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方友

赵林

赵林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学习成绩比我好。大概是三年级时，他的父亲就将其转到县城去了。赵林的父亲叫赵文瑄，在县文教局工作，望子成龙，便把赵林转到县城最好的小学去读书。赵林也不负父望，大概是1963年考上了省重点高中。本来是满有希望上大学的，不想刚读了两年高中，“文革”兴起，他就成了“老三届”。因他家是地主成分，后来的推荐上大学自然没他的分，只好回到小镇上当农民。

后来也是因为出身问题，当兵招工以及当民办教师教书都没他的分。赵林家在北街，属第七生产队。我家在东街，所以虽然同在家务农，但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后来听说他与镇西街的一个姑娘结了婚。那姑娘我认得，长得较丑。论条件赵林自然要比她好，也可能是因成分问题不好找对象，才屈尊找下那姑娘的。论说，作为一个老三届高中生，本应该是有所作为的，据说赵林的同学有不少都出息了，而他却一直被“窝”在家里。大概是到了1977年，上头允许考大学时，赵林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当时他已与父母分开另住，走不开不说，又加上我们那地方有一个很坏的教办室主任，硬是不让我们这些已婚青年报考，于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又被错过。这大概就是一个人的命运。

市场初开放那阵子，赵林与人合伙做生意，先是收粮食，后又捣腾青菜，但都不是太景气，不但没赚到大钱，最后还欠银行好几千块钱的贷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几千块钱的贷款可不是个小数目。记得当时我是乡文化站专干，一个月的工资是32块钱。当时人民币很值钱，几毛钱就可以买一斤猪肉或羊肉。若换别人，几千元的贷款会像巨石一般压在头上精神不起来。可赵林不在乎，该吃吃该喝喝。他像是分析透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又托人贷了几千元，并用这几千元去贿赂县农行的头头儿。因为县农行的行长是他的同学，贿者大胆，受贿者也放心。那行长对赵林说想贷大款就要上大项目，有了项目我才能审批。那几年上头为活跃市场，放贷款比较松，他一次能贷十几万。

开始，他建了个脱水厂，炸蒜片儿出口。每到大蒜季节，雇一帮人，收大蒜，脱皮，上炕。销路极好，有时供不应求。赵林赚了第一桶金后，按一般人的思维，应该先将贷款还了，再用自己的钱赚钱比较稳妥。可赵林不，他心野，说自己这些年穷怕了，一定要发大财。于是就开始扩大生产。接着，他又贷款建了一个皮革厂。那几年也奇怪，不但大蒜生意好，皮革生意也好。赵林很快就有了小汽车，家中也盖起了三层小楼。除此之外，他也像别的暴发户一样养了个二奶。

人有了钱，出手也大方，为了出一口受压多年的恶气，树立自己的新形象，他还出资在地区市里召开了一次同学会。当年的同学虽然有的已混到了副处或正处，但大多是在家当民办教师。赵林选市里最好的饭店，喝最好的酒，点最好的菜，送最好的礼品，很是炫富了一番。到会的有一位处级同学，在学校里二人就要好，特意提醒他说，在中国，光有钱只是一翼，要想飞得更高，还需要更重要的一翼，那就是政治身份。赵林一听这话，恍然大悟，说我差点被金钱冲昏头脑，下一步就要争取进人大或政协，弄个官帽戴戴。

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他快要当选县人大代表那一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西方借机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赵林的蒜片儿、皮革全被卡在仓库里销不出去，而且一压就是三年之久，最后蒜片儿烂掉，皮革发霉，全赔了不说，又欠下银行贷款上百万。

赵林这一下不但又成了穷光蛋，而且还背上了更沉重的贷款债务。不同的是这一回穷与上些年穷得不一样，因为他毕竟“富”了几年，尽管有慷国家之慨的嫌疑，但那也应该叫本事。尽管厂房被银行抵押，没了汽车跑了二奶，但气质升了上去，连镇上人看他的目光也已不是过去穷时的怜悯和瞧不起，而是变成了同情或惋惜，甚至还夹杂着小小的幸灾乐祸——对富人落魄的那种。

