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失掉的好地狱》

2014-03-14田建民

长城 2014年1期

田建民

鲁迅散文诗《失掉的好地狱》，作于1925年6月16日，最初发表于1925年6月22日《语丝》周刊第32期，后收入散文诗集《野草》。作品以梦幻的笔法描写诗人在令人恐怖的地狱旁边遇到一个魔鬼，然而这魔鬼并非青面獠牙，而是看上去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他不是一般的鬼魂，他是被人类驱逐出地狱的原来的地狱的统治者。他以悲愤叹惋的口气给诗人讲述了鬼魂们怎样失掉了他统治下的“好地狱”。当初魔鬼战胜天神，收得天国，收得人间，也收得地狱。他于是亲临地狱，坐在中央，遍身发大光辉，照见一切鬼众。后来地狱慢慢废弛：剑树消却光芒；沸油的边际早不腾涌；大火聚有时不过冒些青烟，远处还萌生了曼陀罗花，花极细小，惨白可怜。于是鬼魂们在冷油温火里醒来，从魔鬼的光辉中看见地狱小花，受到蛊惑而记起人世，遂同时向着人间，发一声反狱的绝叫。“人类便应声而起，仗义执言，与魔鬼战斗。”最后魔鬼被驱逐出地狱，人类取得了地狱的统治权。当鬼魂们欢呼胜利时，人类统治地狱的使者已开始整饬地狱，用了人类的威严，叱咤一切鬼众。鬼魂们再次反抗时，却遭到人类的严厉镇压。于是人类完全主宰了地狱，制定出严刑峻法，那威凛远远超过魔鬼。于是鬼众们跌入更痛苦的深渊“一样呻吟，一样宛转，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

以上是诗人假借魔鬼之口讲的魔鬼与天神和人类争夺地狱统治权故事的主体梗概。那么这以奇异的想象描写地狱境况的散文诗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思想文化内涵呢？作品中的“地狱”“天神”“魔鬼”和“人类”各是喻指什么呢？我们还是先梳理一下以往研究者们提出的见解和观点。

先看主流的观点。以往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地狱”是指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天神”是指清朝统治者；“魔鬼”喻指的是北洋军阀统治者；“人类”则是喻指国民党新军阀。作品的主旨是揭露北洋军阀争权夺利的黑暗统治并对国民党取得政权后的蜕化变质做了预见。诸如：王瑶认为：“作者从那时自以为是‘鬼魂的解放者，而当时尚未得志的一些国民党‘英雄们的嘴脸上，已天才地预感到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担负打破地狱，解放鬼魂的使命的。”{1}李何林认为：“当时作者所在的北方军阀统治，确实是一个人间地狱，有些绅士、学者、正人、君子则在维护它，反对改革，反对不满现状，岂不是说是一座好地狱吗？但对于当时已开始和北洋军阀在争夺这地狱的统治权的国民党右派，作者也预感到将来他们的统治不会比军阀们更好。这预感是惊人的！”{2}孙玉石也认为：鲁迅“对于民元以来鬼蜮横行的军阀统治，早有深陷于废弛的地狱的感觉，看到这些国民党政客‘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又产生了将沉沦于新的黑暗地狱的预见。鲁迅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这种惊人的预见，在国民党反动派代替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之后，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3}有的研究者以这样的认识和思路，一方面推崇和称赞鲁迅的预见性和洞察力，一方面又批评鲁迅对革命前途是一种悲观的看法。如冯雪峰说：“这里说的地狱或废弛的地狱，指当时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也可以广泛地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则显然指那时还未取得政权的国民党中的人物。……作者当时就已经预感到，如果像国民党中那些‘英雄们取到了政权，那么，被压迫人民还会受到更严重的压迫，中国还要更黑暗。后来事实果然证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是超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的。这是这篇作品具有现实的战斗意义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流露着作者当时对于革命前途的一种悲观的看法。因为那类‘有雄辩和辣手的‘英雄们原是人民的压迫者，他们的‘得志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统治的继续和加强；也就是说，他们本来不是‘地狱的破坏者和‘鬼众的解放者，拿他们来代表同‘魔鬼对立的‘人类是同现实不符合的。当时真正破坏‘地狱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着革命斗争的人民群众自己。”{4}这种研究带上了强烈的时代印痕和政治色彩。其特点就是先把鲁迅“拔高”为革命者，称赞其革命的洞察力和预见性，然后再以革命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和要求鲁迅，批评他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或消极。

