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岚 黄川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河南 洛阳 471003)

1.引言

在加拿大相对短暂的文学历史中，女性作家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极具影响力的一位，当属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加拿大英语文学史》的作者威·约·基思(W.H.Keith)曾这样评价门罗:“她作品中的直接性和人性的回响是非常杰出的。她在创作风格上坚持精确的措辞和适当的韵律使她处于她那一代作家的前列。”(基思，2009:238)2009年5月，门罗凭借《逃离》(Runaway，2004)获得第三届布克国际奖时，评委会曾给出这样的评语:“艾丽丝·门罗以她的短篇创作最为著名，但是她在每一个短篇小说中呈现的深度、智慧和精准比得上很多长篇小说家穷极一生的书写。每读门罗，便知生命中未曾想到之事。”①参见凤凰网读书，“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作品集出版”，http://book.ifeng.com/shuxun/detail_2013_11/15/31291066_0.shtml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更是以“艾丽丝·门罗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对其进行评价。毋庸赘言，早已集各大文学奖项于一身的门罗获此殊荣，实至名归。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中，门罗向世人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每个都栩栩如生却又各不相同，但看到她们的时候读者会油然生出一种熟悉感。评论界大都看到了门罗对女性人物的钟爱，往往惊叹于这些看似平常的人物背后隐藏的令人琢磨不透的神秘，给门罗的小说贴上“纪实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等标签(Mazur，2007:vii)，但对她中后期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哥特风格、叙述的不确定性及开放性结尾等特点重视程度不够。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门罗不足以与乔伊斯、劳伦斯、海明威、奥斯丁或者伍尔夫等作家相比，“门罗的人物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形象……缺少超越日常经验的、能使作品成为经典的疯癫”(Bloom，2009:2－3)。然而，乔治安·莫菲(Georgeann Murphy)等评论家却发现门罗中后期的小说在创作手法上与前期有很大不同，强调她是个需要反复重读、也值得我们反复研究的作家。(Murphy，1993:12)事实上，门罗中后期的小说在创作手法上明显复杂、成熟，涉及的主题通常都超越日常经验，以含混的、看似不可靠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叙述等写作技巧揭示人物的复杂性，有些人物堪称“疯癫”，如《破坏分子》(Vandals)中的丽莎、《多维的世界》(Dimensions)中的劳埃德，以及《荒野小站》(A Wilderness Station)中的安妮。本文以《荒野小站》中的安妮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探讨门罗如何通过一位下层女性的生存故事，巧妙地运用女性书写和女性哥特主义元素，将人们的关注引向女性身体和女性体验，在营造一种诡异恐怖气氛的同时，展示出女主人公从压抑到觉醒再到反抗的人生轨迹，更加具体生动地建构了加拿大早期的女性人物形象。

2.解构宏大历史叙事的女性书写

《荒野小站》首次发表于1992年四月的《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上，随后被收入1994年出版的《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s)，也曾被收入《最佳加拿大故事集》(Best Canadian Stories，1993)、《视角:短篇小说选集》(Points of View:An Anthology of Short Stories，1995)、《门罗短篇小说精选》(Selected Stories，1996)等作品集。与门罗的许多其他短篇小说相似，《荒野小站》的故事与门罗本人是有关联的，而这次涉及的是一段其苏格兰先祖在加拿大的移民拓荒经历。作者以白描的手法讲述了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斗争，从侧面印证了加拿大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开发自然的拓荒史。但需要注意的是，门罗有意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改写，将无闻的下层女性推向前台，通过女性书写展现出男性对女性所施加的威胁与暴力，把人们的关注引向了宏大历史叙事中往往被忽略的女性身体和女性体验。