大伙都抬举他，尤其是在北街，每逢谁家来了客人，或是娶媳嫁女，都要请他撑面子。也就是说，他曾经的辉煌仍有余热，就像政治翻了身一样，他在镇人心中的地位已经改变。可是，他的老婆却不接纳他。因为他阔绰时包过二奶，将爱几乎全给了别的女人。而女人们最恨的就是男人爱的转移。赵林老婆不仅不接纳赵林，反而到处说他的坏话，说他为什么垮台，就因为他把钱都花在了女人身上，尤其包的那个二奶，至少搂走有二十几万。对于这些，赵林从不解释。

大概就在那一年，他那个当农行行长的同学被“双规”，纪检会来镇里找赵林核实当初他行贿的数目，他拒不承认。纪检会的人说你那老同学都交待了，你怎么还不承认？赵林说他交待是他的事，我不承认是我的事，纪检会见他态度顽固也没办法，因为当时还没“贿赂罪”一说。事后知情人都夸赵林够朋友，义气。

那时候他有两个同学已混到了厅级，其中一位已当了市委书记。就是当初劝他靠近政治的那位。他正处进副厅的时候是赵林出资为他跑的官，这人当了市委书记之后，一开始还担心赵林揭短，农行行长的事情一过，他方知赵林是个讲义气的人。于是便派人将赵林接到自己的辖区，贷款给他，先让他承包原来的市机械厂，然后宣布破产，以最优惠的价格卖给他。赵林将破旧厂房全部扒掉，在那片地皮上做起了房地产生意，由于地段好，开盘就赚了个大满贯。接着，他又向当书记的同学要了一片别人看不上的地段，刚开发不久，市委市政府就朝那儿搬迁，那片楼盘立刻处在黄金地段，赵林再次赚个大满贯，成了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不但进了市政协，还当选为政协常委，出镜率越来越高。

可是，赵林有一条把握得很准，他不舍原配。尽管他困难时他老婆不接纳他，但他从不讲离婚之事，而是把她和孩子们全搬进了城里。除此之外，他还从不向那个要好的市委书记送一分钱和任何礼品，这样，就得罪了那个老同学，再不向他提供方便。赵林便开始享清福，他说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来个激流勇退，见好就收吧！

大概是五年以后，那当市委书记的老同学被“双规”。纪检会第一个就查赵林，可查来查去，清白之极。后来那人被判刑六年，赵林第一个去监狱探望，对那老同学说：“家里弟妹和侄子的事情由我包管，你好生在这儿等等，事情由我跑！”接着赵林就花钱为其跑了个“保外就医”，等到刑满净身后，赵林送过去一百万，对他说：“花完了说一声！”那同学感动得泪流满面……endprint

不久，年过半百的赵林二次出山，仍搞房地产，市委领导们对他都非常尊重和关照，所到之处，几乎是一路绿灯……

赵平常

赵平常是北街人，家里很穷，解放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土改时被划为雇农。据说当年土改工作队一进镇子，首先就发现了他，本想将他作为依靠对象，发展他参加革命工作，不料最后一深入，方知这赵平常在淮海战役时，曾经参加过担架队，不想刚到永城，就被枪炮声吓得跑了回来，属革命的逃兵。从此，名声大臭，至今连个老婆也没讨到，孑然一人住在北街的破庙里。

而赵平常对此却不在乎，他说自己为善良人，生性胆小，若胆大，早就耐不住穷，去杀人越货当土匪去了。战场上到处是血到处是死人，翻开一看又多是大小伙子，自己就受不了。托生一回人不容易，就这么死了，太亏。战火一开，子弹又没长眼睛，也分不清好人坏人，到时候怕救不了别人自己就完蛋了。他还说什么叫枪林弹雨什么叫血流成河，没上过战场的人压根就不能理解。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又不是兵，为啥叫我逃兵？当然了，逃兵名声虽不好，但总算活着回来了。不信你们问问三娃儿他娘，她肯定赞成我的话。

