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静，商 亮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盖斯凯尔夫人长篇小说文学伦理学解读

夏文静，商 亮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可谓以小说的道德功能警世喻人的佼佼者。因此，将盖斯凯尔夫人的三篇代表作置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内，以阶级伦理和全民伦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切入点，可以更好地理解盖斯凯尔夫人在创作中不仅再现不同阶级奉行的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呼吁社会中的各个阶级摆脱各自的阶级立场带来的影响，在基督教倡导的爱与宽容美德的指引下，通过伦理和解和伦理越位，使整个社会实现从奉行阶级伦理过渡到遵循全民伦理转变的伦理诉求。

盖斯凯尔夫人；阶级伦理；全民伦理

19世纪的英国，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以对伦理道德标准的强调著称，相应的，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也多以道德教化为重，指导读者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努力将社会的发展导向良性的循环。盖斯凯尔夫人是这一类作家中的佼佼者，在她笔下的作品中，伦理道德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她的三部代表性小说作品，即社会问题小说《玛丽·巴顿》、小镇生活小说《克兰福镇》和历史小说《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中，盖斯凯尔夫人不仅再现了不同阶级奉行的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念，也表达了希望社会中的各个阶级摆脱各自的阶级立场带来的影响，在基督教倡导的爱与宽容美德的指引下，通过伦理和解和伦理越位，使整个社会实现从奉行阶级伦理过渡到遵循全民伦理转变的愿望。正如钱青主编的《英国19世纪文学史》对盖斯凯尔夫人做出的评价：“她的作品说教味浓厚，创作目的之一就是想号召社会各阶级都遵行基督教精神，彼此互忍互让互助互爱，从而达到家庭和睦、社会安定。”[1]

一、阶级伦理与全民伦理之间的辩证关系

作为一种独立批评方法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由华中师范大学的聂珍钊教授于2004年首次明确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主要用于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的问题。”[2]可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伦理学在文学领域的应用。因此，一些伦理学范畴内的概念，往往在文学伦理学视域内得到了延伸和应用。阶级伦理与全民伦理正是这样得到了延伸和应用的概念。阶级伦理这一概念特指在阶级社会中，各个不同阶级所奉行的不同的伦理道德标准。伦理规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意识形态又归属于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一定的伦理关系及其对道德生活的客观要求，人们具体的社会存在不同也决定人们会有不同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3]，因此处在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往往遵循着不同的伦理规范，而不同伦理规范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正是由人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逐步上升决定了其遵循的伦理道德标准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贵族阶级经济地位日趋没落，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关系的滞后性而言，其奉行的伦理道德尽管同样趋于没落，但对其他的阶级仍然具有一些残余的影响；无产阶级奉行的伦理规范则同这一阶级本身一样，在社会中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

全民伦理则指的是被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它包括了“关于人的优点不依赖于社会出身和财产状况的观点；关于所有人类一律平等的观点，……不能容忍压迫和奴役等等”[4]。在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作品中，她自始至终倡导建立以爱与宽容的宗教思想为核心的全民伦理，希望以此解决维多利亚社会中面临的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尽管这种被全社会共同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的情况下才可能真正建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阶级社会中存在共同道德、全民道德的因素”[5]。

本文对盖斯凯尔夫人作品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正是从阶级伦理与全民伦理之间的辩证关系角度展开的，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遵循着各不相同的阶级伦理，但彼此不相同的阶级伦理之间又存在着全民伦理的因素。正是通过不同阶级之间的伦理和解和伦理越位，才使社会中奉行的伦理标准从阶级伦理转变为全民伦理。

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伦理和解

曾任英国首相的本杰明·狄斯累利在他早年所著的《西比尔》一书中，最早提出过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已分化成贫富差距悬殊的“两个民族”的论断：“两个民族。两者之间没有交流，没有同情；彼此不了解对方的习惯、思想和情感，就好象他们居住在不同的区域，甚至居住在不同的星球上。他们的教养不同，食物不同，风俗不同，甚至所遵循的法律也不同。”[6]

这里所谓的“两个民族”便是当时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人们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因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属性不同，人们的个人利益也就不同，则其所信奉的道德观念也不同”[7]190。在盖斯凯尔夫人以真实性著称的描写劳资冲突的社会问题小说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生活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奉行的两种不同的伦理道德标准都得到了最为真实和生动的再现。

