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健［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人间圣境的虚幻寻访
——靳以小说田园乌托邦倾向解读

⊙石 健［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靳以受民粹主义影响颇深，其小说经常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对乡村田园进行无尽的讴歌。不过因靳以其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启蒙意识，与传统乡土文明具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他笔下世外桃源般的乌托邦世界易于坍塌，形成了创作中的深层悖论。

靳以 小说 民粹主义 田园 乌托邦 启蒙意识

民粹主义对于中国现代作家影响甚巨，靳以便是热忱的追随者之一。他不但一生追求把小我融入大我，而且在对现代都市展开猛烈批判的同时，对乡村田园多有美好圣境般的描写。不过，在根深蒂固的现代知识分子启蒙意识驱动下，靳以极具乌托邦色彩的田园理想极易颠覆，形成了创作中的深层悖论。

一

在靳以笔下，人物在精神品格上是否依附于乡村，就代表着是否对正直、纯洁的道德底线的坚守。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前夕》第一部出场较多的方亦青身上，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来自乡村的方亦青开始大学生活以后，对都市里的一切，都抱着极为自觉的警觉态度，并一直保持着纯朴的个性。他在城郊对静珠说的两段话就很典型：

什么地方不可以走呢，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只要走过这一段，路就会宽了，你看那边不是有一带竹林么，竹林的后面还有几个人家，在秋天我常喜欢站在他们门前的广场上，看他们收集粮食，他们的快乐是人间少有的。你看，他们现在就忙碌了，到了丰收的时候自然他们极快乐，他们是应该快乐的，因为他们花去他们的精力——

许多同学都以为我太苦恼了，每天钻在图书馆里，不去享受一切都市的文明，没有事就到乡下来散步；可是我自己却很快乐，尤其是今天。你看我们坐在这里，眼前所看到的都是真实，池塘，房屋，树木，流云，蓝天……没有一点虚伪，我可以向你打开胸腑说话，要说什么就说出来，我们不是在社交场上守礼的君子，我知道你也不会因为我的失礼就怪罪我，你想这还不算是一件快乐的事么？

靳以笔下人生路向选择的母题，在此有了明确的答案：只有在乡村，通过辛勤的劳动，才会收获无比的快乐。而都市、社交、礼法，无不束缚人们走向真正的幸福。方亦青的性格乃至外貌，基本是以作家本人为原型塑造的，诸如“好心的情感的傻子”、“那一群人中最朴实的一个”，都是靳以在早期小说中多次重复褒扬的自我形象。就这样，在无限放大的自怜情结中，靳以尽情地编织着充满诗意的田园幻想。

进而，城乡鲜明的反差，随时都在靳以各种题材的小说中闪现。在爱情小说如《俘》中，女学生薇枝之所以能够在师生恋的危险中自拔，除了老师妻子爱的感化，主要还在于“才从乡间出来”的质朴本性未褪，“异于都市女子而有着节俭的好习惯”。爱情失意者逃离城市，隐逸于乡村的倾向亦很明显，如《结束》；还有的人物虽在城市中，却可以在接近大自然的环境如公园里寻求心灵的安顿，如《虫蚀》。涉及到抗战题材的，如《去路》写杨家全家由东北逃难到关里某市，“自从来到这个城市住，几口人都显得不十分适宜”。而城里的居民，也不欢迎这些异乡人的到来，最终除主人公外全家人都凄惨地死去。《血的故事》则写中国士兵向日本侵略者复仇的故事，当东北汉子关德明来到上海时，同样有相当的不适与反感：“这边不很冷，可是没有火，空气总显得潮腻腻的”，显然是由乡村到城市水土不服的隐喻。

民粹主义以依附于土地为显著特征，与中国传统宗法文明颇有相通之处，二者的融合，在五四时期颇为流行的新村运动中就已经很突出了：“最能显示五四一代人新村理想的民粹主义、乌托邦实质的，还是他们对于与现代都市文明对立的农业文明、乡村生活的美化与倾慕。”这种理想，“把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文明中心的现代都市，看作是罪恶的渊薮，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自身的疑惧，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恐惧症，而且包括对农业文明的美化，也就必然导致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对肯定与美化。”①对于像靳以这样受五四影响颇深的1930年代作家来说，新村理想的遗迹是很明显的。

二

靳以的田园乌托邦建构，与对都市的无尽诅咒始终相伴，还有其自身的独特原因。1930年代初，他以爱情小说开始为文坛所瞩目，这些作品以明显的激愤语调抨击着女性的背叛。也许，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一段失败的恋情，给靳以带来了锥心刺骨的痛苦记忆。②他常引人注目地把女性堕落的根源归咎于现代都市的勾引。在《沉落》中，女主人公丽嫣就是在上海走向了邪恶的道路。在《灰晕》中，则有这样的语言：“这样的人终于是死了，为现代文明的毒质麻木了她的灵魂，渐渐地到了僵死的地步。”“她的沉落，是起始于她第一步踏进了社会的圈子。”

