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

音乐剧，这个外来的艺术幽灵，在中国的土地上游荡、徘徊，已经有30年了。30年来，在我国本土的舞台上，创作排演了数十部各种类型、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音乐剧。但是，作为观众，我们一直深感其中的缺憾。我们总是误以为，音乐剧只能是一种娱乐公众的艺术品种而在娱乐上竭尽心思和全力。我们忽略了音乐剧世界本身的丰富性和其他的多种可能性。特别是在我们观赏了被译成15种语言在22个国家上演的以1832年法国大革命前后社会重大变革为背景为题材的《悲惨世界》之后，在我们的心为该剧表达时代心声的主题歌《只有一天》其慷慨激昂的旋律所锤击所震荡的时候，在我们看到剧中巴黎市民在起义的街垒战中捍卫自由失利的瞬间，我们的这种艺术缺失和担忧，变得日益地浓重起来。在中国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深水期的关键时刻，我们是多么地期待一部有艺术品相的黄钟大吕一般的音乐剧，凝聚起全社会的精神力量啊！生逢其时，在社会公众和大时代的期待中，我们看到了由上海歌剧院原创的，以聂耳为主角，以音乐家创作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为题材，一部通体上下散发着《悲惨世界》气息，与之在气质上相沟通的音乐剧《国之当歌》。

《国之当歌》昭示了一个精神和文化的标高

聂耳在这世界上只逗留了23个春秋。他青春的生命，像划破夜空的流星，灿烂而短促。但他创作的那些凝聚着底层心声时代精神的歌曲，却像恒星，特别是已经成为13亿国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其如号角般激越的旋律，永远照亮着我们精神的天空。正是这种生命的短促和艺术的永恒，构成了艺术创作的悖论。特别是如何艺术地再现《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诞生的历史过程，委实形成了对艺术创作的巨大挑战。

面对聂耳23年的生命历程，《国之当歌》没有采取编年史的舞台叙事，全过程流水账般地表现这位年轻音乐家从童年到溺水的全部人生过程。而是根据艺术表达的需要，将全部的目光和力量，聚焦于他在上海创作、生活的生命中最为华彩的五年。艺术地再现了一个怀揣着单纯艺术梦想的边陲青年，目睹了民众苦难、山河破碎的社会现象，终于成长为一个替大众呐喊、谱写时代强音，开创了中国音乐史“民众音乐”流派的“伟大人民音乐家”的艺术生涯。

为了生动地展现这一不断深化不断递进的过程，《国之当歌》将聂耳在上海奏出生命和艺术最强音的五年，富于思想性和戏剧性地以聂耳那些为人们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歌曲有机结合、穿插于全剧。在对歌曲作了学理学术的深沉梳理和思考后，《国之当歌》寻找到了最符合聂耳这一题材的戏剧结构。于是。我们在音乐剧的上半场目睹聂耳在以长庚一家为代表的底层民众颠沛流离生活后，写出了《卖报歌》、《码头工人歌》心酸而沉重的音符。下半场在聂耳目睹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黍离之悲后，听到如飓风般席卷而来的《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这些悲怆哀婉的旋律。上部“倾听民众苦难之声”和下部“吹响民族救亡号角”的结构，既相区别又成整体，自然地浮现了聂耳音乐生涯和音乐创作的两大主题“民众”和“民族”。两大板块、两大主题，在整个戏剧的行进过程中，它们最后如长江、黄河汇入大海，汇成全剧高潮的《血肉长城永不倒》，唱响了《义勇军进行曲》摇撼人心、惊涛裂岸拍天的昂扬旋律。写音乐家、艺术家，最难莫过于写出他们优秀作品的创作过程创作情景。优秀作品诞生时音乐家、艺术家的心情心境。《国之当歌》不仅情景交融生动再现了这些作品诞生的社会背景，更为难能可贵地是让人们理解了“人民音乐家”丰富厚重的内容，理解了“人民/音乐”之间的互文互动关系。音乐来自人民，来自报童泥水里的辛酸，来自码头工人沉重的喘息，来自歌女们天涯流浪的卖笑生涯，来自莘莘学子平静求学生活的破灭，也来自中华民族在危亡时刻万众一心的战斗呐喊。正是在时代和人民中他找到了作为艺术家的自我。如果说明月歌舞团给了他音乐的启蒙，那么穿梭在上海弄堂盘桓在码头车间，则给了他强大的创作气场和不竭的艺术灵感。同时，音乐又反过来反映、激励、鼓舞着人们，去抗争黑暗，去追求美好的未来和梦想。诚如聂耳自己说的那样。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应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国之当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民音乐家”如何在最底层生活的苦难烈焰中淬火，然后提炼出那些明白晓畅、朗朗上口、超越时代永远传唱的旋律。可以说，《国之当歌》找到了聂耳在上海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这一题材的精魂。这就是艺术与时代、与人民、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共同命运。这对当下的中国艺术家昭示了一个精神和文化的标高。