维多利亚时期资产阶级的道德流变曾被总结为四代人的变化过程：“第一代虽然平凡，但是为人正直、爱好音乐，生活幸福快乐；第二代受功利主义影响而成了冷酷无情的吸血鬼，对事业、家庭、儿女专横、残暴；第三代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比上一代更加愚蠢、自满、高傲、虚伪；第四代在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同时积极反思现状，挣扎以摆脱家族的命运。”[7]195

以此为标准衡量，小说《玛丽·巴顿》中的工厂主老卡逊先生是第一代与第二代资产阶级的融合。在白手起家的创业期，他也曾为人正直、勤勤恳恳，一旦功成名就，他便变得冷酷无情。而小说中工厂主的儿子小卡逊，则是典型的第三代的代表，非但没有了前辈创业的美德，反而变得变本加厉的冷酷、自满、虚荣而又虚伪。对于小说中的卡逊父子而言，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对金钱的追求也就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在恋人、手足甚至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再有真情，有的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盖斯凯尔夫人在此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

当以卫斯理教为代表的宗教在资产阶级心目中逐渐丧失了它的神秘性时，在当时的社会中，却有另一部分人对其抱有虔诚的信仰，这部分人便是当时的工人阶级。“卫斯理宗最吸引人民的时候在于，人民对尘世现状的明显绝望，使得他们寻找另外的世界的解决方法”[8]。工人阶级的激进运动几十年来并未取得希望中的成功，工人们的悲惨境遇始终未得到改善，绝望中的工人不得不转向宗教寻求安慰，寄希望于以今生的善行换取来世的救赎。

由于当时的小说家们多出身于中产阶级而缺乏对于工人阶级的了解，他们笔下的工人阶级形象多成为“肮脏、粗野、无知、堕落的代表”[9]。而盖斯凯尔夫人作为牧师妻子的身份使她对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阶级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由于工人阶级所奉行的，是宗教信仰指引下的以利他主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标准，不同于资产阶级可以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他人的卑劣行径，为了同病相怜的朋友，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往往可以付出自己的所有。小说中的约翰·巴顿就是这种伦理道德标准的最好注解。

“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除经济关系以外，其他社会关系也给予道德的形成、发展、变化以深刻的影响”[10]，宗教信仰正是影响伦理道德规范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前文所说，在盖斯凯尔夫人生活和创作的时代，福音主义的宗教信仰对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伦理的形成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接受福音主义时，都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本阶级的立场，但在盖斯凯尔夫人笔下，仍然是基督教信仰中最本质的对于爱与宽容的倡导，起到了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达成伦理和解的作用。

小说中，令水火不容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达成伦理和解的转折点是小卡逊的死。约翰·巴顿受工会委派暗杀了小卡逊，但在他目睹老卡逊丧子的痛苦后，却备受良心的谴责。他发现，“原来穷人和富人，老板和伙计，有了切心的痛苦，完全一模一样象是同胞的弟兄；因为这正是过去若干年前，他为了小汤姆所感到的痛苦。”[11]494这与基督教信仰中，上帝是人类的在天之父，所有人类则是骨肉相连的兄弟姐妹的训诫相一致。

约翰·巴顿作为忏悔的一句“我当时不晓得我做些什么”[11]495也唤醒了老卡逊早年关于宗教的记忆。为找到这句话的出处，他彻夜未眠，通读《圣经》。当他在《路加福音》中重新读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所做的最后祷告，也就意味着他结束了在金钱与欲望中的迷失，重新回归了早年对于宗教的信仰。

在老卡逊“愿上帝怜悯我们这些有罪过的人——赦免我们的罪过，正象我们赦免人家对我们犯的罪一样”[11]503的祈祷中，约翰·巴顿在他的怀中死去，这象征着二人之间伦理和解的达成。正是基于这种伦理和解，老卡逊在晚年“心头最恳切的愿望就是：不要使别人再受到和他同样的痛苦；厂主和工人中间应当有彻底的了解，应当互相信任和爱护”[11]524。在这里，盖斯凯尔夫人将约翰·巴顿和老卡逊之间达成的伦理和解上升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度。

三、贵族阶级的伦理越位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个社会地位经历了巨大变迁的阶级——贵族阶级。“阶级关系最终是一种经济关系，是以物质财富的多少来划分的，因此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减，人的阶级地位也随之变化。”[12]我们可以看到，在维多利亚时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本居于中间地位的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中的主导力量，而长久以来高高在上的贵族阶级则面临着无法挽回的衰败。与盖斯凯尔夫人同时代的穆勒曾对当时贵族的状况做出这样的概括：他们已不再具有“刚强的意志和积极活跃的思想”[13]，虽然明知时代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但仍抱残守缺，固守行将没落的贵族阶级伦理准则。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镇》所描写的，就是居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上，行将没落的贵族女士们的生活。但小说中的克兰福镇是一个女性的乌托邦，尽管面临着贵族阶级濒临瓦解的命运，最终凭借宗教信仰带来的道德优势走出困境。

