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兆国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芜湖241001）

近百年来，中国遭受了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抗战时期的救亡图存，还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激流勇进，都需要一种最为基本的道德约束，凝聚人心，整齐社会，将民族国家的力量发挥至最大。为此，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道德传统。在面临时代变化的当口，社会的道德传统如何维系传承，进而实现转化与创新，以适应时代变化所提出的挑战，已经成为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共同追求。从冯友兰的 《新理学》，到何怀宏的《新纲常》，其中不仅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忧世情怀，而且也内在蕴含着当代中国道德传统接续与重构的理论自觉。分析地看，这种理论自觉既有对社会道德根基的寻求，也有对道德传统的反思；既有对新道德伦理特点的理性辩证，也有对如何实施新伦理路径的详细考量。

一、寻求作为独立根基的道德

寻求某种道德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其传统由来已久。韩愈在总结儒家道德传承的统绪时就有过直接的表述。他在 《原道》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义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是儒家一直强调的传统，①《礼记·表记》：“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易·系辞》：“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春秋繁露·仁义法》：“《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