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年中国文学“走进世界”的四种模式
2014-03-20蒋晖
山东社会科学 2014年12期
关键词:影响
蒋 晖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中国文学获得世界性的四个条件
从1902年前后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文学界革命和诗界革命以倡导一种新的中国文学到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整整经历了百十余年。这段历史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大师名家层出不穷,名篇佳作不胜枚举,诺大的中国文坛因此从来不乏热闹。然而,在这热闹背后也隐隐藏着美中不足之感,不说也知道,这就是中国作家根深蒂固的诺贝尔情结。对于具有雄心壮志的中国作家来说,民族文学必须赢得一个最高的世界级奖项,这个文学的梦才能做得圆满而辉煌。于是当莫言最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从国王手中领取证书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似乎才真正凤凰涅磐,用另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文学真正完成了从走向世界到走进世界的转换。
如果将百年中国文学史作整体回顾,“走向世界”和“走进世界”倒不失为一个有用的说法,因为这两个概念意图描述的是一个颇为整体的文学景观,那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离开这个关系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将缺乏应有的整体性视野。尽管中国作家的写作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的都是中国读者,但他们内心却希望自己的写作具有普遍世界历史的意义,鲁迅的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也流露出这种创造心态。如果我们借用美国文学理论家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观点,说中国作家都普遍承受着向外域的文学导师学习并摆脱他们影响的压力,是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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