三娃儿也是镇上人，1949年与赵平常一同去淮海大战抬担架，被炮弹炸死了。三娃娘哭得死去活来，上头给她挂烈属牌子她都不让，说是看见那牌子就想起了儿子，心里难受。

赵平常也为此变成了不平常，成了小镇上的名人。

赵平常自己虽然对逃跑一事多次自圆其说，但在人们心目中却把他列入了另类，几乎同汉奸、叛徒一样被小镇人钉在了耻辱柱上。到了新社会，无论你是官是民，如果“政治”上站不住脚，你的一生就算完了。这个“政治”有形也无形，党员、积极分子、出身红五类是有形；如果常给政策对着干，说落后话，虽没判刑或戴上坏分子帽子，但在人们心目中却被划了出去。这种“无形”更可怕。

一般遇到这种情形，多有两个极端。一是发奋图强，重新做人，或做生意发财，或搞科研成功。二是一蹶不振，从此颓废，破罐子破摔，过一天少两晌，直到进坟墓。赵平常没文化，又生性胆小，自然就沦落到了第二类。

本来，土改分得了土地后，赵平常也一度想当一个好农民，将自己的两亩地种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娶个老婆，奔上小康，今生今世就行了。那几年，他早起晚睡，得空儿就到处拾粪。他坚信“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道理，所以一心想把地养肥，争取多打粮。那几年，他真有了余粮，还盖了两间草房，也有媒婆开始给他张罗婚事了。不料他手中一有粮，底气足了，在婚姻上也开始挑三拣四。女方呢，开初也很热络，不过一听说他当过逃兵，就觉得有损自己的形象，找了他像掉价处理似的，结果，嗤鼻而去。就这样一来二去，都没成。转眼就到了1957年，全国成立人民公社，土地归公，赵平常费心巴力养肥的几亩田一夜间进入了共产主义。他像做了噩梦，醒来之后，已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

当初单干时，个人政治面貌还不是太明显，可一入大集体，有政治问题的人就显得灰头灰脸无地位了。尤其是一有运动来临，更是狼狈。赵平常常常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被掂来斗去，弄得人不人鬼不鬼。这一下，他算彻底伤了心，再没了进取心，开始破罐子破摔。队上分的粮食不够吃，他就偷。麦熟偷麦，秋熟偷秋。被民兵抓住了，游街挨斗什么的他全不在乎，得过且过，扛着脸皮混日月。

这样一直混到1980年，土地包产到户，他又分到了二亩田。只可惜他已年过半百，身体也垮了下去，无力耕种了。那时候，右派也摘了帽子，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也都平反昭雪了，而唯有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没有大的变化。他此时才感到自己这一生活得很失败，没讨到老婆，也没有后代，没有发财，更没捞到什么官职。如果自己当年不逃跑，说不准还能混上个国家人员。当然，如果不逃跑，说不准也像三娃儿一样死在战场上了。可自己活了下来，活得怎么样呢？仔细想想，唉，真是生不如死呀！

让人很难琢磨的是，赵平常一生不在乎名誉，现在老了却在乎了起来，而且很强烈，有时竟达到了夜不能寐的程度。为给自己恢复名誉和形象，他最后决定无论如何要勇敢一回，让人看看，他赵平常虽然害怕上战场，但还没有孬种到底。

机会说来就来了。有一天，东街有一户失了大火，屋里还有个老太太没出来。赵平常闻知，一头扎进火海去救人。可当他背着老太太刚到门口，房梁倒塌，他推出老太太，自己葬身在了火海里。

众人压根儿没想到救人的英雄是赵平常，等确认后，大伙你望我我望你，许久才有人说：我们终于把胆小鬼改造好了！

赵老邪

赵老邪是外号，真名叫赵文成，叫他老邪是因为他的左眼有点儿斜视，而且是朝里斜，斗鸡眼似的，给人的感觉很滑稽。很早的时候，赵老邪是个卖鸟人，先是在开封城，后来又到皖地界首，再后来还去过郑州。土改那年，城市清理户口，他才回到小镇里。