《国之当歌》成功抓住戏剧主题的精神气质

除了戏剧结构和主题立意，我认为《国之当歌》的成功在于它成功地抓住这一题材的精神气质。首先是作为主角的聂耳的精神气质。聂耳在剧中不再是概念中的苍白干瘪的“人民音乐家”的符号。他纯真，挟着一把小提琴，要在大上海成就一个单纯的音乐的梦，寻找洗尽生活烦恼忧伤的“多么美妙的音乐的感觉”。他浪漫，在和女歌手小鹂的交流中，他倾诉内心“感伤热烈似火”，他追问恋人“是否你愿意一生相守？”他和小鹂的二重唱《爱的涟漪》旋律优美悦耳，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音乐剧《剧院魅影》中那脍炙人口的《爱是我唯一所求》。他们恋爱中的炽烈、误解中的曲曲折折，当小鹂带着南洋募来的钱款，在敌人的炮火中死在聂耳怀里的时刻，甚至让人们联想到保尔和冬妮娅、亚瑟和琼玛的爱情故事。他阳光、透明，他勇于直面生活敢于表达内心的感受，敢于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表现出来。他敢于反抗和思考，对底层的苦难有着人道的同情，对社会的不公有着坚定的抗争。作为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身上甚至有着“愤青”的色彩。他勇敢担当，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和自己的祖国、人民顶着炮火站在一起，用自己的音乐为普罗大众，为时代呐喊。年轻的聂耳既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也折射了当下的时代需要。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国之当歌》之前，已有赵丹和张瑞芳两位电影艺术大师联袂主演的电影《聂耳》。影片达到了那个时代艺术的最高度，至今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影片。但影片也深深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局限和遗憾，把一些不同艺术观点的人物处理成了反面人物。为了塑造好聂耳，《国之当歌》重构了聂耳周围被影片概念化简单化了的人物关系。特别是一度被历史误读曲解的音乐家黎锦晖，在剧中得到了正确的解读和定位。在剧中，他和田汉，分别作为赏识聂耳才华，把聂耳引进音乐之门的艺术导师和把聂耳带上革命道路的精神导师出现在聂耳身边，为聂耳的艺术生涯找到了坚实的基座。同时，又不回避他们在艺术价值观上的不同，甚至冲突，最后又在民族大义面前搁置不同艺术观的分歧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非常耐人寻味。其次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关于那个时代精神气质的记忆，曾经是哀鸿遍野饿殍遍地，虽然有点夸张但不乏真实。近年来，受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那个时代完全变成了歌舞升平文化繁荣的“民国范儿”，虽然不乏局部的真实但实实在在是被大大地美化神化了。倘若真是那样，我们就很难理解聂耳和他的音乐。

《国之当歌》力图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重新塑造那个逝去的时代的精神气质。上海作为那个时代的缩影，在舞台上呈现了它“梦工厂”的多面性，它是个大地方，是个好地方，是个大赌场，有人受苦有人在天堂，是一袭灯红酒绿锦袍下的糜烂、溃败和丑恶，是高楼大厦花天酒地背后，以长庚一家为代表的无数令人心酸的饥饿、穷困的贫民故事。编导们既没有无视那个时代的繁荣，也没有忽略那个内在的深刻危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解读了那个时代。面对这种多棱镜折射下的时代气质，为聂耳的出现、成长提供了可信的故事背景。最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国之当歌》以宏伟的气势和场面，艺术地再现了在长城失守、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国土的完整，“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不分东南西北，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左右前后，万众一心，山呼海啸的精神伟力。