《荒野小站》这篇故事共分为四章，由11篇长短不一的书信和一篇发表在报纸上的回忆录构成，故事从19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中期结束，时间跨度达一百多年。小说发生的背景主要由苏格兰移民乔治·赫伦(George Herron)在回忆录中讲述:1851年秋天，乔治和哥哥西蒙来到一个叫卡斯泰尔斯(Carstairs)的荒野地区谋生，不久西蒙就从多伦多一家收容所中娶回安妮·麦基洛普(Annie McKillop)，三人相依为命。西蒙在一场事故中身亡后，安妮离开了，而乔治留了下来，结婚生子，在这片土地上逐渐站稳了脚跟，并见证了卡斯泰尔斯从了无人烟的荒野发展成交通发达的小镇。乔治的孙子特里斯·赫伦(Treece Herron)之后还成长为颇有影响力的政客，甚至有女王大学的历史学家在收集材料为他作传。而故事正是以一位女士给这位学者的信件结束，回忆了五十多年前见到特里斯及其家人的情景。这一发展脉络构成了小说的表层叙事，也体现了门罗从周围生活环境中取材的创作特点，因为这段往事和门罗的父辈们的移民史十分相似。门罗的传记作者凯瑟琳·谢尔德里克·罗斯(Catherine Sheldrick Ross)曾对门罗的父系家族做过介绍:19世纪50年代，门罗的曾祖父托马斯·莱德劳(Thomas Laidlaw)来到休伦湖地区拓荒，他的哥哥詹姆斯在一次意外中被落下的树干砸中身亡。而其他先驱者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继续顽强地与饥荒、疾病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抗争，白手起家，创建了新的家园(Ross，1992)。对于这一事件，门罗在其自传性作品《石城远望》(The View From Castle Rock，2006)中也有详细讲述。①在《石城远望》的“莫里斯镇的荒野”(The Wilds of Morris Township)这一节中，门罗详细讲述了那次意外事件的发生经过，See Alice Munro，The View from Castle Rock:Stories(Toronto:Mc-Clelland＆ Stewart，2006)111－117.据此来看，门罗的《荒野小站》契合了苏格兰移民在加拿大的发展历程，甚至连一些人物和地点都有据可查，如故事中提到的明托伯爵(1898－1905年任英国驻加拿大总督)，安妮的出生地法夫(苏格兰东部地区)等。这种与史实相结合的写作方式模糊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界限，使得小说的真实性显著增强。

然而，正如评论家卡林顿(Ildikó de Papp Carrington，1989:4)所说:“门罗的作品看似记录真实情况，背后实际隐藏着多种不可控制的力量，蓄势待发。”《荒野小站》也不例外，故事的焦点不是拓荒者取得的成就，而是西蒙之死和安妮的反常行为。乔治的回忆录构成了小说的外层叙事，而第二层叙事，则由当地的自由长老会牧师沃尔特·麦克贝恩(Walter McBain)和沃利的监狱治安官詹姆斯·马伦(James Mullen)之间的六封信件构成。两人针对安妮在丈夫西蒙死后声称自己是杀人凶手这一反常表现进行讨论，从各自的视角对此事展开分析，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给安妮的行为加以合理的解释。但在两人的意见达成一致前，麦克贝恩病逝，此事便就此搁置。而接下来便是小说的核心叙事:一封安妮在沃利监狱里写给朋友的长信。虽然信件最终是否被收到不得而知，但这封信讲述了西蒙的真正死因——他并非死于意外，而是被弟弟乔治杀害，安妮是因为害怕遭到乔治的迫害才背井离乡。至此，事件的真相水落石出，安妮的种种“反常”行为也有了比第二层叙事中更加合理的解释。可见，虽然小说沿用了移民拓荒的宏大叙事框架，但由于多个叙事视角并存、多层叙事线索并置、多重叙事空间转换等写作技巧的使用，作品的重心已经转向了往往被人忽略的女性人物身上。传统的拓荒历险故事，从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1719)到美国作家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的《皮袜子故事集》(The Leather Stocking Tales，1827－1841)，再到加拿大作家格罗夫(Frederick Philip Grove)的《沼泽地的拓荒者》(Settlers of the Marsh，1925)，通常是以男性为主人公，虽然其中不乏艰难困苦和自然灾害带来的挫败感，但主要还是突出了先驱们战胜自然、创建家园的成就，以生活的不易衬托他们的勇敢和顽强。而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安妮的经历成为核心事件，不是表达对丰功伟绩的歌颂和赞美，而是展现遭受折磨的女性身体和充满恐惧的女性体验，直截了当地展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摧残和迫害。