再看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一些有别于主流的观点或看法。加拿大籍华人学者李天明提出“天神”“魔鬼”和“人类”分别喻指汉人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和辛亥革命以后的共和政体。他说：“‘天地作蜂蜜色的时候可以喻指一个久远的过去；‘魔鬼战胜天神，掌握了主宰一切的大权的描写，我视之为明朝的完结和清朝的建立。……魔鬼的形象可以反讽地喻指清朝统治。……鬼众终于奋起造反，在人类的声援下推翻了魔鬼的统治。有别于一些论者将人类解释为国民党，我认为喻指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5}胡尹强则从婚恋的角度解读，认为：“‘魔鬼象征封建婚姻文化，是封建婚姻方式的人格化；‘地狱则象征封建婚姻文化造就的封建家庭和社会生活。”“天神”则“也许是暗示在上古时期，人的婚姻制度是相对符合人性的自然。”而“鬼魂们发出反叛的绝叫了。这是喻指受封建婚姻制度压抑的鬼魂们的意识的觉醒。人类应声而起，仗义执言，与魔鬼战斗，是喻指启蒙运动……人类整饬地狱，是喻指启蒙运动后，人类创造新的婚姻规范、新的婚姻秩序和新的婚姻道德准则……在整饬好了的地狱里，婚外恋（不管出于怎样的苦衷）依然受到道德的责难。……诗人现在恋爱了，却失掉了好地狱——没有爱情的封建婚姻生活，即冰谷，即空虚中的暗夜了。”{6}

以上我们对以往研究《失掉的好地狱》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传统的从政治角度解读的研究者还是近期从个人婚恋情感角度解读的研究者，由于都把作品的象征对象坐得太实而显得生硬或牵强。如多数主流的研究者把鲁迅说成是伟大的预言家，认为取代“魔鬼”统治地狱的“人类的使者”是指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就显得牵强而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1925年的鲁迅就‘预见了国民党政权的黑暗，这是否过高估计了鲁迅的预见能力而把他当成‘算命先生呢？”{7}有学者反证说：“1934年3月6日鲁迅先生致姚克的信说：‘上月此间禁书百四十九种，我的自选集在内。我选的作品，都是十年以前的，那时的今之当局，尚未取得政权，而作品中已有对于现在的‘反动真是奇事也。《自选集》选小说、散文、散文诗共二十二篇，《失掉的好地狱》即其一。鲁迅先生否认《自选集》有对‘今之当局的‘反动，也就否认了《失掉的好地狱》是针对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预见。”{8}而李天明主张“天神”“魔鬼”和“人类”分别喻指清朝之前、清朝和民国同样牵强。把帮助鬼众反狱造反，最终取代了“魔鬼”而对地狱进行更严酷的统治的“人类”解释为“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则尤其值得商榷。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帝制而建立民主共和制是中国社会制度民主化进程中的具有标志性和实质性的一大进步。尽管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前清权臣袁世凯窃取，但袁世凯起码表面上要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奠定的共和体制来施政，可以说，在当时，共和体制是他不可逾越的底线，逾越这条底线而复辟帝制就立即受到全国的声讨，招来灭顶之灾。此后北洋军阀各派系为争夺总统或总理的宝座而相互攻伐混战，在不到13年的时间内换了14个总统，但没有一个人敢摘掉“民国共和”的招牌。曹锟贿选总统当然是臭名昭著的丑行，但从贿选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共和体制对其的约束作用，在封建专制帝制下恐怕没有“贿选”而只有“进贡”的。可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创建的民主共和制已经深入人心。所以认为鲁迅所描写的比“魔鬼”更严酷更专制的统治“地狱”的“人类的使者”是缔造民国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这是很难令人接受的。至于胡尹强提出“天神”喻指上古时期人类的自然婚配，“魔鬼”是封建婚姻方式的人格化，而鬼魂们造反得到“人类”的响应喻指启蒙运动，人类整饬地狱喻指人类制定新的婚姻规范和道德准则。这种看法也牵强而值得商榷。按照这样的逻辑，难道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在否定启蒙，否定社会的文明规范而向往动物性的丛林规则吗？并且得出“诗人现在恋爱了，却失掉了好地狱”这样的结论也令人难以理解。

