐述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尤为重要的是，纵观德莱塞的小说创作，这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开端：在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中，都出现了类似的对自己创作哲学的“解构”现象，令我们洞察到他真实的伦理思想与精神线索，也因此对他的整体创作与叙事脉络有了更进一步的整体把握。

本文立足美国现代化转型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从道德哲学所关照的基本核心问题如人性、人的价值及决定道德理想的主要标准等几个维度重新解读德莱塞的小说创作，阐明作家借助小说创作这种艺术形式表达道德主题的叙事意图，探讨德莱塞的创作哲学与作家的道德情感、道德理想与艺术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借以全面、准确地把握德莱塞小说独特的伦理内涵。同时，从德莱塞整体创作的宏观视域，探析德莱塞的创作哲学与已内化为作家思想意识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德莱塞小说叙事伦理的整体脉络：在作家道德理想审视中的欲望叙事，即道德叙事与欲望叙事的双重叙事特征，阐明德莱塞的道德叙事与欲望叙事的矛盾冲突构成德莱塞小说的内在张力，指出作为一个有主体性和伦理意识的艺术家，德莱塞追求人生信仰和道德完善的人文精神是其借助小说创作这种艺术形式表达道德主题的内在动因。

一、人生的意义与目的

道德哲学主要探讨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生活态度，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等问题。其中，“仁爱”、“知识”、“智慧”等被道德价值论视为最高境界；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是决定道德理想的主要标准。从道德哲学的这一视域来看，德莱塞作品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真实描绘了一幅崇尚消费享乐的拜金主义社会图景，尤为重要的是，德莱塞笔下人物对生活美的敏感、对生存意义的追问也使得德莱塞在转型期社会大众的价值裂变中将人类社会的价值判断与信仰判断升华至对博爱、知识与美等人类最高价值的追求。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德莱塞的这一前瞻性价值探寻在现代话语中得到了理论上的阐释。

首先，德莱塞意欲借助艺术创作演绎与证明他的机械论哲学思想，如他在《四十游子》(1913年)中写到：除了由于预先决定的本能起作用外，他无法选择自己的爱好，他指控造化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不公平、不公正的，他一直这样指控它，也将永远这样指控它[2]32。但另一方面，尽管德莱塞的机械论哲学不允许他承认生活的意义与目的，但作为艺术家的德莱塞还是在他对社会和道德的富于戏剧性的描写中展示出生活是存在目的与意义的。自德莱塞第一部小说《嘉莉妹妹》始，德莱塞对生活的活力与重要性的信仰一直活跃在他的小说世界中，他对人类命运的痛苦思索贯穿于他笔下人物对生命意义的不尽探寻。

在《嘉莉妹妹》中，人物艾姆斯虽然只是偶尔出现，但无疑他是作家力图塑造的“完美男人”形象，也是德莱塞在小说中的理性代言人。有学者认为艾姆斯的“完美男人”形象不够丰满[3]，然而，作家还是借由艾姆斯传达出他对人生意义的拷问：“一个人非得有钱才能幸福吗？”以及对挥霍性消费的批判性思考：“我认为像这样一掷千金是可耻的。”此外，艾姆斯对嘉莉未来人生之路的启迪也体现了德莱塞对人生价值的探寻：“要为多数人服务；要心胸宽大。”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强调要为社会利益、为多数人利益着想的价值取向及对人物命运归宿的定位反复跳跃在德莱塞的小说创作中：为了个人利益可以对他人不择手段的柯帕乌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竟然还念念不忘他很早以前在心中萌生的计划：建立一所专为穷人治病的医院。他不仅把这一心愿写到了遗嘱中，还为此向他的妻子做了交代。同时，他在遗嘱中也留出充足的款项作为经费，让他的妻子把他的艺术画廊好好加以保存，以作为对外开放的美术馆。同样，“为多数人利益着想”的价值取向在银行家苏伦·巴恩斯的价值困惑与追求中也体现出来。苏伦对银行董事不公正的贷款行为没有予以直接的揭露，而是再三考虑一切可能矫正银行不正当运作状况的最佳方式，以维护银行的信誉，确保成千上万的小额存户不丢掉他们的积蓄。在《欲望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禁欲者》中，女主人公白丽尼斯在印度法师对“博爱”的阐释与人生启示中对自己以往的生活追求有了深刻的认识：她的整个一生都是消磨在追求享乐和力求显赫上面，但是她现在认识到，那不过是肤浅而已，“现在她需要一个有社会价值的职业”、“一定要做一些可以满足许多人需要的事情。”经过几年的筹备，白丽尼斯最终用自己的财产创建了柯帕乌医院，以帮助那些困苦而又无人照料的孩子。