记得赵老邪在镇东北街住，离古寨墙很近，两间草房，门前是一片菜地，种的是一些常见菜。他的老伴是界首人，据说曾是一名妓女，界首解放那年让妓女从良的时候，她已人老珠黄，又不能生育，城里人都不愿要她。当时赵老邪已年近半百老光棍一条，自然不嫌弃，便把她领了回来。赵老邪的老伴儿姓吉，名字很“城市”，叫吉素素。我们都喊她素素婶儿。素素婶儿虽然人老珠黄，但从她的五官中还能隐约看出年轻时的风采，尤其是她笑的时候，洁白的牙齿一下能把满脸照亮，双目微含一种青春时的羞涩，让她的同龄人黯然失色。

赵老邪不但会养鸟，而且很会驯鸟。他有一肚子鸟经，常给我讲旧社会的鸟市。他说鸟市多在城边的小树林里，为的是便于将鸟笼悬在树枝上。卖鸟的人并不像其他商业小贩那样大声吆喝叫卖，而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全靠买家自己看。是内行，往往不忙问价，而是先端详鸟的货色，看中之后，再讨价还价。开口先问价格的大都是外行，也买不到什么好鸟，多买相思鸟、竹叶青、黄莺之类。为的是好养，只要不断水，三五天还不朝食罐儿里放小米也饿不死。内行买鸟就讲究多了，他们多是先看产地，比如鹦鹉，讲究山东青岛产；画眉讲究四川产；百灵讲究张家口产。不是正宗产地者，价格要便宜。其次看毛色、体态、长相，相对象似的，有的还要听鸣声。endprint

赵老邪说他年轻时为逮好鸟跑山东去四川，就坐在山里逮鸟，逮到后，还要驯一段时间，等驯成了，再上市。喂鸟也有讲究，鸟食多是小米、粟子、玉米面。对听叫的鸟，除去素食外，还必须喂点活食儿，如玉米虫、小蜘蛛、蚂蚱等，这样叫起来才能膛音洪亮。

鸟市不但买卖鸟，也可以换鸟：如用 “芙蓉”换“珍珠”，用白鹦鹉换“虎皮鹦鹉”，各取所需。鸟市上最热闹的地方是斗鸟场。斗鸟多是让鸟比叫，几只鸟笼朝树上一挂，把笼布一揭，让鸟儿开口比试，最后，总有一只以洪亮的嗓门、优美多变的声音取胜，其余的渐渐败下阵来，耷拉着翅膀，逐渐哑了口。这时，观鸟者便同时喝彩，得胜的鸟家满面放光，鸟价也骤然上升。

赵老邪说他最喜欢听鸟叫，所以常去张家口贩百灵。他说百灵鸟是一种好胜心极强的鸟，每驯成一只，到鸟市与人斗鸟，往往胜利，卖个不菲的价格。

从外地回来，赵老邪仍不忘养鸟。只是乡下人养鸟的人很少，就是有也不会掏钱买，所以赵老邪此时养鸟已纯属爱好。他家的小院里长有几棵柳树，树枝上挂着十几个鸟笼，有百灵也有画眉，每天早晨叫声一片，悦耳动听，让人心静。吉素素也喜欢鸟，她说自己没孩子，鸟儿就是自己的孩子。鸟笼挂在当院儿里，除去猫外，还要防鹰。鹰很狡猾，常常会从高空俯冲下来，直袭笼中鸟。如果鸟不动，待在笼子中间，稳稳地栖在横杠中间，外面的鸟嘴巴再长也奈何它不得。但往往这种时候笼中鸟会惊慌失措，乱扑腾，便给外敌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不小心，就会被老鹰猛啄一口，命丧九泉，最后成为外鸟的美食。素素婶儿为防老鹰，还在院里扎了一个稻草人，戴着草帽，斜插一杆木枪。每听到叫声有异，她会急促地从屋内跑出，边跑边呼喊，惊叫声能传几重院。

素素婶儿不但嗓门儿亮，还会弹琵琶。据说她是从小就被卖进青楼的，老板娘为让她成为摇钱树，专请师傅教给她技艺，能弹能唱，还略识文墨。现在上了岁数，嗓音能喊不能唱了，但琵琶还能弹上几曲。每到傍晚时分，百鸟归巢后她就弹几曲，尤其是古曲《春江花月夜》，弹得如泣如诉，能引去许多人静听。