女性书写，是安妮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对抗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安妮既有效抵制了男性的权威和暴力，也充分展现了女性的体验和感受。女性书写(法语为“écriture féminine”，对应英文为“feminine writing”)这一概念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是该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这派理论的学者从自己的体验出发，认为女性的身体与她们作品中的语言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写作不单单是思想活动，女性身体的节奏是与思想的意识流或写作的节奏息息相关的。(陈龙，2002:134)西苏所提倡的“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已成为女性书写的至理名言。身处男权话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安妮已经意识到直接对抗的徒劳无益，但她并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利用书信写作这一特殊方式进行反抗。安妮在书信中对于自己的身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向读者描述了自己“被丈夫毒打后身上的瘀青”、“躺在野外时被蚊虫叮咬的痕迹”、“监狱生活的温暖”等。书信不仅把安妮与读者联系起来，还为安妮提供了传达思想和行使权力的渠道，安妮才得以在传递自己声音的同时为自己找到理想的保护屏障。正如福柯所言，语言是权力的代名词，那么写作就是失语者获得权力的一种方式。(Foucault，2004)女性写作，再辅以书信这种载体，使得安妮的形象跃然于纸上，成为安妮客观存在的再现。不同于对话，书信使得安妮的女性写作超越了时间、空间甚至性别和阶层的界限，作为女性自我和主体性的维系，形成安妮对抗男性话语的有效工具。这些文字成为安妮永远不会消失的声音，成为她打破沉默、言说自我的永恒见证。

3.展现女性体验的女性哥特主义元素

如果说女性写作的方式将读者的关注引向了女主人公安妮，那么，女性哥特主义元素的运用则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威胁。批评家一般将哥特小说分为两种，一种是男性哥特小说，一种是女性哥特小说。男性哥特小说的特点是它的描写对象主要是对社会禁忌加以逾越的男性主人公，涉及“某个独立的僭越者与各种社会体制，如法律、教会、家庭的对抗”(Punter＆Byron，2004:278)。女性哥特小说则有所不同，它抛弃了给人感官刺激的血腥场景，靠悬念营造恐怖的氛围。女性哥特小说主要围绕女性与迫害者之间逃避与追逐的情节展开，“读者对事件的理解往往被局限在主人公的视角，文本聚焦于女性的恐惧与焦虑”(Punter＆Byron，2004:279)。女性哥特作品中，主要角色经常处在焦虑的状态，是对隐藏的威胁或危险的焦虑。这种文类体现了女性为捍卫自身的安全、名誉和身份所做出的努力。从这一角度来看，《荒野小站》与女性哥特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小说的主题不在于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而在于如何规避男性施加的暴力与威胁，抵抗男性话语体系，维护女性主体的安全，展现女性体验，争取表达自己的权利。

《荒野小站》中安妮居住的木屋，是女性哥特主义常见的元素之一——密闭的空间。据乔治回忆，安妮刚来到卡斯泰尔斯时，“眼前的一切还是让她吃了一惊，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丛林地”(p.203)。安妮于1852年年初来到这片荒野时，正值冬季，寒冷的天气、频繁的暴风雪使得她的活动空间只能局限于木屋之中。在女性哥特小说中，住宅常常扮演着双面角色。它可以是女性抵抗外界侵袭的堡垒，也可以成为禁锢她的监狱。而安妮无疑是这狭小的空间中的囚徒。从安妮的信中，可以发现她经常遭到西蒙的毒打，“脱掉罩衣以后，我看见自己胳膊上青紫的瘀痕。我撩起裙子，想看看大腿上的瘀痕还在不在。手背上我咬过的地方依然瘀青一片，还很疼”(p.220)。可见，在和西蒙结婚的两个多月中，安妮丝毫没有体会到新婚生活的甜蜜。收容所的负责人在将安妮推荐给西蒙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安妮是否会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是认为安妮适合做西蒙的妻子，“尽管身材瘦削，外貌稍逊，但却更为吃苦耐劳”(p.200)，能够适应拓荒的艰苦生活。可见，安妮是在失语的状态下被作为一件商品推销了出去，她的感受根本无处表达。荒野的恶劣环境本已让拓荒者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更何况安妮还要忍受丈夫的蛮横和暴戾。无处可逃的安妮只能被困在木屋之中，她的痛苦和无助无人理解。加拿大历史学家巴姆斯泰德(J.M.Bumstead)曾指出:“在19世纪的加拿大，性别歧视极其严重，是众多将女性排除在社会整体之外的因素之一。”(Bumstead，1998:124)可以说，这座荒野里的木屋象征着禁锢女性自我的父权社会，而西蒙正是当时社会文化和意识的代表。

