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也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与先秦美学思想

舒也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出版，对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被厘定为“孔子诗论”的战国楚简《诗论》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有着突出的意义，它表明先秦时期已经发展出了具有一定水准的批评体系，除了道家美学之外儒家亦有着较为丰富的美学思想，孔门诗论与《乐记》《诗序》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填补了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的一段空白。

上博简 诗经 中国美学

随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研究，包括文字隶定、简文排序、简文释读、作者时代等等，学术界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其中不乏精进的论说。但是，目前学术界的探讨多是从学术史或文论史的角度来进行的，对于《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美学史意义，学术界虽有所涉及，但仍缺乏从美学史角度进行的探讨与分析，对于《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亦不甚在意，本文试就《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美学史意义，做一点简要的探讨。

上博简与孔门诗教及儒家批评体系

此外，随着上博简《诗论》的出现，《诗序》与儒家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范毓周认为，阜阳汉简《诗经》有《诗》无《序》，而《诗论》则独立成篇，并不附《诗》，这似乎意味着在汉代四家或六家《诗》说兴起之前，《诗经》并不是汉代《毛诗》那种以《序》配《诗》的形式。汉代《诗序》系汉人毛苌所传《诗经》在国风首篇《关雎》题下的一篇序言，作者不详。汉儒释毛氏所传古文《诗经》，认为它上承孔子的门人子夏，中经荀子，然后由毛亨传至毛苌。《汉书·艺文志》说到《诗序》，载汉代“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将《诗序》与孔门诗教联系在一起。晋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子夏），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这里也提到《诗序》传自孔门。《诗序》究竟为谁所作，学界历来多有争议，或认为它为毛苌后卫宏所作。汉儒认为《毛诗序》传自子夏，它一直被认为与孔门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诗序》与汉儒之思想不尽相同，即使出于汉人之笔，实可能篡集了前人的思想，随着《诗论》的出现，可以看出《诗序》上承《乐记》，可以一直追溯到《诗论》，《诗序》和《诗论》的关联，正逐渐浮出人们的视野。经王小盾、马银琴的统计考证，《诗论》提到的《诗经》篇章有三十余篇可以和《诗序》相互补充相互发明，此外，《诗论》在诗、乐、文等多方面的美学思想上与《诗序》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诗序》则很可能脱胎于《诗论》。学术界认为《诗论》和《诗序》属于同一个诗学传统，《诗序》与孔门诗教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认定。

上博简与先秦抒情言志传统

上博简《诗论》的出现，还可以让我们对先秦的美学思想有进一步的认识。在上博简《诗论》一号简上，有这样一段文辞：

这些年来，何牦的房子里一口黑箱似的，长年潮湿还散发陈年腐味。收到欧阳橘红回信的第二天，他把墙壁刷了一层叫“九零四”的涂料，那墙壁顿时成了一个大白炽灯，白光晃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窗户玻璃也用水清洗了一次，玻璃上陈年旧报纸的痕迹全部擦洗掉了，那笑脸一样的太阳光穿过玻璃专程来祝贺他。

“抒情言志说”的提出，最早可以从《诗经》中找到影迹。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从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其中有一些直接说明是出于抒发感情需要的，例如，“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等等。但是，这一时期，抒情言志说并未明确提出。

关于中国古代的“诗言志”一说，疑为割《尚书·尧典》下半而成的《尚书·舜典》有“诗言志，歌永（咏）言，声依永（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之言，尽管《尚书·舜典》明确提出了“诗言志”一说，但对于《尚书·舜典》的真实性，学界一直颇多疑问，因而“诗言志”一说的这一出处，一直颇令人疑惑。

在先秦其它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言志说的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引述古《志》之语云：

郑入陈，子产献捷于晋，晋人问陈之晋。子产陈辞有理，晋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其辞也。”