全剧最为观众关注也最难处理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和诞生。艺术家在《血肉长城》这场戏中，完全摈弃了精雕细刻的工笔白描手法，那样会太小家子气；也摈弃了一般的戏剧化悬念化的写法，那样会过于人为做作。作者在全剧浪漫史诗的叙事风格上，继续大步往前走，时间不断虚化，以气势壮阔的大写意手法，再现了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心路历程。音乐剧其实是戏剧和音乐的双重结构推动的。在这场戏中，戏剧退位、音乐凸现，成为主推力。黎锦晖从南洋募捐回来，在日军轰炸上海的炮火中与田汉聂耳重逢。通过四重唱《战争必将终结》、混声合唱《血肉长城永不倒》和聂耳独唱《唱响振奋中华的歌》，以音乐的结构，一步步将全剧推向高潮，出现排山倒海山呼海啸般的《义勇军进行曲》壮怀激烈高亢嘹亮的旋律。我特别欣赏，在《义勇军进行曲》出现前的艺术处理，小鹂被日寇炮火击中，倒在聂耳怀里，在若有若无轻柔的竖琴声里出现的东北民歌《摇篮曲》“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的吟唱。看似信手拈来，实在是神来之笔。既拨动了我们的心弦，又为高潮的到来作了情绪和节奏的铺垫。而后，我们看到年轻聂耳在小阁楼上奋笔谱写义勇军进行曲慷慨激昂的身姿，渐渐历史的具象隐去。于是，我们看到先是当时时代激战的前方和劳军的后方超越了空间，接着是聂耳站在了我们的面前，台上和台下超越了时间，在巨大火红的国旗下，《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场上空庄严回响。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青年歌唱家石倚洁扮演的聂耳相当出色可圈可点。他不但高音挺拔饱满，而且中音沉稳。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下半场充满激情的表演引爆了现场观众的情绪。一个10年看了150个戏的网民看完《国之当歌》感动地发帖说，没有一场戏像今晚这样让我如此热血沸腾，怦然心动！它的音乐和民族热情点燃了自己，也照亮了全场！当然，《国之当歌》还有加工提高的空间。主要是上半场情节和节奏相对过于平稳，缺乏激情和亮点的支撑，其中不断穿插的一些旧上海民俗风情的舞蹈，想象力不够，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有拉洋片的碎片化倾向，淡化了艺术感染和冲击力。但瑕不掩瑜，总体看来，仍不失为当下时代非常需要的一部好作品。

《国之当歌》给当下的创作提供了主题

《国之当歌》创作演出的成功，给当下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富于启示的主题。首先是国有院团承担的艺术使命是什么？上海歌剧院这次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甚至不惜推倒重来，整合全院合唱团、舞蹈团、交响乐团及中福会少年宫合唱团二百余人的宏大阵容，再现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一可歌可泣的时刻，使艺术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巨大正能量。这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其次，在我们民族站在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时刻，我们要不要用艺术去构建挺直我们民族坚强的精神脊梁？要不要用号角般锐利的声音去划破长空，让我们的内心火一般地炽热跳动？要不要用艺术的熊熊火把去温暖我们心的冷，去照亮我们心的暗？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要不要像先贤“诗以言志”，用艺术表达时代和人民的心声？要不要像贺拉斯说的“寓教于乐”，用高品质而不是敷衍了事粗制滥造的艺术品，使我们内心得以净化和升华？在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之外，我们要不要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要不要大江东去？使主旋律真正具有艺术的感召力，真正激发出其巨大的促进社会进步的正能量。最后，把这样一部弘扬着民族精神的主旋律作品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闭幕演出，表明在西强我弱的文化态势下，我们必须主动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大平台上，积极以更大的力度理直气壮地向外界传递能为世界接受理解的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与价值体系。文化软实力说到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核心价值的说服力、感染力。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构建人类普遍性和中国特殊性的统一的核心价值，既对内提供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又对外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接受一个在发展中前进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