恐怖、怪诞作为女性哥特小说的主要特点，在《荒野小站》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也正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安妮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小说中最为恐怖的一幕并非发生在西蒙的死亡现场，而是发生在木屋里——安妮用床单缝制裹尸布，将西蒙的尸体装入其中。这种恐怖的气氛从西蒙的尸体被乔治拖回来时已经开始散播开来:“他的嘴巴半开，里面还有雪，眼睛也是半睁着。外面的暴风铺天盖地。”(p.216)经过短暂的慌乱后，镇定下来的安妮开始清洗西蒙的尸体，在和乔治一起翻拽尸体时，安妮看到了西蒙身上被斧子砍过的痕迹，知道是乔治杀害了西蒙。而安妮非但没有害怕，还开始指挥乔治去棚屋外面挖坑掩埋西蒙的尸体。安妮拿出“平时舍不得铺在床上的好床单”(p.216)，“几乎像是和他(西蒙)一起躺在地板上”(p.217)，“先折起被单把他的脑袋缝在了里面……一边看着他的身体一点一点消失在被单里，甚至一边大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p.217)。让人惊讶的是，安妮在话语中没有表达任何悲伤之感，她极为镇定地将丈夫的尸体缝进被单，然后和乔治一起把尸体“推滚进了坑里”(p.217)。

在安慰茫然无措的乔治时，安妮的女性意识开始苏醒，甚至对当时的婚姻和宗教制度展开了公然对抗。安妮告诉乔治，当看到丈夫的尸体时，“我不希望，没有一分钟希望他是活着的”(p.218)。她甚至帮乔治找理由开脱杀人的罪过:

你不是故意的。

当时太生气了，你并不是故意那么做的。

我见过以前他是怎么对你的。我看到他为一点小事就把你揍倒在地上，而你只是一声不吭地站起来。他也是那么对我的。

要是你没这么做，总有一天，他也会这样对你的。(p.218)

这番话既让读者发现了乔治杀死西蒙的原因，也让人感受到新婚燕尔的安妮对丈夫的怨恨之情。而在看待西蒙与安妮的婚姻关系时，当地的长老会牧师麦克贝恩却分析说，“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她对丈夫的顺服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难免照顾不周、顶几句嘴、吵吵架，还有她们女人爱用的伤人的闷气和沉默”(p.211)。牧师认为，安妮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的这种“伤人的闷气和沉默”忏悔，丈夫就死了，这种过度懊悔和痛苦的情绪，像“魔鬼已经封锁了一切出口”(p.211)，让安妮误认为是自己害死了丈夫。将安妮的讲述与之相对比，便可看出麦克贝恩从男性沙文主义视角出发解读女性行为的主观与荒谬。此外，麦克贝恩一直试图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安妮的行为，实际上隐含了其宗教殖民主义倾向——“试图借苏格兰长老会的思想建立一种理性和秩序，以此控制休伦县的会众”(Gittings，1997:31)。虽然安妮也是长老会的会众，但她却成功拒绝了牧师对其思想的控制。安妮在给乔治读《圣经》乞求上帝宽恕时，“没有完全按照手指指到的地方去读，而是迅速从周围找了更合意的词句”(p.212)。在解读“神啊，求你不要离弃我!”“他们现在不能证实对我的指控”①原译文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根据原文“Neither can they prove the things of which they now accuse me”，笔者将其译为“他们现在不能证实对我的指控”。等语句时，安妮巧妙地运用宗教的力量为乔治和自己找到了开脱罪责的理由，成功扮演了牧师的角色，在与宗教思想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4.女性人物的逃离与抗争

随着安妮女性意识的觉醒，一种“诡异”的气氛便开始笼罩在作为“家”的木屋周围，这也导致安妮最终离家出走，追求一种更加安全、舒适的生活。“诡异”(the uncanny)是哥特小说所引起的心理恐怖的主要来源之一。弗洛伊德认为，“诡异在现实中并不是全新的或者异类的东西，而是熟悉的深埋在脑海中通过压抑所异化了的内容。”(Freud，2003:148)“诡异”在德文中的拼写是unheimlich，它的词根是heimlich。heimlich一词在德文中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家的、住宅的”、“熟悉的”、“友善的”等等，第二重含义是“隐藏的”、“看不见的”、“秘密不为人知的”等等。这两重含义均衍生于“家”这个意象。家是熟悉的、温馨的，但家也是秘密隐藏之所在，它的四壁遮挡了人们的视线。当人们窥见它黑暗的中心的时候，家(heimlich)失去了其特有的安全性，变得陌生而可怕，这就是诡异(unheimlich)。(陈榕，2006:27)安妮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失去安全感的诡异的家。尽管她极力帮助乔治克服弑兄后的心理障碍，乔治却没有投桃报李。在安妮表示关切时，乔治甚至“用那种不善的目光”看了她一眼，“和他哥哥过去看［她］的目光一样”(p.221)。此后，安妮便经常处在焦虑的状态，不断地做噩梦，梦到西蒙或乔治要加害于他，“有时拿着斧子、有时拿着石头，躲在门后等着她”(p.222)。在这种诡异的情境中，一切事情都走向神秘和不确定。安妮所熟悉的家已经变得陌生，激发了一种莫名而恐怖的死亡意识，正是这种死亡威胁彻底激发了安妮的主体意识，促使她最终逃离这个禁锢自己身心的囚笼。