纵观德莱塞的小说创作，其笔下人物的命运归宿与人生理想具有一种类似的价值取向，即强调个人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的义务。德莱塞的这一价值判断超越了时代的脚步：观照20世纪以来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西方的嬗变，我们发现，个人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原则占据了现代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重心，“个体与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及公共利益的融合成为了它们共有的理论倾向。”[4]显然，德莱塞的价值探寻与西方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内涵一脉相承。

如上所述，作为一个有伦理意识的艺术家，德莱塞在试图艺术地演绎现实人生悲剧本质的同时，他已无意识地分裂为具有两种身份的叙述者，一个是阐发哲理的评论家，他执着地向读者展现他所描绘的图画毫无意义，他丛林中的人物毫无目的；另一个是真诚的艺术家，他高尚地反驳了那些成功的物质主义者，并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因此，尽管德莱塞的哲学思想时有矛盾，但其作品的整体基调却反复跳跃着人物对自身人生体验的哲学性与道德性反思的声音：尽管苏伦·巴恩斯无法阻挡“家”的败落，不得不品尝失去亲人的痛苦，但对大自然创造的奇迹，他依然满怀着一种宗教上的虔诚与奇异的感觉：“显然，在这种种形态后面，在这生命的美与悲剧后面，一定有一个‘创造的神力’，有一个目的在。”同样，尤金·威特拉的经历与思想活动也展示了德莱塞个人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的矛盾：身临纽约奢侈豪华的都市生活中，威特拉满怀激情地渴望：纽约的财富应该有他的一份，然而，当他从哲学层面来思索人的价值时，他却得出结论：“自己算不了一个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贝壳、是一种声音、是一片叶子，根本就没有什么一般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当女儿出世后，一直讨厌家庭束缚的威特拉却将自己主要的兴趣与慰藉点聚焦到艺术创作和传统家庭的满足与安逸之中：“要是他与小安琪拉渐渐能够互相完全了解，她不太早结婚，那么他就可以拿她作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美满的家庭。也许，她的丈夫不会反对跟他住在一块儿。”在这里，威特拉的女儿小安琪拉在故事中具有一种象征作用，而威特拉回归到曾经醉心的艺术创作显示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德莱塞最终战胜了物质主义的德莱塞。《美国的悲剧》具有同样的意义，如欧文·豪的评价：“克莱德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与命运都是很可怜的，可是到最后我们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悲剧》并不是想说服我们相信人生一定是没有价值与美的。”[2]151对于珍妮来说，在经历了恋人与女儿相继离开等一系列打击后，她依然认为大自然是如此完美，“即便有时候生活看上去残酷无情，但是其中蕴含的瑰丽却永驻不衰。”这里，德莱塞对珍妮富于诗意的心灵描写再一次远离了宿命论思想：“每一个声音、每一声叹息都会因其中的美丽而令她心驰神往。”显然，珍妮为自然之美所感动的心灵已“将精神从肉体中解放出来”[5]。就这个意义而言，《珍妮姑娘》前可承《嘉莉妹妹》，后可继《堡垒》与《禁欲者》，德莱塞自身的物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斗争在他塑造的一系列人物身上体现出来。

综合而言，德莱塞一生的创作贯穿了作家对人生意义深沉的思索与追寻，他描写人们对财富、对权势、对女性或对艺术美的欲望，思考人们思想行为的内在动力，尤为重要的是，德莱塞笔下人物在人生探索方面带给了读者形而上的理性思考。

二、“丛林人物”的美好人性

人性问题不仅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伦理道德哲学的首要问题。纵观德莱塞的第一部小说《嘉莉妹妹》至最后一部《欲望三部曲》的创作，不难发现，德莱塞笔下人物复杂的人性中并不缺少同情与善良的天性。

《堡垒》中的苏伦·巴恩斯与其他市侩实用的董事不同，他对那些经营不善、穷困而老实的商人总是满怀同情，不惜花费时间与精力为他们提供某种帮助：“这些有雄心、有梦想，可是总无法使收支相抵的人，是苏伦所非常同情的。”同样，下层社会做苦工的人们以及无家可归的人们也常常引发嘉莉的伤感。珍妮对家人的关爱、理解与责任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父亲临终前与珍妮及女儿维思塔度过的几年快乐时光对于一个有些怪癖的老人来说是宝贵的。

在《天才》中，尤金·威特拉对分娩后身体极度虚弱的妻子的理解与愧疚之情在德莱塞的笔下被描写为威特拉内心真挚情感的表达。类似的经历在柯帕乌与艾琳的关系中也是不断上演：柯帕乌对艾琳的感情背叛没有怨恨之心，只是对自己无法约束的性情、喜欢自由冲动而造成的必然结果感到悲哀和无助。