这一记载，大致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关于诗文言志的一些观点。《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亦有“诗以言志”之语，主要系指借《诗》言志。上述《左传》引述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和“诗以言志”之语，均体现了先秦美学思想中流行的诗文言志观点。此外，《国语·周语下》有“诗以道之，歌以咏之”的说法，也体现了先秦时期以诗文言志的风尚。《易·系辞上》亦载述孔子的话说：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动之舞之以尽神。”

由于《易·系辞》的成书年代并不确定，此处，“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之语，显然托辞孔子，成文年代应远要为晚。

在《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战国竹简之中，都发现了现传《礼记》中的文字，《礼记》的真实性得到了进一步确认，《礼记·缁衣》和《性自命出》、《性情论》、《诗论》等文献同时出现在《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战国竹简之中，可见《礼记》与这一批战国文献大致流行在同一时期。在《礼记》中，大量出现了关于“情”的论述，其中的《乐记》，更是关于音乐与“情”的关系的单篇论文。《礼记·乐记》提出，“乐者，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并认为，“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显然，“情”被认为是“乐”之本，“情动于中”而“形于声”，则成为音乐。《礼记·乐记》主张，“礼乐之情同”，而“情”则被认为是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在荀子的时代，人们开始正视人之“情性”。荀子认为：“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得事后而生之者也。”这一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和《礼记》之间的关系，强调人情的与生俱来特征，我们有理由相信，荀子是熟读《礼记》的。在荀子这里，“情”并没有带有过多的负面的含义。《荀子·乐论》明确提出了诗乐和人情之间的关系，认为“乐出于人情”，有“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之说：

“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香，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不免也。”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这里我们看到，荀子试图为遭到墨子《非乐》批评的“乐”做辩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荀子根据人类“情性”的“人情不可免的”特点，试图由人之“情性”推衍出“人情”和审美活动之间的关系，认为人类的审美活动，与“人情”有着必然的联系。荀子为“乐”辩护，实际上是从人之“情”出发的，“情”成了论证“乐”的基础。

“抒情说”的明确提出，则要归功于屈原。屈原《惜诵》有“发愤以抒情”，这一说法虽然不是探讨诗歌艺术理论，但它直接地提出了“抒情”一说，是“抒情说”的始作俑者。屈原的价值观有着相当浓厚的忠君色彩，但“发愤以抒情”一说并不完全合乎儒家的价值理念。总之，“发愤以抒情”是中国古代美学传统中“抒情说”的明确登场。

至汉代《毛诗序》，言志抒情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毛诗序》秉承《乐记》、《乐论》等“情动而生音”的思想，提出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说法。随着上博简《诗论》的出现，《诗序》与儒家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毛诗序》的思想也可以看到它和先秦抒情言志传统的影响。它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吠之不足，故永（咏）歌之，永（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一观点，可以看出儒家诗乐舞思想从先秦到汉代的发展轨迹。应该说，“诗大序”与《诗论》、《乐记》、《乐论》的思想相近，是儒家的一篇较为系统化的诗论文章，而其政治伦理之教化思想，则与儒家思想和孔门乐教传统一脉相承，而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说法，则承自荀子学派的美学思想。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Pre-Qin Aesthetics

Shu Y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Jiangsu,China)

The discoveryand publication ofThe BambooSlips ofChu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in Shanghai Museu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 thoughts of ancient China.Among them,The Poetics in the Banboo slips of Chu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tipulated as“Confucius Poetics”,are of prominen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aesthetics.They show that the critical system in the Pre-Qin Period has developed to a certain level,and that in addition to Taoist aesthetics,Confucianism also embodies rich aesthetic thoughts.Besides,these slips also demonstrate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 of“Confucius Poetics”and that of The Book of Music and Preface ofSongs, which fills the gap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aesthetics.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in Shanghai Museum;The Book of Songs; Chinese Aesthetics

责任编辑：李建中

舒也，男，（1970—），浙江余杭人，文学博士，Bar-Ilan University博士后，现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哲学教授，主要从事哲学、美学、文化学研究。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价值论美学研究”（11YJA72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