笔者认为，鲁迅创作《失掉的好地狱》是出于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反思。所谓对现实的批判，即对北洋军阀为争夺权力和地盘连年混战，闹得民不聊生的军阀统治的批判。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谈到写《野草》这些散文诗时说：“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9}这里为什么鲁迅把自己的作品称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呢？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建立起资产阶级议会制性质的民主共和国。但国家政权很快落入袁世凯等北洋军阀手中。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胁迫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从此开始了民国史上北洋政府统治的时期，直至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被国民政府所替代。在这短短的16年里换了15任总统。袁世凯执政时间最长也仅有4年多，而执政最短的周自齐仅仅做了9天国务院摄行大总统。政权的频繁更替使各路军阀注意的焦点是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以摄取总统的宝座而无暇顾及建立严密的统治秩序。尤其袁世凯初任临时大总统时期，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行政框架下，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得以保留，国会中同盟会员居多数，南方多数省的政权也掌握在同盟会手中。形成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北洋派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出现了难得的资产阶级民主氛围。一时政党林立，舆论自由，出现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党派团体和几百家报纸刊物。鲁迅把自己这时所写的散文诗称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就是指北洋军阀忙于争权夺势而放松了思想钳制，使得自己得以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情况。这里的“废弛”主要还是指文禁的减弱和思想的宽松。但另一方面，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基本上处于战乱之中，袁世凯统治时期，袁世凯为削平南方的革命势力而不断动用武力，而革命党人也不断发起“护国”讨袁的战争。袁世凯猝逝后，北洋派遂分裂为直系、皖系和奉系三大军阀阵营。而自护国战争后，各地军阀也开始成型。在各方势力的激烈角逐之下，皖系、直系和奉系相继控制北京政权。各派军阀连年混战，人们饱受兵燹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鲁迅把当时的社会比喻成“地狱”，认为“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而就现实批判的层面看，鲁迅作《失掉的好地狱》就是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及各派军阀为争得统治权而频繁地发动战争的黑暗现实的批判。作品中的“地狱”象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或当时整个黑暗的中国。而“天神”“魔鬼”和“人类”则可说笼统地喻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各派军阀，而不要一定对号入座指定是指清朝统治者、北洋军阀统治者、国民党新军阀；或汉人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和辛亥革命以后的共和政体；或古时期人类的自然婚配、封建婚姻方式的人格化和启蒙运动。这样对号入座就有点作茧自缚而难以自圆其说了。作品中描写的“魔鬼”与“天神”之战，“人类”和“魔鬼”之战，都是为争夺“地狱”的统治权，其实就是象征各派的军阀混战。

鲁迅在写《失掉的好地狱》之前一个月，写了一篇《杂语》刊登在1925年4月24日的《莽原》周刊第一期上，其中就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10}这里鲁迅说的“神”和“魔”明显都是喻指的军阀。《失掉的好地狱》中的“天神”与“魔鬼”可作如是观。至于散文诗中写的整饬地狱的“人类”，在与“魔鬼”征战时打着“仗义执言”的旗帜，而在取得“地狱”的统治权之后却比“天神”和“魔鬼”的统治更严酷、更残忍，我们可以理解为军阀们在上台之前打着各种漂亮的旗帜，喊着动听的口号，而上台之后则原形毕露，其专制与凶残比原来的军阀毫不逊色。如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上台，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把持北京政府实权。由于各派军阀为争夺权力矛盾愈演愈烈，到1917年春，“府院之争”呈现白热化，黎元洪以总统的身份解散国会，免去段祺瑞的职务。段立即煽动各省督军独立并准备在天津另组政府。黎元洪邀请张勋率辫子军北上“调停”，张勋却抬出溥仪演了12天的复辟闹剧。段祺瑞则打着“再造共和”的旗帜，打败张勋，重新把持中央政权。他废除《临时约法》，以对外参战为名，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借款编练参战军扩充实力。孙中山南下广州发起护法运动。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人则借机扩充势力，段祺瑞则企图武力统一全国，派兵进行讨伐。直系军阀则打着“停战”和“爱国”的旗帜，联合奉系军阀打败皖系军阀而取得北京政府的统治权。打着反对皖系武力统一的旗号上台的直系上台后，马上以中央政权的名义实行武力统一政策。于是奉系军阀又联合各实力派打着“民主”“自治”“联省自治”等种种旗号与之对抗。通过两次大规模的战争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而控制了北京政权。所以散文诗中与“天神”和“魔鬼”并称的“人类”也是喻指的争权夺利的军阀。虽然袁世凯死后，先后主政北京政权的分别是皖系、直系和奉系三派军阀，而鲁迅在散文诗中则用了“天神”“魔鬼”和“人类”三种“符号”来喻指各派军阀混战，但是，并不一定要一一对号入座，鲁迅的用意是表明这些军阀实质上都是一丘之貉，谁上台都改变不了奴役人民的本性。