在《美国的悲剧》中，德莱塞成功地让我们把握到克莱德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冷血丛林人物，更不是一个惨无人道的罪犯，相反，他使我们认识到，克莱德对罗伯达最初的爱、同情与理解等情感如何逐渐演变为视罗伯达为一种累赘的厌恶。在这部小说中，德莱塞强烈的人道主义感情溢于言表：“那些敏感的并不停追求的个人，在他们与自然进行的可怜的斗争中，怀着巨大的迫切的愿望，但只有很可怜的资质与才能。”[2]151

德莱塞笔下众多富于情感的男男女女都背离了丛林人物的原始特征，这是德莱塞的另一个矛盾：在你死我活的丛林世界里，本应冷血的、没有理性的丛林人物却富于柔情与怜悯、内疚与醒悟。毫无疑问，这是艺术家人道主义气质的自然流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作为进化论者的德莱塞最终向艺术家德莱塞做了让步，因为艺术家德莱塞还是在生活中发现了人性的善良与美好的一面。

三、“丛林人物”的道德感

如上所述，德莱塞接受了机械论的观点，用它来代替传统的个人和道德责任观点。虽然德莱塞的这一哲学观念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艺术视野，但另一方面，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他还是找到了道德，他的人物还是富于同情心、勇气与理想，他笔下的社会还是受着其内部道德力量的制约与调节。从他的第一部小说开始，矛盾的德莱塞一方面宣称生活总是大于它的任何礼法与准则，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对传统的道德责任观点颇为肯定。在德莱塞的笔下，莱斯特与珍妮的分手主要源于家族及社会道德习俗方面的压力，他对珍妮的愧疚之情一直在困扰着他：“虽然他与珍妮没有法律上的盟誓，在道德上却亏欠她太多，他还应该与别人结婚吗？”同样，由于嘉莉具有道德感，所以她一直渴望通过与德鲁埃及赫斯特伍德的合法婚姻来改变自己不合常理的“妻子身份”；在《天才》中，尽管威特拉在苏珊的眼中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的人，可他还是由于自己身为有妇之夫却执意于与苏珊的爱情而失去了年薪丰厚的工作，失去了已获得的社会地位。当尤金·威特拉想到再没有出版社雇佣他，一切社交活动也就宣告结束时，他也意识到：这一次似乎自己做了一件傻事。

德莱塞伦理道德的声音也一直伴随着《欲望三部曲》的女主人公艾琳的人生轨迹：与有妇之夫的交往与结合不仅使她难以在费城上流社会的社交界驻足，就是在芝加哥，他们也同样受到了上流社会的排斥；她的家人为她的行为而倍感耻辱，对她冷淡疏远，这与珍妮的兄弟姐妹对珍妮的疏远如出一辙，因为珍妮与莱斯特没有一个正式的婚礼，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德莱塞的伦理道德倾向也清晰地回响在艾琳父亲对女儿与柯帕乌的交往所感到的愤怒与痛心之中：“你在想什么，做什么，都别忘了你的生活，别毁了你永生的灵魂，别让我难过。”

《美国的悲剧》中，克莱德工作过的联合俱乐部在德莱塞的叙述中不仅具有与“豪华”、“奢侈”、“上流社会”等字眼相联系的所指功能，同时，它也具有一种“正义”、“高尚”等道德意义上的能指功能。这个俱乐部来来往往的都是上流社会各界杰出人物，“他们正直无私，而又以自我为本位。”激起克莱德好奇和敬畏心理的是，在其他大酒店屡见不鲜的那种性的因素在这里连一丝儿影子都没有。“女人一概不许进入俱乐部。各种各样的著名人物照例是独自一人来来往往，而且显得精力饱满而又沉默寡言。”接着，德莱塞评论道：这些性格特征正是成就特别卓越的人所固有的。无疑，曾经住在这里的克莱德的叔叔塞缪尔·格里菲思就属于这样一个高贵社会阶层中的一员。耐人寻味的是，克莱德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在这个机构及来这里的各种人物的影响下，“也渐渐具有了一种地地道道的绅士风度了。只要他置身于俱乐部范围之内，他就觉得跟自己的过去相比，如今已是判若两人了——更能克制自己，更加讲究实际，也不再那么罗曼蒂克了。”

类似的叙述声音显示了德莱塞道德意识的双重性：尽管作为一个机械论者，他认为一切道德标准都是不必要的，但德莱塞潜在的道德倾向没有让他完全否定伦理道德在社会中的制约力量，这些制约力量既控制着弱者，也控制着强者：“违反社会习俗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的。”在他的笔下，责任、义务、正直、忠诚等等因素在构成社会的作用上同强者的意愿与弱者的屈服一样重要。

