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韶军

(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570228)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在人文领域，不同民族、时代、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风貌，但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大致相似的。在探索有关于真、善、美的道路上，前人已经有了许多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抛开前人的积累，就等于从头再去摸索一遍，难免要走弯路。在这个意义上，继承是创新的前提条件。时代环境永远在变，具体的问题层出不穷，人类文化的风格、取向、道路也随之而丰富多彩。接下来，我们将以美学家叶朗先生新出版的《文章选读》为例来讨论有关文风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

20世纪，中国历经了各种“反传统”的思潮，对于历史的质疑远远多于认同。新世纪以来，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却渐渐有了尊重传统、继承传统的风气。在文风方面，这种继承首先就表现在对于经典作品的阅读、学习方面。

一、经典的价值

说到经典，当代的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思想和文史典籍，如《四书》《史记》《资治通鉴》《文选》《红楼梦》等等，如果视野再扩大一些，也包括了其他民族、文化当中流传下来的经典，例如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等文学作品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等等。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史上，经典作品的数量并不多。它们都是经历了时间的筛选、历史的淘洗而留下来的最精粹的文明成果。它们不仅仅回应着人类的普遍问题、关切，而且也造就了人们观察、思考、表述此类问题的方式。

笔者以《文章选读》起首两篇选文为例: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云:“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苏轼的《前赤壁赋》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读这样的文字，我们会生发一种莫名的惆怅感。惆怅的深处是人的有限性与宇宙无限性之间的张力。这种惆怅蕴含了对整个人生的体验和感喟，因而浮荡着一种扣人心弦的诗意和美感，它促使我们转到对于人生、历史、宇宙的思考当中。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反映着中国文化特点的，也是历经时代的变迁而不改易的。今天的中国人仍然能够欣赏，就是因为受到了这种文化遗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多读经典，可以帮助人自觉到自己所受的文化熏陶，也同时能跟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创造力的那部分成果建立起了联系。这对一个人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这个人渐渐生成了一种高等的鉴赏趣味。一个人在经典熏陶下培养了高雅的趣味，如果再幸运地具备了创作的天资，那么就有可能创造出第一流的作品，甚至可能造就这个时代的经典。即便没有创造出什么作品，但对于这个人来说，也可以拥有比身边的其他人更加充实的精神生活，能够更好地享受人生之美。以上就是经典作品对于人和社会的价值。

二、发现切题的经典

经典是时间筛选出的精品，但是，对于理解、学习和传承经典而言，时间本身有时又是一种障碍。最近，有人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调查，评选“最难读的十本书”。让人惊讶的是，作为通俗文学经典的《红楼梦》《水浒传》等竟然都高居前列。尽管我们可以对这个调查的具体结论存有质疑，但这个调查引起的巨大的社会反响和讨论，也说明确有不少人 (尤其是年轻人)对此是有共鸣的。也许事实未必那么夸张，但是经典作品跟普通人之间存在着隔阂，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经典作品的价值无人质疑，但在现实中却不如流行作品那样受欢迎。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说法:“所谓经典，就是人人都知道很重要但谁也不去读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所反映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与当今社会中的读者存在着隔阂。读者不容易接近、理解，也就谈不上去继承和发扬。

上述问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寻找距离较近的经典。所谓“距离”，是时间上的 (如时代)、空间上的 (如地域)，归根结底是生活和思维方式上的 (也就是文化)。据笔者的了解，当今的年轻人对于明清时代的生活和观念是隔膜的，但对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民国时代的风尚却存有着相当的认同态度。新世纪以来，民间文化也开始自发地追寻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老北京的美。这种美，首先是一种优雅的、从容的生活态度，其中还包含着虽处艰难困苦而不堕志向气节的精神。这跟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的情操是相通的，是其可以与古代的经典相通之处。另一方面，民国时代的语体是白话的，呈现的内容也是现代生活的，往更深层看，这些作品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也基本是尊崇个性的，直视人性和人情的，是真诚无伪的。这又是其容易为当代人接受之处。

《文章选读》中收录了一篇胡适追悼徐志摩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我们选录如下: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Brand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

我们的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经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

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他仍旧是他那一团的同情心，一团的爱。我们看他替朋友做事，替团体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真诚、率性、个性、自由的褒掖。提倡率性、真诚，这是古往今来的一贯观念，而提倡个性、自由、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这却是全新的价值观念。胡适的这段话固然是评价徐志摩的，也是他自己心声的表露。我们从胡适的文风当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