对于贵族阶级而言，高高在上的等级和尊贵的身份是最令其引以为豪的，因此，对等级和身份的恪守是贵族阶级伦理中重要的一部分。其次，贵族阶级为保持其地位的高贵和血统的纯净，对姓氏和婚配对象的选择也给予了格外的重视。对于世袭贵族来说，身份的世袭制使得姓氏成为衡量其地位高低的一种尺度，“门当户对的婚姻则是维护贵族尊严的一种方式”[14]。

在小说中，盖斯凯尔夫人通过描写孀居的格兰玛男爵夫人对克兰福镇的拜访，表明了对没落贵族奉行伦理规范的戏谑和不以为然。在格兰玛夫人初抵克兰福镇时，镇上的贵族女士们诚惶诚恐，商讨与其见面的服饰礼仪。而格兰玛夫人本人却决定放弃贵族遗孀的头衔，嫁给一介平民霍金斯大夫。这种对贵族身份的亵渎是妯娌贾米逊夫人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她便以与其断绝来往，拒绝参加二人的结婚仪式来表示心中的不满，甚至连登载了他们结婚启事的报纸都拒绝订阅。

除此之外，“一直以来，贵族所代表的绅士理念——出身高贵、温文尔雅、衣食无忧、教养良好等都是另两个阶级向往和模仿的楷模，垄断着意识形态领域”[7]191。因此，在小说中，依靠经商发迹的贝蒂·巴尔格小姐即便在经济上的富裕程度远远超出当地的所谓贵族，依旧模仿当时的贵族在家中举办宴会，并小心翼翼邀请当地贵族参加，努力获得当时没落贵族社交圈的认可。

尽管在故事的开端，克兰福镇的女性作为贵族阶级伦理道德观念的追随者出现，但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她们身上逐步发生了“伦理越位”现象。而具有“伦理越位”特征的代表人物当数玛蒂小姐。由于县镇银行的倒闭，玛蒂丧失了维持日常生活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玛蒂具有的超越自己所在阶级伦理准则的特征使她具有了摆脱贵族阶级注定悲剧命运的能力。当玛蒂失去生活来源后，她并未遵循资产阶级固守阶级身份的准则，而是成为了当时贵族眼中地位低微的商人，经营了一爿卖茶的小店维持生计。

在玛蒂的带动下，她个人的“伦理越位”逐渐演变为女性群体的“伦理越位”。她早年对朋友的关爱和友善令朋友们在她需要时倾囊相助，帮助她支付了房子的租金、买下了必要的日用品；她对女仆的照顾与宽容令玛莎对她不弃不离，愿意始终陪伴照顾她。与此同时，她对姐姐错误的宽容使她自始至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苦难的到来，平静度过艰难的日子，最终得以与弟弟重逢团聚。

四、以爱与宽容为核心的全民伦理

《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最初的构思来源于盖斯凯尔夫人一次到约克郡海滨小镇惠特比的旅行中听到的关于1793年百姓反抗强募队的故事。于是，在小说中，盖斯凯尔夫人将故事的背景设置为英法战争爆发的纷繁动荡的18世纪末。在时代的巨大外力下，小说女主人公西尔维亚被迫做出的决定始终与她本人的初衷背道而驰，这就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这种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与个人意志和命运之间的张力成为使得整个故事波澜壮阔、感人至深。

倘若在文学伦理学视域下对小说进行审视，读者不难看出，盖斯凯尔夫人构思的独特之处在于，小说中的人物“不代表什么”，“既不代表对立阶级，也不代表不同势力，既不代表先进落后，也不代表善恶美丑”，他们“都代表他们自己，都是具有不同的个性、具有不同的人性弱点的普通人。”[15]也就是说，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只是作为悲剧发生的外因存在，真正导致了悲剧发生的内因是人的本性，是“普遍存在的人性中的弱点”[16]，这就令盖斯凯尔夫人倡导的以爱与宽容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标准因其对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的校正作用而具有了全民伦理的普遍意义。