安妮从诡异而陌生的家中逃出后，却主动投身监狱，这看似令人费解的行为，实为安妮经过权衡的明智之举，也再次表现出安妮对社会制度所做的抗争。由于乔治的威胁，加之牧师企图施加的思想控制，家对安妮来说已经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安妮每天都在丛林里生活，但面对即将到来的寒冬，安妮已经意识到了生存的危机。此时，她突然萌发了住进监狱的念头，因为她记起曾听说沃利监狱“很暖和，流浪汉们特别想被关进这里”(p.222)。由于监狱不是随便进出的收容所，“疯癫”便成为安妮达成目的的有效工具。监狱治安官在写给牧师的信中，也确实提到“监狱除了犯人也收容精神病患者”(p.210)。因此，在面对监狱治安官的询问时，安妮故意编造了拙劣的故事，先是声称自己扔的石头砸中丈夫，致其死亡，但随后又改口说是自己搬起一块大石头故意砸死丈夫。安妮知道自己的供词根本无法让治安官信服，她颠三倒四的话语只是为了装出精神失常的假象，因为治安官也对牧师说过:“如果她被证实精神错乱，我可以让她冬天住在这里，春天可能把她送去多伦多。”(p.210)当然，在司法体系中，判断一个人是否疯癫的权威还是医生。而医生给安妮做完检查后，也没能看透真相，断言“她可能陷入了一种女性特有的妄想症，发病动机是一种对自我重要性的渴望，也是想逃避单调的生活或生来就得面对的苦役”(p.212)，甚至把这种妄想症的根源归咎于“女性们所能读到的书，幽灵啊，魔鬼啊，和公爵贵族私通之类的”(p.213)。这种男性解释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在安妮的自述中不攻自破——“要是他们觉得我疯了，而我很清楚我没有，我就是安全的”(p.223)。可见，安妮去监狱自首，是在进行有意识的反抗，她采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手段，成功地在象征着男性权力的司法系统里获得了自身的安全，此时的安妮已经颠覆了女性悲观软弱的形象，突破性别角色给女性带来的束缚，将生存的主动权把握在了自己手中。

出狱后的安妮被治安官收留，在家中做起裁缝来，回归了传统女性的生活。但50年后她回到家乡直面曾经对自己生活造成威胁的乔治，则象征着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反戈一击。在外部形象上，安妮一改平时“挥舞着量尺，穿着黑裙子”的装扮，“戴着兜风面纱，穿着长长的宽松外衣，里面穿的是深紫红色的丝裙”(p.226)，丝裙的布料和克里斯蒂娜祖母“觐见威尔士亲王所穿的衣服”一样。安妮所坐的汽车，也是“休伦县唯一一辆斯坦利蒸汽汽车”(p.226)，在拥挤的道路上还时不时地鸣着喇叭。如此精心搭配的服装，也加上引人瞩目的交通工具，安妮已经为接下来的对话做好了准备。而与安妮高调的姿态相比，此时的乔治却失去了拓荒先驱的高大形象，因为中风而变得生活不能自理、无法张口说话，“那一张苍白、恭顺、衰老的长脸，似乎对［她们］没什么兴趣”(p.230)。乔治的失语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从安妮的信中可以发现，自从杀死哥哥西蒙以后，乔治再没有对安妮说过什么话。但乔治却在安妮熟睡时，向其灌输安妮杀死自己丈夫的想法。在对待安妮的反常表现时，乔治掌握的男性话语轻而易举地压制了安妮的声音。牧师听信乔治的话，认为安妮自首时的供词都是“她编造的，或是她的幻想”(p.210);治安官收到乔治的信，“确认［安妮］说的都不是事实。［他］对此十分满意”(p.212)。这种压抑女性的男性权威话语随着乔治的失声戛然而止，接踵而至的是安妮坦然淡定的声音。由于当时只有安妮和乔治两人，读者只能听到安妮的一句“哦，乔治”(p.230)。安妮是否控诉了乔治之前的残忍与虚伪，不得而知。安妮回归故里的行为，正符合霍维勒(Diane Long Hoeveler)在《哥特女性主义》一书的“绪论”中的描述:“在女性哥特主义小说中，女主人公表面上顺从，扮演了父权制统治下所赋予她们的角色。但实际上，女主人公寻找每个有可能的机会颠覆父权的统治;每当出现被公众识破的危险时，她们会立即聪明地重新扮演那个传统的妇女角色。”(Hoeveler，2004:6－7)安妮敢于和男性进行面对面的对话，成功地让曾经的压迫者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这一行为也完成了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权威的消解与颠覆。