以上从现实批判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和解读，下面我们再从历史反思的角度来分析散文诗的思想文化内涵。鲁迅作为一个最彻底的反封建道德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他从中国以往的专制等级制度和奴隶道德文化的实质出发，把整个中国的历史都看成是奴隶的时代。不同的只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而已。在写《失掉的好地狱》一个多月前所写的杂文《灯下漫笔》中，鲁迅对这一思想有相当深刻的阐述。他认为，中国人在奴隶道德和专制暴力的统治下，“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11}这种“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鲁迅认为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两种奴隶时代的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鲁迅决不是主张停滞不变的历史循环论，而恰恰相反，鲁迅是以启蒙思想先驱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揭破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体制和奴隶道德文化的实质，让人们认识这种专制体制和奴隶道德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深的文化根基。这是鲁迅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得出的最具启示性的思想和认识。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鲁迅把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看成换汤不换药，因为奴役人民的专制体制和文化根基都是一成不变的。变的只不过是“天神”“魔鬼”“人类”等不同的“名号”或“旗帜”。鲁迅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寇盗和奴才式的造反而没有有理想的革新和破坏。他说：“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12}所以鲁迅总把官军称为“坐寇”，把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称为“流寇”“强盗”或“内寇”，而把外族侵略军称为“外寇”。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这些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为争权夺利而屠杀、奴役人民的祸首。只不过胜者为王败者寇罢了。他说：“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13}鲁迅这是从奴隶道德文化的本质上来深挖封建专制体制的根源。他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奴隶做了主人，是绝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14}这就是鲁迅对历史的反思所做出的精辟的结论。而散文诗《失掉的好地狱》就是用文学的形象化的方式来表现了鲁迅对历史的改朝换代的本质的认识与思考。他以这种历史反思的视角来谈明末清初的动乱与更迭时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15}这里鲁迅把对当时北洋军阀的混战与对整个历史的反思结合在一起。虽然鲁迅这里认为明末统治者、李自成、张献忠和满清统治者镇压人民一个比一个更残酷，但我们也不必把他们与散文诗中的“天神”“魔鬼”“人类”一一对号入座。而应从宏观上把将其理解为是诗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反思的形象化的表达。因为在以往的封建专制体制统治和奴隶道德文化的规范下，不管什么朝代人们都过着地狱般的奴隶生活，无论谁坐上皇帝的宝座都会整饬原来的“废弛的地狱”，即加强统治的国家机器，使“油一样沸；刀一样铦；火一样热”。而“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即人民都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人类的成功，是鬼魂的不幸……”即每次改朝换代都是一个新的统治者的成功，而却是人民的不幸。每一个统治者失败后都会感叹自己“失掉了的好地狱”。

以上我们从现实批判和历史反思的角度对《失掉的好地狱》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当然，作为成功的文学作品的形象是远远大于思想的，《失掉的好地狱》带给人们的启示和联想是非常丰富的。假如从更为概括和抽象的哲学层面来理解，作品所描写的“天神”统治时的“天地作蜂蜜色的时候”，让人联想到人类最初没有自我意识和欲望的蒙昧的“伊甸园”时期；而用他的“光辉”唤醒“鬼众”战胜天神的“魔鬼”，则犹如引诱人类偷吃禁果的“撒旦”，让人联想到鼓动“人”的觉醒的启蒙者；“人类”统治的制度严明则可让人联想到科学理性的工业化时代对人性自身的异化等等。但作品最直接而明显的意蕴无疑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反思。即批判当时的军阀混战，指出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实质是两种“奴隶时代”的循环，而专制体制和奴隶道德则是滋养这种“奴隶时代”的深层的文化根基。

注释：

{1}王瑶：《论？骉野草？骍》，《王瑶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2}李何林：《鲁迅？骉野草？骍注释》，见《李何林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3}孙玉石：《？骉野草？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

{4}冯雪峰：《论〈野草〉》，见《冯雪峰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5}李天明：《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骉野草？骍探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

{6}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骉野草？骍世纪之谜》，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11页。

{7}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

{8}闵抗生：《地狱边沿的小花——鲁迅散文诗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127页。

{9}{14}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第301—302页。

{10}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11}{12}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213页、第194页。