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举世论水第一人

文/陈 陆 编辑/任 红

山东淄博管仲纪念馆前的管仲塑像。 摄影/聂鸣/FOTOE

立言、立德、立功，是先秦诸子名传千古而不朽的根本。管仲，其德曾为人所诟病，但其赫赫功绩，却在先秦诸子中卓然矗立。他以“春秋第一相”的身份载入史册，又以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春秋第一霸”而威震华夏。

在其立言之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水是万物之本原，治水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成为举世论水第一人。他指出，只有治理了水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天下才能太平。难怪孔子连连发出感叹，“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将被发左衽矣”！

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

管仲（公元前725年-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或敬仲，尊称管子。颖上（今安徽颖上县）人。他出身贫寒，曾做过小本生意，养过马，服过兵役。他走游四方，丰富了阅历，积累了社会经验。在狼烟四起的诸侯纷争之中，他目睹了百姓的苦难，思索着治国安邦、富国强兵的大计，并在为实现目标努力实践着。他曾一度侍奉齐国的公子纠，与齐桓公进行继位之争。后齐桓公胜，公子纠失败被杀，管仲沦为阶下囚。但由于他出众的才能，受到齐国大夫鲍叔牙的让贤推荐，遂被思贤若渴的齐桓公拜为上卿。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天下无主，诸侯纷争。管仲在任齐国国相的四十多年里，如何抓住时代契机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对外，他以非凡的睿智制定了“尊王攘外”之策，以尊崇周天子为名，行号令诸侯之实。齐桓公多次会盟天下，使齐国成为了当时华夏的权力中心。“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达到军事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他又联合北方邻国抵御外族——山戎族的南侵。

对内，他改革内政，振兴经济，富国强兵。他认为治理国家和人民，必须先从经济入手，因为物质基础对于国家的稳定、繁荣和社会的良好道德风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故治国者常富，而乱国者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他的这些观点符合唯物主义“物质决定精神”的精髓，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进步意义。

为了发展农业，促进经济的繁荣。他实行了“相地而衰征”的田赋制度，按照土地的肥瘠定赋税的轻重，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提高了人民生产积极性。此举打破了井田的界限，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

齐国靠海，有发展盐业和渔业的优势。他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鼓励渔业发展，由国家铸造钱币调节物价，推动商品流通……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使齐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力迅速提升，齐国很快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

春秋五霸图。

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

春秋时期各诸侯之间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都力图一统天下。由于割据，各国互相敌视，水利建设更是“壅防百川，各自为利”。对自己有利的水利工程则干，于自己无利的则不为，因此，河流得不到统筹规范和综合治理。不仅如此，一遇水灾，为了避免自己的国家被淹，甚至以邻为壑，将洪水引向邻国，将灾难转嫁给别人。诸侯间的连年战争更使得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加之水灾、旱灾、虫灾频仍，齐国的百姓灾难深重，他们都迫切需要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变害为利。

管仲在多年的游历生涯中，亲眼目睹了这些灾害给百姓带来的苦痛，他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土地和水利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在《管子·禁藏》中明确指出：“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土地和水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他在辅佐齐桓公时，首先改革齐国仍旧保留的井田制，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实行按土地的肥瘠决定税收轻重的税收制度，得到人民的拥护，生产积极性高涨。他十分注重水利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他在《管子·立政》中说：“沟渎不遂于隘，障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反之，“沟渎遂于隘，障水安于藏，国之富也”。

齐桓公向他咨询治国理政的方略时说：“我称王不久，人心未定，国势不强。如今想修理朝政，立纲陈纪，该从何下手？”

管仲答道：“一是把握国家的四维，即礼、义、廉、耻。这四维不加以弘扬，国家就要灭亡。二是要关注治水。因水是万物之根本，水是土地的血气，就像筋脉流通一样。一个国家是否得到安定治理，不用别人告诉，看他国家的河水治理情况便知道。一个国家必定喜欢肥沃的土地，但离不开水。”

管仲在与齐桓公探讨治国方略时，还进言道：“善治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旱、风雾雹霜、瘟疫、虫灾）。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除五害，以水为始。”管仲将治水看作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

他不仅强调水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还提出水对生命、对万物生长都至关重要。在《管子·水地》中他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是除太阳、土地之外，人类和其他所有生物生存最重要的物质元素，也是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因为文明以水而生，以水而兴，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都离不开水的滋润。

他还说：“是（水）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大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华，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机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这里他强调水浮天载地，无处不在；万物靠水滋养，无水则失去生存的根本。

管仲在2000多年前对水的经典论述，与人和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唯心论针锋相对，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管仲像。

置水官 使都匠 保堤防 安水藏

齐桓公请教管仲“为备五害之道”，即除五害的具体办法。管仲对曰：“请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

即为了消除“五害”中危害最大的水害，管仲采取的具体措施，首先是加强组织领导：国家专门设置管理水利的官员，任命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统率校长、官佐和各类徙隶。然后挑选水官的左右部下各一人，当水工头领。派他们巡视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凡应当修缮的地方就拨给士卒、徙隶修缮。

明确水官的职责，大力兴修水利建设。他说“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有凶旱，有所分获，司空之事也。”

司空是负责水利工程的官吏。他的具体职责是负责积水的排泄，沟渠的疏通，堤坝的修筑，水库的贮存。这样，即使遇到水灾，也不影响五谷的生长。即使发生旱灾，粮食也有收获。

他还饬令在河渠修筑防洪大坝时，在河渠边的不毛之地挖一些大小不等的水库。即“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水库）。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周。”大水库修堤，小水库修防，使堤防围绕水库四周。这样这些水库既可以分洪抗涝，又可以蓄水灌溉农田，一举两得。这就是今天说的“沿河挂铃铛”的治黄方法。