吉素素随丈夫回来的第二年冬天，镇上也开始土改运动，从县里来的工作队里有一个姓廖的，是县中学的音乐教师，听说吉素素弹得一手好琵琶，就想劝她参加土改工作宣传队。当时是个文工团，演出的多是文明戏，比如歌剧《白毛女》、话剧《斗争陈老十》，目的是掀起群众对地主阶级的仇恨，配合土改运动。

当时吉素素才四十几岁，又有些文化，如果能参加文工团，日后还能奔个前程。可令人不解的是，赵老邪不同意，他说工作队让吉素素上台弹琵琶，那不是在揭她的丑吗？她一没上过学，二不是大户小姐，在哪儿学弹的琵琶？不用问，一定是个青楼女！工作队的老廖去做他的工作，说文工团又不是光在这一带演出，去到外地，怎会认得她？再说，只要她参加，马上就要换服装，和我们一样，又有谁会去探讨她的身世？话说到这一步，赵老邪也应该同意了，可他却说，别人喜欢你们这个土改运动，我不喜欢！若不是这个鸟运动，我现在还在城里养鸟卖鸟，好歹也是个城里人；现在可好，我挣扎半生想脱离这片黄土地，好不容易才混进城里，却又被你们给赶了回来！你说说，我咋还有心让我老婆去帮你们歌颂土改！

老廖一听赵老邪如此反动，再不作他的工作，回到队里一汇报，工作队队长正想抓个典型，就派民兵把赵老邪抓了起来。

队长问赵老邪：“听说你反对土改运动？”赵老邪毕竟见过世面，当年卖鸟时练就了一副好嘴巴，一听这话，就知道是自己给廖发牢骚发出了问题，忙辩解道：“我赵某人几代都是穷人，咋能反对共产党斗地主分田地哩！那样我不是傻鸟一个吗？”队长望了他一眼，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让吉素素参加文工团？”赵老邪说：“队长，我这不是为你们好吗？你想，就她那身份，若进了文工团，不是影响不好吗？那不成慰安团啦……”队长听他越说越不上路，急忙拦住说：“别说了！什么话一从你们这些鸟贩子嘴里吐出来就变了味儿！”赵老邪急忙自我作践道：“是是是，口脏，不是什么好鸟！”对这种执迷不悟的老百姓，队长也没什么好办法。教育了一番，“熬”了他大半天，也就放了。

赵老邪被放出来后，却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家中，张口就给吉素素约法三章：一不准再弹琵琶，二不准接触土改工作队，三不准外出看文工团演出。给老婆定了规矩，仍觉得不解气，一肚子无名火无处发泄，就在院子里来来回回地“走柳儿”骂空：“我日他娘！我日他娘！”“骂空”是我们那一带男人常见的发泄手段，也不指骂哪个，只是泛泛地骂一通，泄了心中的无名火就完。那一天赵老邪可能火气太大，直直走了几十遭儿才停下来。不想他刚停息，忽听树上挂的几只八哥同时喊道：“我日他娘！我日他娘！”

这一下，赵老邪傻了。他平时生怕鸟学脏了口，从不敢在鸟前说脏话。不想这一下，几只驯成的八哥全脏了口，他心疼得差点儿哭出来。赶巧这会儿老廖又来了，一进院听到的全是骂声，而且全是仿赵老邪的腔调儿，很是气愤，急忙回到工作队驻地报告，说这赵老邪非但没改正错误，竟还变本加厉地教鸟儿骂人！对这种人，再也不要手软了，还要抓！队长听了沉默一时，说：“那只脏鸟又没指名道姓骂你，你何必拿屎盆子朝自己头上扣呢？”老廖冷静下来一想也是，笑道：“是呀，有拾钱拾银子的，哪有拾骂的呢？”

赵老邪因鸟惹祸，很是害怕，怕民兵来抓，老廖刚走他就逃了。

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赵老邪竟从此杳无音信。

吉素素一直等着赵老邪，每天傍晚时分，她就坐在小院里抱着琵琶弹曲子，如泣如诉地一直弹到夜深人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