在小说中，海斯特和西尔维亚的遭遇和最终的命运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表现了爱与宽容的重要意义。海斯特具有的爱的美德使得她一生平稳富足；而西尔维亚的缺乏宽容导致她失去了爱她至深的丈夫。宗教信仰的意义在二者行为与命运的对比中得到凸显：海斯特在母亲虔诚宗教信仰的影响下，一心向善，当生命中遭遇挫折时，她便阅读《圣经》，在宗教中获得精神安慰。而西尔维亚从不容置疑的“决不原谅”到“原谅”的转变，其中固然有部分的原因是她逐渐意识到了菲利普的好，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同样是她对宗教的皈依。当生命中所有爱她和她爱的人都离去之后，她在孤独无依时意识到了宗教的力量，让上帝为她指点迷津。盖斯凯尔夫人在此将她倡导的爱与宽容的美德和对宗教虔诚的信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当菲利普在生命尽头与西尔维亚重逢并获得彼此的谅解时，他一再强调：“上帝懂得比我们多，不论你原谅我还是我原谅你，都比不上上帝的原谅精神。”[17]554“假如我能再生一次，我一定先爱我的上帝，其次才爱你，那样我就不会做下对不住你的事。”[17]552-553在故事中，菲利普与西尔维亚由于人性中的弱点而犯错，又借助宗教信仰弥补了道德上的不足而彼此达成的谅解尤为真实和感人。而菲利普在临终前的独白也是盖斯凯尔夫人将基督教信仰中爱与宽容的美德作为她所倡导的全民伦理的核心的最为直接、最为恰当的表达。

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伴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而日益激化，贵族阶级面临的地位江河日下的命运无可更改。此时的社会，表面上看来虽繁荣富足，但实质上冲突和矛盾却在暗流涌动。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从《玛丽·巴顿》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达成的伦理和解，到《克兰福镇》中玛蒂实现伦理越位，摆脱贵族阶级困境，再到《西尔维亚的恋人》对人性中普遍存在弱点的校正，爱与宽容的宗教信仰都是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一环。盖斯凯尔夫人正是希望各个阶级能够摆脱旧有的阶级伦理的束缚，以爱与宽容的宗教信仰为核心，在社会中建立被各个阶级所共同遵循的全民伦理，从而建构和谐社会。

也恰恰是这样皆大欢喜的结局成为盖斯凯尔夫人创作中为众多文学批评家所诟病之处。评论认为盖斯凯尔夫人不过提供了一种改良主义的解决方法，“对于两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描绘了一幅过于简单和理想化的图景”[18]。诚然，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改变伦理原则的方法解决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矛盾毫无疑问是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违背。这看似正吻合了盖斯凯尔夫人本人在小说序言中“不懂政治经济学，或是做买卖的理论”[11]2的说明。但事实上，许多史料表明，盖斯凯尔夫人绝非对政治经济学毫无所知，恰恰相反，她阅读过许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盖斯凯尔夫人的那句声明与其说是表示谦虚，毋宁说是对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的抗拒。”[19]帕齐·斯通曼也曾指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斩断了自己同‘政治经济学’的联系，因为她相信驾驭社会关系的应该是人道的伦理观念，而不应该是盲目的市场力量。”[20]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盖斯凯尔夫人在她笔下的作品中坚定不移地实现着对“全民伦理”的建构。尽管这种观念具有一定局限性，但表现了盖斯凯尔夫人为社会面临的道德危机和信仰缺失的困境寻求解决途径的努力，在当时的社会现实条件下，是值得赞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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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殷企平.在“进步”的车轮下——重读《玛丽·巴顿》[J].外国文学评论，2005(1)：94.

[20] Patsy Stoneman.ElizabethGaskell[M].Sussex：The Harvest Press，1987：68-69.

[责任编辑：张树武]

Ethical Criticism on Mrs.Gaskell’s Novels

XIA Wen-jing，SHANG L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British Victorian female novelist Mrs.Gaskell is an outstanding writer teaching moral lessons in her novels.Reading Mrs.Gaskell’s three representative novels in the field of ethical criticism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ethics and common ethics could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of ethical purpose of her creations.In her creations，she not only displayed different ethic principl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classes，but also demanded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could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 of their social position，under the guidance of moral virtues of love and tolerance，through ethical reconciliation and ethical transgression，in order to enable the whole society to transform from following class ethics to following common ethics.

Mrs.Gaskell；Class Ethics；Common Ethics

2014-05-1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项目)(12YJC752022)；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博士扶持项目)(2014BS62)；长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英国19世纪经典女性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

夏文静(1979-)，女，吉林白城人，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商亮(1978-)，男，吉林公主岭人，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

I106

A

1001-6201(2014)05-014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