为了保护堤坝，他提出每年堤坝要加土修补，堤上“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枸，以备决水”。即在堤上种植荆棘灌木，来保土固堤。还要种植柏、杨等高大乔木，在洪水冲决大堤时备用。为了激发人们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他建议齐桓公，对那些为植树造林作出贡献的能人，奖励金一斤，相当于8石粮食。

识水性 借水势 兴水利 治水害

在《管子·度地》中，当齐桓公询问管仲水的特性时，管仲将水分为干流、支流、季节河、人工河和湖泽五类。他认为治水要根据不同水源的特点，因势利导，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兴利除害，使其为灌溉和航运服务。

他说，“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

就是说，水的性质，从高处往低处流就快，以至于把石头冲走；从低处往高处流，就停而不行。所以把上游水位提高，用瓦管将水引流下来。瓦管每尺有十分之三向下倾斜，水就可以急行四十九里。然后使水迂回到更远的地方，顺应其流势往高处。这里管仲所说的过水的瓦管便是今日的渡槽。可见，2000多年前，齐人已经懂得在山地采用渡槽进行输水灌溉了。

灌溉水是通过渠道和其他建筑物送往田间的，这就需要选择适宜的断面和比降，以及修建拦水和输水建筑物。他说堤坝的断面“大其下，小其上”，即堤坝的基础要宽，才免于被水冲垮。

在《管子·度地》中，他对渠系水力学的观察也十分细致，并作了生动的描述。他说：“水的性质，是走到曲折的地方，就停而后退；满了，后面就推向前进。地低就走得平稳，地高就发生激荡，地势曲折则将冲毁土地。如地势过于曲折，水流就会跳跃，跳跃则偏流，偏流则打漩，打漩则集中，集中则泥沙沉淀，泥沙沉淀则水道淤塞，水道淤塞则河流改道……”

他说，渠道的比降大了，水流过快会冲毁渠道；比降小流速慢了，又会造成渠道淤积。他甚至计算出了一个合理比降，大约是千分之一。他还提出，当渠道通过道路、河流或山谷时，还需要修建多种形式的建筑物，如渡槽、跌水等。陡坡、跌水之下容易产生水跃，会对渠道产生危险冲刷。对于渡槽他也提出了进水高程必须高于出水高程，否则水流不能通过。

2000多年前，管仲就能对渠道工程的水力学作出明晰的说明，特别是对水跃和环流两种破坏性的水力现象，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论述，实在难能可贵。而他对水利工程的了解，也充分证明他平时重于实践、精于思索和注重积累的精神。

平时有备 祸从何来

为了防备来年的水害，管仲要求每年秋后就要核查治水大军的人口，普查劳力状况，备好治水工具和物资。

管仲主张，水利工程的劳力要从百姓中抽调。秋末要按家里人口的数量、土地的多少抽派劳工，组织治水队伍。他要求基层选派的劳力，要区分男女老少不同的劳力状况上报“都水官”，“都水官”再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劳工人数，然后“都水官”再通知下级水官，让他们把选定的劳工人数，会同三老、里有司、伍长等到“里”（“里”是一百家组成的一个基层单位）中具体研究，最后再与选定劳工的父母协商确定。

修堤的工具及物资，也要在冬闲时准备。工具也从民间征集，并明确规定：每十家为一征集单位，土筐、锹、夹板、木夯为一套，要备六套；备土车一辆，雨篷两个。甚至连吃饭用具都有明确规定，每人两套并保存在“里”内，以防遗失损坏。水官和工匠头领还要依靠三老、里有司、伍长等检查所备的工具和物资。

在冬闲时，由州大夫率领，派出甲士轮流砍伐治水工程所需的木材，并堆放在水旁，以备待用。治水物资必须按时保质完成。这就是管仲所说的“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败。此谓素有备而豫具者也。”

管仲还要求，经常派治水官吏冬季就视察堤防，发现要修缮的问题及时向都水官报告。都水官一般在大地解冻、农事较少的春季组织劳力修筑堤防。因“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裂之时”，土含水量适宜，易夯实堤坝，质量有保障。此时是“山川涸落”的枯水期，有利于河床滩地取土筑坝和疏浚河床。又恰逢是“故事已，新事未起”的农闲时节，昼益长而夜益短，易于组织劳力，也适宜劳作。

大堤修筑成功后，还要时常巡视检验。若遇大雨，堤防需要覆盖要及时覆盖；冲水时，堤防需要屯堵时就要组织劳力及时屯堵。一年四季以保持堤防不坏为治水成效。这就是管仲强调指出的“平时有备，祸从何来”。

由于管仲缜密的思考、周密的布置和细致的安排，齐国的水患得到治理，旱情也大大减轻，农业得到大的发展。

春秋名相 世代流芳

管仲一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绩。孔子所说：“微管仲，吾将披发左衽矣！”即没有管仲，华夏早已亡于异族了。这个评价绝非过誉。齐国的改革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华夏民族的繁荣和稳定。管仲“相地而衰征”的田赋制度，承认了私田的地位，为后来井田制的废除开了先路，也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产生了积极影响。

管仲成为了我国春秋时代的名相，也成为历代将相效仿的榜样。三国名相诸葛亮，对他也无比仰慕、敬重，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相齐，使齐国成为“五霸之首”；诸葛亮相蜀，使魏、蜀、吴三分天下。他们因在中国历史上居功至伟而万古流芳。

除了立功之外，管仲还有一部巨著——《管子》留给后世，他深邃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