进而言之，靳以不但对沾染了都市恶习的女性极度不满，而且对都市文明整体都深度拒斥。在《沉》中的男主人公眼里，舞场“含了重大的诱惑性”，“杂和着铜乐与肉的气息”；在与舞女跳舞的过程中，“他有时心中想着，除去仍然是穷汉子，其他已经走上‘现代’的路了。”靳以就这样不断质疑与批判着以都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城市在他眼里就是道德腐化堕落、人类隔膜倾轧的象征物。直至1945年创作的《朝会》，对跳舞这种现代都市较为普通的娱乐活动，他还持有强烈的反感，并轻易将其与人的道德品性相对接，瑞瑞对自己父亲会跳舞表示惊奇，姐夫于明泰则说：“这有什么希奇，你爸爸不过是假圣人，伪君子”，“我知道他当年在上海，在舞厅办公，现在满口仁义道德的！”

强烈的非都市化倾向，是现代文学的主潮。现代文人对上海的本能排斥，与殖民入侵密切相关：“外国影响对上海文化的渗透，激起了纯粹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反帝革命者的一片鞭挞声。”③此外，还隐现着传统文化义、利观念的冲突。伴随市民阶层的兴起，作为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上海，出现了拜金主义与追求享乐的潮流。因此，上海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物欲横流、摩登万象，进入了各类作家的批判视野。进而，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还是人心不古和阴暗污秽的象征。也正因如此，人们在这里的孤独感、漂泊感和恐惧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作为本能地厌恶自己的商人家庭出身、充满传统道德色彩、在恋爱过程中受到都市气息直接侵害的靳以来说，对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对乡村世界尽情美化，可谓水到渠成。

三

对城市过分商业化、使人异化的批判，对工业、金钱的谴责，同样是西方文学的母题之一。在早期英国小说中，人物在伦敦就“处身于一种混乱的环境之中，那儿人们的关系是短暂的，唯利是图的，并且充满奸诈”，“但亏得还有一条出路：都市化为自己提供的解毒剂——郊区，它提供了一种从拥挤的街市中的解脱。”④这样的郊区当然包括广义的乡村。此外，在对代表罪恶渊薮的城市批判中尽情地颂扬自然、本色的乡村，不乏卢梭以降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情调。罗素这样评价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作家：“浪漫主义者注意到了工业主义在一向优美的地方正产生的丑恶，注意到了那些在‘生意’里发了财的人（在他们认为）的庸俗，憎恨这种丑恶和庸俗。”⑤到乡村去寻找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的美好理想，就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创作模式。不过，尽管也有城乡对立的简化倾向，在充满诗意的描绘中，西方经典作品是不乏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入开掘的。

中国文学对于自然山水的歌咏，具有悠久的传统。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沈从文等现代京派作家笔下表现得就很突出。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与传统乡土文明具有根本的冲突，具有浓郁乌托邦色彩的新村理想很容易破灭，对田园的讴歌常常终结于情绪的发泄，靳以的小说就体现得很明显。在《陨落》中，慧玲在被罪恶的城市引诱堕落之后，因回忆起与男友在乡村平淡而悠然的美好生活，在最终远离他之前就曾如此请求：“我要你带我离开这里，我厌了都市的生活，你带我到乡间去吧，到没有人类的地方去吧。”把没有人类的地方与乡间等同，显然充满了不切实际的虚无色彩。这实际上是在重复着《没有用的人》中主人公的话语：“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什么地方没有人类？”“我厌恶人类，我恨人类！”

总之，靳以笔下对乡村的诗意向往、对理想世界的美好企盼，常被对黑暗现实的绝望感受所代替。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人性恶的论断，更侵蚀了对乡村田园生活的美好向往。在1940年代的一篇短简中，他这样提到在福建乡村所见：“他们虽是同一个省份的人，却因为不同的地区就存在了显然的不睦。他们不能站在相爱的这一面，却以为人们应该在相互的仇视中过着日子。”当这样的心态占据主导，就出现了小说《人们》中吁求洪水降临以惩治人类原罪的情节。显然，靳以心目中理想的民粹大厦是极易于坍塌的。⑥

①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171页。

② 南南：《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靳以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4页。

③ [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5页。

④ [英]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09页。

⑤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73页。

⑥ 参见拙文《从个人到众人的艰难跋涉——论靳以创作中的民粹倾向》，《名作欣赏》2009年第12期。

作 者：石健，文学博士，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本文是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靳以创作研究”（编号：2013Z07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