就文风来说，现代汉语在初创的阶段，是优美的，是文雅的。当时的经典之作是综合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经典的熏陶而成的精致的艺术。在《文章选读》中，有一些这样的例子。我们看闻一多评《庄子》的一段文字:

“有大智慧的人们都会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像庄子那样热忱的爱慕它。在这里，庄子是从哲学又跨进了一步，到了文学的封域。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

现实究竟不容易抹煞，即使你说现实是幻觉，幻觉的存在也是一种存在。要调解这冲突，起码得承认现实是一种寄寓，或则像李白认定自己是‘天上谪仙人’，现世的生活便成为他的流寓了。‘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仿佛说:那‘无’处便是我们真正的故乡。他苦的是不能忘情于他的故乡。 ‘旧国旧都，望之怅然’，是人情之常。纵使故乡是在时间以前、空间以外的一个缥缈极了的‘无何有之乡’，谁能不追忆，不怅望?何况羁旅中的生活又是那般龌龊、逼仄、孤凄、烦闷?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他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一种客中百无聊赖的情绪完全流露了。他这思念故乡的病意，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并且因为他钟情之处， ‘大有迳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秘，广大无边，几乎令人捉摸不住，所以浪漫的态度中又充满了不可逼视的庄严。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一个诗人。”

叶朗在其后加了这样的按语:“我们现在有些人写学术论文，喜欢皱着眉头，板着脸孔，文字死气沉沉，读者昏昏欲睡。可是你看闻一多的文章，既有哲学的深度，又富有诗的情趣，笔墨歌舞，异彩纷呈。闻先生说，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我们要说，读闻一多先生的文章，同样也是多层的愉快。这是我们向往的境界。”

我们再看宗白华写的“《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我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支道林好鹤，往郯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之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象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近代哲学上所谓‘生命情调’‘宇宙意识’，遂在晋人这超脱的胸襟里萌芽起来 (使这时代容易接受和了解佛教大乘思想)。卫玠初欲过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后来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是从这里脱化出来?而卫玠的一往情深，更令人心恸神伤，寄慨无穷。 (然而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则觉更哲学，更超然，气象更大。)

谢太傅与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人到中年才能深切地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但丁的《神曲》起始于中年的徘徊歧路，是具有深意的。”

这样的文字无论从思想的角度，还是从文风的角度，都是今天的人无法超越的高峰。叶朗先生常在多种不同场合谆谆告诫其学生注意自己的文风，要求学生多读朱光潜、冯友兰、傅雷等诸位前辈学者的文章。此外，先生编选的14类79篇文章中，大多出自我国现当代作者之手，就是为了拉近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今天的人逐渐意识到了创新之难——任何一点突破都是要站在前人成就的最高点上，而我们今天的从事文字创作的人 (包括艺术的和思想的)，还远远没有攀登到我们的前人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曾经达到的高度，因此，对于文风的改善而言，目前的一个紧迫工作就是重新接续上五四以来的前辈学者的积累。先去认识这些切近的人文经典的价值，谦虚地学习它们，才能期待今后的学人可以在坚实的基础上取得突破和创新。

三、更高的期许

二十多年以前，叶朗先生在从事美学与艺术研究的同时，就计划编选这么一本《文章选读》，以开出一种新文风。先生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学语文》教材不应编成文学史读本或文史知识读本，而应重在引导学生写好多种类型的文章。不过，他提出文风问题，实际上还有更深的用意。

据叶朗先生在新闻稿中的自述:“我编这本文选，目的不仅是引导读者去追求写出一手好文章，更在于引导读者拓宽自己的胸襟，涵养自己的气象，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文风问题，趣味问题，不仅是一个文章技巧的问题，更重要是人的胸襟，气象和精神境界的问题。”中国古代早已有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的说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的人品问题。如此这般的人，才会写出如此这般的文章。先生特意多选了几篇五四以来前辈学者的文章，不仅因为这些文章在时代上与我们更为切近，也因为它们透显着一种“笼罩百家的胸襟，光风霁月的气象，高远平和的精神境界。”反复涵咏这类文章，既可使读者远离鄙俗文风，同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在奖学界，人们常纠结于美与善的关系问题。其实，二者并无矛盾，审美之善就体现在美有提升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叶郎先生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途径来提升人们的气象，以臻于尽善尽美的境地，实可谓“老婆心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