5.结语

加拿大历史学家麦吉利夫雷(Royce MacGillivray，1985:35)曾说过:“许多加拿大人都讲述了先驱们的拓荒故事和国家建设者的神话，而这渐渐成了加拿大国民共享的故事。这些拓荒先驱们的经历形成了加拿大的主流文化基础，而这些神话也提供了勾勒出一个统一文化的可能性。”诚然，对于加拿大这个移民国家来说，拓荒叙事带来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是否渗透着某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门罗在《荒野小站》中对加拿大拓荒史的再次考察，实际上暗含了对社会、文化生活中存在的男性霸权的焦虑。在女性哥特主义元素营造的扑朔迷离的气氛中，门罗糅合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小说的虚构性，展现出加拿大早期妇女所承受的种种精神压力、她们的自省以及她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着的不懈努力。安妮的女性书写揭穿了乔治编造的谎言，撕破了牧师虚情假意的面具，挑战了司法系统的审判体系。在后人看来是伟大先驱者的乔治，通过安妮的控诉，其形象不再高大，人性的阴暗面得以展现。长老会牧师和监狱治安官对安妮的关切，都从男性主义视角出发，丝毫不顾女性体验，都试图压制安妮的声音来做出对貌似合理的判断。安妮的反抗过程让人们深入了解到鲜有关注的人群的经历，也丰富地刻画了拒绝男性话语压迫的女性形象，向世人展现了一条探讨女性命运、追求女性权利、建构女性身份的有效途径。

［1］Bloom，Harold.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Alice Munro［M］.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9.

［2］Bumstead，J.M.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eoples［M］.Oxford:Oxford U P，1998.

［3］Carrington，Ildikó de Papp.Controlling the Uncontrollable: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M］.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9.

［4］ Foucault，Michel.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1:An Introduction［M］.New York:Vintage Books，1988:69.

［5］ Freud，Sigmund.The Uncanny［M］.Trans.David Mclintock.London:Penguin，2003.

［6］ Gittings，Christopher E.Constructing a Scots-Canadian Ground:Family Histor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Alice Munro［J］.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97(34).

［7］Hoeveler，D.L.Gothic Feminism: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Gender from Charlotte Smith to the Bronts［M］.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 P，2004.

［8］MacGillivray，Royce.The Pioneer Myth in Ontario:A U-nifying Factor［M］ //Colin Nicholson＆ Peter Easingwood.Canadian Story and History:1885－1985.Edinburgh:U of Edinburgh P，1985.

［9］Mazur，Carol.Alice Munro: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Works and Criticism［M］.Lanham:Scarecrow Press，Inc.，2007.

［10］Murphy，Georgeann.The Art of Alice Munro:Memory，Identity，and the Aesthetics of Connection［M］∥Canadian Women:Writing Fiction.Mickey Pearlman.Jackson:U P of Mississippi，1993.

［11］Punter，David ＆ Glennis Byron.The Gothic［M］.Malden:Blackwell，2004.

［12］Ross，Catherine Sheldrick.Alice Munro:A Double Life.Canadian Biography Series［M］.Toronto:ECW，1992.

［13］艾丽丝·门罗.荒野小站［M］//公开的秘密.邢楠、陈笑黎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文中所注页码均出自本书)

［14］陈龙.对话与潜对话:“女性书写”的现实内涵［J］.当代外国文学，2002(1).

［15］陈榕.从女性哥特主义传统解读伊丽莎白·鲍恩的《魔鬼情人》［J］.外国文学，2006(1).

［16］威·约·基思.加拿大英语文学史［M］.耿力平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