四、结 语

综观德莱塞小说的艺术创作，作家对生命意义的观点与对人性的艺术展示与他的机械论创作哲学产生悖论，表现出德莱塞矛盾与分裂的自我：首先，德莱塞既是一位斯宾塞主义的机械论拥抱者，同时他又是一个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者；其次，他即认同进化论的社会丛林原则，同时他又具有人文主义气质。在上述两个德莱塞的对抗中，我们洞察到这样一个事实：追求人生信仰和道德完善的人文精神是艺术家德莱塞的价值理想——对生命意义深沉的探寻及善良与富于同情的天性是作家借助小说创作这种艺术形式表达道德主题的内在动因，由此形成了德莱塞小说独特的叙事伦理：道德叙事与欲望叙事的双重叙事特征。德莱塞小说的内在张力就处在其道德叙事与欲望叙事的矛盾冲突这一抗争的两极之间。

德莱塞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因素，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转型期的美国社会时代跳动的脉搏。

首先，德莱塞最初受到的家庭教育让他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类标准的美国道德观念深信不疑，然而，伴随着美国工业化迅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德莱塞，他所看到和所经历的生活与他所接受的道德教育发生了断裂：在转型期的美国社会中，宗教的根开始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6]138。传统清教主义的价值观被崇尚机遇、享受物质生活等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取代。德莱塞父亲对宗教的虔诚、母亲的善良与温厚并没有改变他们一家屡遭不幸的悲惨命运，相反，德莱塞发现，虚装门面却能给人带来好处。

此外，德莱塞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他的那个世界具有鲜明美好的意义，但是德莱塞家庭的日益贫困、受人歧视、颠沛流离以及他十几岁就被迫四处谋生的人生经验告诉他，这个世界否认上述意义，并且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意义。转型期的美国社会，工业革命整个地改变着社会的面貌，破产和失业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人的地位遭到排挤，精神失落感浓厚，家庭屡遭不幸的德莱塞切身感到在命运摆布面前人的无能为力。他对现实的不解与困惑以及他最初接受的、已内化在思想深处的道德意识与人生信仰促使他无法不去思考、不去探究自己所处的世界，并企图对它作出解释。在广泛的阅读中，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哲学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幸运的是，德莱塞艰难坎坷的生活经历及所从事的新闻工作经验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冷嘲热讽的人，而是使他成为一位提出问题的人，一位探索者。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德莱塞也听从一种召唤：“他感到非做不可的不过是‘描绘’他所经历的美国，告诉人们他对他所经历的生活的感受以及指出种种使人迷惑不解、充满矛盾、不被承认的真实情况。”[2]28可以理解的是，作为一个热诚的、执着的美国社会的探索者开始艺术创作的德莱塞试图以他不成熟的“机械论”哲学来解释令他困惑的、赤裸裸的现实世界，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没有失去道德理想与主体性的艺术家，德莱塞在书写他的丛林世界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将他对“物欲”社会的迷惑、不解连同对弱者的怜悯与同情、对人生价值的追寻，即绝望与希冀、幻想与直觉、迷茫与恐惧、怜悯与内疚全部如实地囊括进他的艺术海洋之中，他创作观与道德观的多重矛盾也由此而生，作品中的“悖论”现象不可避免。值得关注的是，德莱塞创作观与道德观的多重矛盾及叙事伦理的双重特征正体现了德莱塞书写真实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展示出他追求人生信仰和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想。

[1] 虞建华. 20部美国小说名著评析[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150.

[2] John Lydenberg.Dreiser:ACollectionofCriticalEssays[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Inc. Englewood Cliffs，1971.

[3] Hussman，Jr，Lawrence E.DreiserandHisFiction:ATwentieth-CenturyQuest[M].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1983：39.

[4] 车俊思. 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论德莱塞笔下“美国梦”的嬗变[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21.

[5] Lehan Richard.TheodoreDreiser-HisWorldandHisNovels[M]. Carbondale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9：86.

[6]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责任编辑：张树武]

Desire Narrative and Ethical Return：On the Double Characteristic of the Narrative Ethics in Dreiser’s Novels

CHE Jun-si，LI B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Dreiser’s views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conflict with his mechanistic creation，thus forming the unique narrative ethics in his novels: the doubl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 of moral narrative and desire narrativ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above two constitutes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Dreiser’s novels. As an artist with subjectivity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Dreiser’s expressing the moral theme in his novels lies in his pursuing the faith in life and humanism of moral perfection. The multiple contradictions in Desire’s creation views，moral outlooks as well as his doubl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 reflects the spirit of realism of his writing a real life.

Dreiser；Narrative Ethics；Desire；Ethical Values；Morality

2014-07-29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B42)。

车俊思(1968-)，女，吉林辽源人，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副教授；李冰(1978-)，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

I106

A

1001-6201(2014)06-01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